直击中国教育底线-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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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是台打气机”，张志立老师用亲身经历总结出的这句话，说出了所有弱者的心声。试想，如果每一个教师都能尊重自己所有的学生，每一个权力机关和领导者都能尊重所有的教师，那么，即便他们在物质上仍旧不能与强者同步，但在精神上完全可以与强者并肩，而后者才是他们最渴望的。事实上，如果弱者真正被尊重了，弱者又怎能成为弱者！江西省的龚剑老师就说：“当我们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学生，对学生的言行点点滴滴都是爱时，校园中还会有弱者吗？”对教师中的弱者，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除了在精神上给弱者以尊重外，我们还应为弱者做些什么呢？河南省社旗县的张运涛老师这样说：“教师是一个让人撑不着也饿不死的职业，但在广大农村，部分老师过的日子，说得寒碜点，还不如在家收拾两亩地。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为农村教师考虑考虑，实施些诸如医疗保险、低息贷款等措施，使更多的农村教师不至于生活得太苦。也许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当然，农村教师的工资能及时足额发放，才是我们真正的企盼。”
郑州市的王进喜老师则在信中说：“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救助了千千万万的失学儿童，助学贷款和特困生补助又使很多青年圆了大学梦。这都是政府和有关机构在有组织地救助弱者，对于就在自己身边的弱者，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说到这里，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我家里特别穷，小学五年全是免费上的，直到今天，我还忘不了家乡母校对我的恩情，尤其是我的班主任，为给我免除书杂费，不知给学校领导吵了多少次架。可以说，没有她的关爱，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此，工作后一遇到捐款的事，我就会毫不犹豫地伸出友爱之手；对于自己班上的贫困生和有残疾的学生，我总是尽心尽力呵护他们。我经常想，如果机会成熟，我打算去贫困山区支教几年，因为我相信：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当弱者走出生活的低谷，成为相对的强者时，如果在他最艰难时，社会给了他爱，那么，即便是出于报恩的心理，他也会努力回报社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老传统，将使这种爱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反，如果在他最艰难时，社会给他的只有怨与恨，那么，一旦他成为强者，他所能回报社会的也只能是同样的东西。
尊重是台打气机，它使弱者幸福，使人间充满了爱。但愿我们的社会能给弱者以更多的尊重和爱，使他们在文明的天空下，像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一样，都能享受阳光的温暖！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我们对弱者所能做的非常简单，这正如伊川县的张月荣老师在信中说的：“对弱者来说，一个关切的问候，一句暖心的话，就会使他们泪流满面，心荡春风了。”
第3章 呐喊1 何以立足——微薄校产在风雨中漂泊（1）
学校大门两侧的门面房已被卖掉，后院及伙房附近也已被村民倾倒了约450立方米的各类垃圾。垃圾对伙房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高度也已超过了学校围墙及伙房墙体的一半，腐臭的气息令人几欲掩口。守着这些粪堆般的垃圾，宜阳县三乡二中的数百名学生是怎样吃完那一天三顿饭的？在倾倒垃圾的村民中，不少人就是他们的亲戚、邻居，或者干脆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人。
2002年1月中旬，河南省宜阳县三乡二中校长王红顺给我打来电话说，在宜阳县的大部分乡镇，由于中小学校用地没有明确的地界划分标准，致使学校周围的村民经常争占学校用地，不断与学校发生矛盾，既影响了学校的正常工作，也使其周边环境受到破坏。王校长希望我能前往采访，以帮助他们推动矛盾的解决，因为这些层出不穷的矛盾使他常年头疼不已，却又无可奈何。从王校长急促而略带悲凉的话音中，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1月28日，正是春节忙乱的时候，我挤上早已超员的公共汽车，从郑州市出发，匆匆赶往该乡。经过实地调查和深入采访，我发现，除王校长在电话中反映的学校用地问题外，还存在有学校资产的管理、使用与处置的权利划分，以及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统筹和有效利用等其他问题，并且如果某一问题处置不当，就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以致经常性地影响学校的各项正常工作。
宜阳很穷，三乡更苦。在从宜阳到三乡的路上，透过出租车窗，我清楚地看见路两边的土岗上排列着不少破烂的窑洞，窑洞前的枯树上挂着一串串的老玉米和红辣椒。在我的印象中，窑洞应该是黄土高原上的特色民居，真没想到六朝古都的洛阳地区也有如此景观。开车的师傅说，三乡属丘陵地带，经济收入全靠农业，由于排灌系统不健全，当地农民还只能望天收。隐隐地，我感觉，“土地爷”的势力在这里应该很大。
