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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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在我看来，因为有了“吕梁山”李锐才有了叙述“本土中国”的可能。当年吴方评《厚土》时就曾敏锐地把李锐的写作和费孝通先生研究“乡土中国”联系在一起。
⑧李锐：《一种自觉》，《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⑨吴方：《追摹本色赋到沧桑》，参见林建法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⑩李锐：《生命的补偿》，《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1｝李锐：《另一种纪念碑》，《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李锐在《艰难的理想和理想的艰难》中曾经说道，“当明白了固定的、单一的、结局的理想并不存在的时候，对历史的怀疑，对社会现状的分析和批判，对人的本质的不断追问，就成为人的自我确认的最后途径。能够怀疑，坚持追问，就成了人之为人的最后界线”。见《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2｝《银城故事•；访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13｝｛19｝参见李锐与笔者的对话《本土中国与当代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14｝李锐：《自己的歌哭》，《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5｝李锐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我对现代汉语的理解》中说：“正是这表面上被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汉语，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规定了我们的行为，左右了我们的历史，限制了我们的书写和言说，到头来却不过是只能如此的书写和言说。我们对于现代汉语的麻木和忽略可谓久矣！我们几乎是从‘创造’它的那一天开始，就开始了对现代汉语的不自觉的历史。近两年来我所一再强调的‘语言的自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现代汉语是现代中国人全部的表达和记录，也因此而可视为现代中国历史的全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语言的自觉，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一切议题都是空谈。”见《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6｝李锐：《我们的可能》，《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7｝李锐：《我对现代汉语的理解》，《谁的人类》，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18｝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是个复杂的问题。郜元宝在《音本位与字本位》中曾作过梳理，并对莫言、贾平凹、李锐等“让人物自己说话”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参见《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20｝李锐谈道：“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对于民间文化，他们有他们的贡献，他们让他们的创作和视线放到了底层，并且使用民间的语言，这是他们的贡献，这不可否认。但是他们更多的是被动地使用，被动地使自己的叙述语言像农民的方言，而作为一个作家在语言主体上他们没有创造性。他们更多的是‘为政治服务’才那样去写的。我不想为政治服务，不想为任何政治服务。我觉得我写《无风之树》的时候，我只是使用了一种口语方式，也使用了一些方言，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别人都没有用过的语言，当地的方言也不是这样的，别的作家也没写过，以前的小说也不是这样的，我只是用了一种我所创造的口语。这就好像我原来是在海边上拾贝壳的，《厚土》是这样的，很凝练，很注意，很用力，拾起来一个一个的贝壳。而《无风之树》是我干脆直接跳进大海，我跳进口语的大海，我在那个口语的海洋里所获得的那种自由，所获得的那种丰富性，是我在海边上拾贝壳根本达不到的，我觉得很多评论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见《本土中国与当代汉语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批评的操练》第三辑小海的诗学
现代人似乎已经不喜欢用“背井离乡”这个词，“流亡”、“逃难”、“逃亡”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但是，对于小海和我这一代人来说，我们确是背井离乡的一代。今天我们寄居江南，正如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当年在农闲时到江南耕种一样，或者如我们的左邻右舍到安徽落户一样。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有了“文化”，“文化”成为我们“背井离乡”的“行囊”，成为我们有可能自由飞翔的“翅膀”。当有这么一天打开行囊时，收拾出了称为“诗”的东西，而那两只翅膀总在诗的天空中犹豫彷徨。我不知道诗人小海和我们这一代人能飞多远。
