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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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这一差异是否反映了李锐汉语观的矛盾之处。前面说过，这几年来，李锐一直对“书面语”写作问题有所思考，表达过“反抗”书面语的意见。李锐的“反抗”主要指向书面语的等级化及书面语的话语权，另外一方面是在语言与文字之间他强调了语言的作用，肯定了民间口语的意义｛19｝ 。李锐自己谈到《无风之树》的写作意义时说：“我觉得《无风之树》对我来讲是一个整体的超越。有人认为我的叙述有障碍。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个丰富，我这样试验、这样去写恰恰是一种丰富，是我对书面语的一种反抗，就是对被分成等级化的书面语的反抗。我用直接的口语，实质上并非当地农民的真正的口语，这是我创作的口语，我真要用当地的农民的口语写小说谁都看不懂。因为那里很多方言任何人都看不懂的，《新华字典》里没有那些字，也没有那些词。”需要注意的是，李锐特别说明“这是我创作的口语”，这就意味着，李锐在创作中并未放弃知识分子身份，他并不想只做一个农民口语的倾听者和传诵者。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它涉及一个作家是否有“主体性”的问题。李锐在谈自己和赵树理等人的区别时，实际上说的也是同一层意思｛20｝ 。
但是，我们是否由此可以认为李锐重语言而轻文字呢？李锐自己的表述似乎给人这一印象。他说：“说到文学说到小说，不管怎样变化，作家们到头来都还得用语言文字为最基本的表达手段，其实也是唯一的表达手段。语言文字这四个字，有两层意思，两个范围。语言是第一个意思，是大范围。文字是第二个意思，是小范围。人类有文字的历史不过三五千年，而人类有语言的历史不止千年。如果把表达欢乐的笑声，表达痛苦的哭声，互相应答的呼唤也算在内的话，可以说语言的历史和人类的进化史是同始同终的。人类最伟大的也是最早的文学作品———史诗，就是以语言的方式，口头传唱的。所以我说，真正的作家天生喜欢语言讨厌文字。”“语言是人认知世界和表达内心的界碑。”李锐的这段话，侧重于语言与文字发生的历史，似乎不宜看作他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完整认识，他接着这段话又说，“一种没有语言来做根的文字是不会有生命力的，一种没有人说的语言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此可以看出他表达的侧重点。因此，我觉得，在讨论李锐，包括莫言等人的晚近创作时，不必从学理上过多地追问他们对现代汉语的认识。
在我看来，李锐在突出口语的叙述和相关的叙述方式时，他是把整个创作纳入到建立当代汉语写作的主体性之中的，为了建立他所期待的语言主体性，他必须反抗书面语对口语的重压，必须反抗政治对语言的重压，必须发现和张扬被文字遮蔽了的声音以及发声者的生命世界。所有这些，又是和他质疑“历史进程”发现“历史”之外的真实人生这一历史观相一致的。在特定的意义上，语言就是历史本身。不同的历史有着不同的叙述方式，而叙述方式的不同又呈现出历史的差异。当李锐试图对“历史进程”做出清算时，他就必须经由“文人”的“书面语”进入“书面语”构成的“历史”之中。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旧址》与《银城故事》所使用的叙述语言，当李锐在《旧址》和《银城故事》中对“历史”进行了新的诠释时，书面语的等级和权力也就瓦解了。但这不意味着口语可以代替书面语，或者书面语能够终结口语；选择不同的叙述语言，只是选择一种新的写作可能，选择一种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来说，他接近文学本体的途径只能是“殊途”而不应当是“一途”。
显然，用相同的叙述语言和叙述方式是不能进入“历史”之外的人生，因为，《无风之树》《万里无云》所展示的生命世界与“历史”无关，又常常是书面语所遮蔽之处。当李锐要敞开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生命时，他选择了让人物自己说话的方式，而且是口语倾诉的方式。
《无风之树》源于《厚土》之《送葬》，《万里无云》轮廓也初现于《北京有个金太阳》。但是，当李锐用另外一种叙述方式来重新叙述人和事时，却构造了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段历史和另外一种文本，叙述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近年来我们常使用的一个词是“语境”，诸如“历史语境”、“文化语境”、“现实语境”等，一种叙述语言便形成一种语境，而这一语境会在多大程度上让我们体会到人的真实处境，可以说是判断一部小说是否成功的因素之一。李锐在对人物对话的创造性模拟中，深刻地还原了矮人坪民众的生命处境。追问“文化大革命”的小说在“新时期”不乏优秀之作，但是，《无风之树》第一次用底层民众的语言讲述了一种民间的“文化大革命”，讲述了“现代性”在日常生活中极端化和变异的故事。苦根的阶级意识和革命实践，不纯粹是个“启蒙理性”的问题，它是社会主义现代性遭遇的一个部分。拐老五的死，不必赋予它太多理性的意义，也不必让他沉重地担负用生命反抗革命乌托邦的角色，我觉得他只是死于一种道德的自觉（因为有了拐老五的死，男人们与暖玉的关系才成了“乌托邦”）。换言之，苦根式的革命乌托邦究竟从来有没有与民众发生过关系，不能不成为我们的疑问。这个疑问，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实践带来新的思考。《无风之树》这一重要意义，我觉得长期被忽略了。
在谈到《万里无云》与《无风之树》的成就时，王德威认为，“《万里无云》的成绩不能超过《无风之树》”，“在叙述形式方面，李锐延续了他在《无风之树》所使用的第一人称独白，让多位角色接力道出心事，并由此铺展成一各说各话、众声交杂的语意网络。如前讨论，这一形式的优点是凸现大小人物的主体性。然而重复运用，也容易暴露作者刻意求工的痕迹，反而显得造作。我同意李锐在篇末的呼吁：‘叙述就是一切’，但却以为生动的叙述不仅止于对人物话语的模拟”。不必否认，《万里无云》带有《无风之树》的“惯性”，但是，它绝不是《无风之树》的“副本”。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对人物话语的模拟”，就会误读《万里无云》并疏忽它的独特价值。