1月28日下午2时左右，我终于站到了三乡二中的校门前。这所农村初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校园周边环境脏、乱、差。在校门两侧，一字排开着数十间大大小小的门面房，它们有的是砖混结构的平房，但更多的是用木板、石棉瓦、土坯草草搭就的简易房。在这些房子的门里门外，摆着落满尘土的小商品，坐着织毛线衣的女人，卧着晒太阳的黄狗。但走进校园后就感觉清爽多了，虽然周围依然飞扬着随风而起的尘土。
大约又等了半个多小时，王红顺才从家里匆匆赶来。一提起学校用地，这位将近40岁的乡村中学校长马上情绪激动。他告诉我，在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之前，仅三乡就办有六七所初中，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如果某所初中所在地的某届村委重视教育了，这届村委的领导就会说，哪片哪片地归学校用了；而假如这届村委不干了，又换了一届村委，那么，出于种种原因，如划分宅基地等，就可能会说，学校用不了这么多地，然后再把上届村委划给学校的地收回去。这种随意性很大的学校用地分配办法，使学校基本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拥有多少可供长期使用的土地。慢慢地，这种后遗症就影响到了布局调整之后。
拿三乡来说，布局调整后保留了三所初中，但这三所初中都是在原有的学校基础上调整出来的，所以，原来学校用地的矛盾是什么样子，现在基本上还是什么样子。王红顺说：“作为校长，我虽然也对本校的用地情况作过调查，但却无法得出结论，因为学校用地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界限都没明确规定。这样，不管是学校所在地的村委卖掉学校大门两侧的门面房，还是周围的村民往学校里倾倒垃圾，我都没办法。”说这些话时，王红顺的眼里隐约地闪着泪花，而声音也略显哽咽。
在三乡二中，我看到，学校大门两侧的门面房已被卖掉，而学校的后院及伙房附近也已被周围的村民倾倒了约450立方米的各类垃圾。这些垃圾几乎对伙房形成了半包围的阵势，其高度也已经超过了学校围墙及伙房墙体的一半，其腐臭的气息令人几欲掩口。我实在无法想像，守着这些粪堆般的垃圾，二中的数百名学生是怎样吃完那一天三顿饭的，他们的身体健康又将如何得到保障；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倾倒那些垃圾的村民中，不少人就是他们的亲戚、邻居，或者干脆就是他们自己的家人。
随后，我与王校长一起，准备到三乡三中采访，因为三中的问题比二中更为严重。
刚一开始，王校长还有些犹豫。他说：“咱们最好跟乡里说一下，看让不让采访三中，要不，领导怪罪下来，我受不了。”这样，我就又和王校长一起，转道来到了三乡教办室。一听说是我采访，教办室的负责人马上紧张起来，张口就问：“你要采访什么？为什么要采访？上边知道吗？”然后，回过头来就又对王校长厉声说：“谁让你打电话说这些事了？出了事你负担得起吗？你呀你……”这一通连珠炮似的话，不但让我颇不耐烦，更令王校长一下子面显尴尬，随即便坐立不安起来。一阵不冷不热的交谈之后，这位负责人满面怒气地对王校长说：“采不采访三中，我说了不算，还是找乡长决定吧！”说着，就起身要走。
我看了看王校长，王校长看了看我，最后，他咬咬牙，表现出很决绝的样子，说：“去就去吧！”就这样，我们再次转道三乡乡政府。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样子，教办室的负责人才找到了一位副乡长。听了我的来意，这位副乡长倒没说什么，但同样表现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没有哪个地方愿意自曝“家丑”。就这样，一路七拐四转，眼看着就要天黑了。最后，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这位副乡长只好同意我前往三中采访，但同时她安排王校长，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乱说。
当出租车开出乡政府大院，前往三中时，在路边一个简陋的亭子里，我看到了一块略显破损的石碑。据王校长介绍，那是唐代诗人李贺的纪念碑，因为三乡是李贺的故里。一代诗人一NFDA3土，千年以降，不知号称“诗鬼”的李贺，面对今天的子孙们读书的苦境，是否会想起自己因父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的故事。
到三中时，天差不多已经黑了。说实在的，如果不是王校长领着，我还真不知该从哪里进学校，因为进出学校的路被前面及两侧的几间房子堵得只剩一个不足两米宽的胡同，还要折一个约4米长的弯道才能走进学校，且校门与其中几间房子后墙的距离也只有不足两米。这几间房子有的是开小饭馆，有的是开美容美发厅，且都破烂不堪。
三中的聂校长告诉我，这几间房子分别属于三户家庭，房子堵住校门的问题从1996年就开始了。当时，校门在另外一个地方，但由于那个地方修公路，占用了学校的土地，且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安全，才决定改换到这里。问题发生后，乡政府、当地村委、学校都曾出面与这三户家庭协商，希望用土地换土地的方式，让他们把房子平移到马路对面去，虽然他们原则上也表示同意，却提出要近万元（三家合计）补偿费。乡政府原也曾有拨款的想法，但后来不知何故不了了之，又因为布局调整后三中的性质变成了乡中学，所以，当地村委也不好出钱，至于学校，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这样，校门只好年复一年地被堵着，而聂校长的心自然也年复一年地悬着。
事实上，三中校门被堵正是由于土地使用权限模糊造成的，因为不管是学校、当地村委还是这三户家庭，谁都拿不出确切的证据说明学校门口的土地使用权归属自己，这就使扯皮的矛盾在所难免。在王红顺曾担任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