这些年来，那个在诗坛上早熟的小海，放弃了他业已操练得自如的话语，甚至也和“他们”若即若离。“记得国内诗坛80年代可谓旗帜翻飞，如他们、莽汉、知识分子写作等等，其实留下来的仅是其中个别优秀的诗人，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一开始就确立流派意识，我心里还是有点疑问，总感到不太大气，应该抛弃这个意识，也许最后的努力能成就这个意识。”小海的坦率让我惊讶，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许多诗人其实是很狡猾的。在我和小海有限的接触中，我知道他是个能够发现狡猾的诗人，但他常常宽容别人的狡猾，他能够做到的就是不被别人的狡猾利用。这就是小海在日常生活中的隐忍、质朴与机智。当这些素质表现得平淡无奇时，不少人把小海视为一个软弱的诗人。正如小海恐惧自身的盲目一样，许多人在打量小海时是“盲目”的。在重新读了他这些年写的诗以后，我相信他真的是那样：“独自一人/在明亮的天光下干活/难道不比一群人更强/他不伤害任何一种想法/他除去部分植物（据说有毒）/而另一些被普遍接受”。当然，只有在黑夜才有天光：“在我劳动的地方/我对每棵庄稼、每棵草/都斤斤计较/它们看见我/在自己的田园里/劳动，直到天黑/太阳甚至招呼也不打/黑暗把它们吓坏了/但我，在这黑暗中还能辨清东西/因为在我的田园/我习惯天黑后/再坚持一会儿，然后沿着看不见的小径/回家”。他把他的恐怖，也把他的孤独永远留在黑暗的界限内。
90年代以来，小海有了一系列关于“海安”的诗歌，“村庄”与“北凌河”、“串场河”，成为小海诗歌的主题原型，这就有了“小海与海安”的话题，而小海的诗学都与此相关。在通常的评论中，论者喜欢并列地说小海诗中的村庄、河流与平原，但是如果不太拘泥于这些语词的差异，而更多地在诗与生命的本源上来讨论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三者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村庄在平原之上，河流绕过村庄穿过平原。现在的问题是，村庄是否就是小海的归宿？如果是归宿，他当年的离乡与今天的还乡有什么差别？如果不是归宿，村庄之于小海的意义在哪里？
其实，我们常常误解诗人，犹如我们常常误解村庄和河流。是的，小海说过，“我是田园之子/这是我梦想的日子/我生来注定美满入梦”；小海还说过，“而我是不愿意成为女人之身的女人/将在村庄上度过虚幻的一生”。如果我们把这些看成是小海的精神景象，那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不是小海关于村庄的记忆，而是小海关于村庄的想象。我觉得，指出这一点是必要的，如果不能区分出“在乡”的小海和“还乡”的小海，我们也就不能发现小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虚构了“村庄”，这里的“区分”和“发现”当然是比较模糊的。在同一首诗中，“回家”的“我”“留下那片土地/黑暗中显得惨白/那是贫瘠造成的后果/他要照耀我的生命/最终让我什么都看不见/陌生得成为它/饥饿的果腹品”；但接下来诗人又说：“我的心思已不在这块土地上了/‘也许会有新的变化’/我怀着绝望的期冀/任由那最后的夜潮/拍打我的田园”。
小海和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带着“创伤”离开村庄的。小海在诗中告诉我们：“没有人解雇，我自动离开了海安的土地/古老、失神的村庄/水面上轻烟摇动/和平的生活，没有悲伤”。预言般的土地有一个预言：“我要重新生活，享有黄金”。所谓“伤害”，这不仅是指村庄的贫困与愚昧，对一个村庄之子来说，当他对“村庄”之外的世界浑然无知时，当他对“北凌河”究竟带自己走多远存有疑问时，“村庄”对他是一种“囚禁”。村庄不是我们的童话，童话在村庄之外，如果村庄一开始就是我们的童话，那就没有当年的“背井离乡”，我们应当看到，昔日的离乡与今天的还乡，其实都是在寻找“金矿”。小海的《萤火虫》并不太为人注意，但在我看来，在诗中让萤火虫重新发光，正是诗人最初渴望自由并挣脱村庄囚禁这一记忆的复苏：“萤火虫/撒满了河面/纵横、壮观/像打开了桎梏的囚犯/找到了身体的语言/也像令我们心醉的母爱/一闪、一灭、一灭、一闪/电击着我们濒死的心脏/远离了故乡冰凉的水井/就像口对口的方言/准备熄灭”。有了“萤火虫”这个亮点，诗人才在后来的返乡之途中，洞察了那个村庄真实的面目：“那被损害和凌辱的美/腐败和怜悯的美/惊慌一生缄默的美/永远朝着低处流通河流的美/困难的芬芳抵达自性圆满的全体人类的美”（《恒久之约》）。对一个未走出村庄的人而言，他的感觉是“损害”、“凌辱”、“腐败”和“怜悯”。只有在走出村庄之后，他才能重新发现“美”，他才能高屋建瓴地说“困难的芬芳抵达自性圆满的全体人类的美”。这也是一种“置换”。“损害”、“凌辱”、“腐败”和“怜悯”曾经“电击”过诗人的灵魂，因为有了这样的“创伤”，才有了诗人的“背井离乡”。只有在那个村庄疼痛过的人，才知道村庄对自己的抚慰。一个人的乡愁孕育在诗人心灵深处最初的疼痛中，而成长则在此后漫游迁徙的岁月。有这么一天，小海听到了“北凌河”对漫游者的训谕：“你们不过是这里的外乡人/在他乡流连忘返/最终你们都要回去，回故乡去……”这就是“神”的召唤。我想，这对小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诗歌中则是抹去了时空界限的瞬间，小海就在这个过程中成熟了，他能够捕捉到那个瞬间，因此能够在诗歌中写下永恒。
重返村庄已经有条条大路。我想起小海的《边缘》之一：“一条路穿过村庄/返回。黎明前/熟睡的阴影/把大地焐热//醉酒的村长趴在地上/寻找回家的道路”。小海的路在哪里？小海摆脱了“流浪与回归”、“母与子”式的感情模式，感恩、忏悔、赞美、拥抱、亲吻等方式没有出现在小海的诗中，他没有对“村庄”作任何的“修辞”，他试图回到“村庄”的本原，并因此获得了“心灵的圆满和宁静”。这对小海来说是一次超越，甚至摆脱了艾青的方式。我觉得诗歌的大气于此可见一斑。小海重新用诗性的方式叙述了村庄的故事，表达了对村庄的爱。不变的是村庄，变化的是诗歌。也许，永恒不在诗中，永恒在“村庄”。村庄、河流、平原或者炊烟、鱼儿、麦田并非因为诗人的歌唱而存在（这就是“本原”），它们也不是医治“乡土病”的处方，只有那些没有在村庄真正生活过的人才会如是看待。小海在《北凌河》中写道：“河流也会在我身边停下来/因为我是他们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