在《万里无云》中，以一个女人为中心的叙述视角被打破，尽管，也有像荷花这样重要的女主角，但是，叙述者叙述的“原动力”不再止于性别的冲突和性别关系中的阶级意义，两性关系中的多重性有了更充分表现，因而小说的结构也不像《无风之树》那样单纯，这是《万里无云》比之《无风之树》更为深刻复杂的一面，而且也避免了让女人成为小说“道具”的嫌疑。这样一个变化，铺展了一个较为斑斓的人生世界和社会生活场景。与此相关，张仲银的“舞台”也深广多了。我们应该注意到，《万里无云》在时间的叙述上一直延伸到“新时期”，小说对“文化大革命”的追问是在现实的背景中展开的；和苦根不同，张仲银给自己的定位是“教师”，他既比邢燕子和那个外国人，又比已经成了“石头”的张师中。个中李锐藏有深意，他不仅反思了王德威所说的“教育”问题，而且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追问中，拷问了知识分子与整个现代文明的关系。与其他叙述者不同，张仲银独白中反复引用的是毛主席诗词，这自然有反讽的成分；但是，和一些先锋作家的反讽不同，李锐在以口语为主的话语系统中撕开了一条缝隙，不仅还原了一种历史语境，一种用特定的语言来思维的方式，而且揭示了一种语言曾如何塑造人与历史的真相。在我们通常读到的作品中，“毛文体”给人带来的大多是“创伤记忆”，而张仲银即使在80年代，他仍然可以从毛主席诗词中获得信仰的力量，获得审美的愉悦。尽管这并不能反过来证明什么，然而，当李锐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时，我们不能不进一步追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究竟有多深？
我在开题时就说过，李锐对当代汉语写作中的思想问题一直持有自己的思考，而且始终怀着积极的姿态敏锐、直率地回应现实中的思想文化问题。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思想文化语境中，李锐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角色日渐鲜明。他对当代汉语写作的思考，从来不是单一地关注一个个纯粹的语言问题，缠绕他的始终是让他难以释怀的“中国问题”———这是他不停地追问汉语写作的厚土。
（《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注释：
①和李锐持相同的看法，我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一批作家的说法，正像李锐说的，这个问题本身有一种逻辑的偷换。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这场民族灾难给李锐以怎样的影响。
②李锐：《插队三题》，《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③李锐说，这是“永无可解的开始或结局”，“建立了一个神话，建立了一种理想，在我们获得喜悦的同时也获得了对于自己的欺骗和遮蔽。打破一个神话，打破一种理想，在我们获得解放的同时我们也无可逃避地被锁进孤独的囚室。我想如果有命运可言的话，那这或许就是做一个‘人’的永无可解的开始或结局”。见《神话破灭之后的获得与悲哀》，《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④李锐曾经申明：“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也不希望非得站成一排齐声朗诵，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主义才有发言权的话，我宁愿选择怀疑主义。”见《我的选择》，《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⑤李锐在和笔者的对话中说：“我的感觉，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和中国的现状就很像，还在一个摸索的过程之中，而且是在一个很混乱的摸索过程之中，这种混乱的状态本身也导致了许多人的思想互相之间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互补。我觉得这种内耗也说明很多人没有渐渐地把中国想透彻，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对中国面临的历史问题没有想透彻。比方说左翼知识分子或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争，我的看法是，无论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点还是自由主义的那些观点，都不能直接拿到中国来，都不完全切合中国，根本都不是。你按照任何一个理论的理想模式来讲中国，那都不对，都不是那样的，都不那么简单。”
⑥李锐自己这样叙述过：“我是在吕梁山的崇山峻岭中开始一个人面对命运的。我曾无数次地走进那些深沟险径，无数次地爬上那些荒山秃顶，看着它们起伏蜿蜒，看着它们千曲百折，看着它们在沉寂无语中讲述地老天荒的由来。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它们正和我的孤独一起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之中，并不知道它们正在成为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给予我的安慰和启蒙让我终生受益。它们让我魂牵梦萦朝思暮想。”见《生命的歌哭》，《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⑦在我看来，因为有了“吕梁山”李锐才有了叙述“本土中国”的可能。当年吴方评《厚土》时就曾敏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