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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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把个性主张和爱人的主张融为一种思想主张，从而削弱了二者彼此的尖锐性，他同时把握着这两个极端的、似乎难于并存并容的思想形式，同时介绍着外国的尼采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这两种尖锐对立的思想学说，同时宣扬着大憎和大爱。在《狂人日记》等作品中他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反封建思想的“孤立的个人”一边，而在《祝福》等作品中又把最深厚的同情赋予了受苦受难的下层劳动群众，这实际上是把反封建思想斗争中的最坚定的思想立场（觉醒知识分子的“孤立的个人”的立场）同最广大的人民的社会立场结合了起来，并且保持着二者的最大鲜明性。这种同时把握两个极端的结合形式，与周作人的合理的人性的主张也有所不同，周作人企图在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二者之间找到一种合力，各去其极而调和之，从而在这种调和中重新回到了封建儒学的“中庸”思想上去。鲁迅不是将其调和，而是使其并存并立，择其能用者而用之，当爱者爱，当憎者憎，爱则爱得深，憎则憎得狠，从而与封建传统的“中庸”道德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鲁迅前期思想是中国反对封建思想革命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是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意识发展的最完整、最集中的体现，他以这种思想意识感受中国当时的社会思想意识以及由此制约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为这种具体而强烈的感受找到了十分完美的艺术表现方式，从而使《呐喊》和《彷徨》有可能成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最深刻、最完整、最清晰的一面镜子。这并非说鲁迅前期思想没有局限性，这个本质上属于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思想系统，像任何一个独立的思想系统一样，有它自己特定的适用范围，以此观察和分析中国近现代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具体战略和策略，必然有其难以完全适应的一面。鲁迅的思想需要发展，他此后也实现了这种发展，但对于表现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鲁迅前期思想却已经具有足够强大的热能。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呐喊》《彷徨》综论（5）
四
创作方法，实际是作家面对不同的社会对象所采用的特定的对话方式。鲁迅当时所致力的是客观的、实际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的改造。在这时，他要与两种社会对象发生思想感情上的直接对话。一方面，他要与有志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思想改造的觉醒知识分子发生对话，使他们意识到整个中国社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具体的社会思想现实是他们起步的基础；另一方面，他要与沉沦在封建传统思想和传统伦理道德的孽海中而不自知的人们发生对话，使他们逐渐意识到这种思想和道德的残酷、虚伪和陈腐，并产生摆脱它们的强烈愿望。在前一种对话中，鲁迅代表着中国社会思想的实际现实；在后一种对话中，他代表着先进的社会思想意识。鲁迅要同时有成效地进行这两种以艺术形式体现出来的对话，用现代社会意识和审美感情重现中国当时的实际社会生活是一种最有力的方式，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对于鲁迅必然成为第一需要。“现实”，对于少数首先觉醒的人们是一个必须顾及的对象，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对象，对于不觉醒的人们是一个可以感受、可以理解的对象。换言之，鲁迅的现实主义，是在中国出现了两种尖锐对立的社会意识形态、两种根本不同的审美价值观念的情况下，能够在二者之间进行较为直接的艺术对话的有效方式。
《呐喊》和《彷徨》现实主义文学倾向的加强趋势，是与鲁迅对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倾向的削弱趋势相偕进行的。此消彼长，是一种倾向克服和压倒另一种倾向的过程，而不是把两种倾向等量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浪漫主义是这样一种艺术的对话方式：它要求在作家和作家所自觉面临的读者对象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有同质的理解、愿望、思想和感情，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就是二者要有共同的“振动数”、相等的“燃烧点”（《女神·序诗》），只有这样，读者才会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激情抒发在作家本人基本相类的方向上发生感情的共鸣。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较难在现代社会意识与中国封建传统社会意识这两种根本不同的观念形态的人之间进行较为有效的艺术对话。我们看到，当鲁迅认为诗人动吭一呼便会令有情者皆举其首从而达到振奋民族精神的目的的时候，他是更重视浪漫主义文学的（参看《坟·摩罗诗力说》），而当他认识到被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严重禁锢着的国民对他犹如“生人”、根本不可能在同一方向上与他的感情呼唤发生共鸣的时候，当他认识到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的时候，当他认识到感情的激励在本质愚弱的国民身上有可能向负的方向上转化的时候，他便主要转向现实主义文学了（参看《〈呐喊〉自序》和《坟·杂忆》）。对于客观的、实际的中国社会思想意识改造的自觉追求，推动鲁迅更多地离开浪漫主义文学方向而转向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这应当是对《呐喊》和《彷徨》创作方法的基本估计。
没有内在思想之光的文学作品是庸俗的文学作品，理想不仅仅属于浪漫主义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都必须能够体现出作者的主观理想。二者的根本区别仅仅在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必须通过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毫无粉饰的、具体的真实描绘，来体现作者的理想和愿望；浪漫主义则不必遵循细节的真实性原则和现实的可能性，它可以直接描绘自己所愿望、所理想的东西。我们常常在这方面寻找《呐喊》和《彷徨》的浪漫主义，实质上我们找到的不是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作家也不能没有的内在理想之光。而假若我们企图在它们的大量真实细节描绘中寻找鲁迅脱离开现实可能性、纯属自己杜撰的所愿望、所理想的人物、画面或艺术细节，那么，这便不再是对《呐喊》和《彷徨》的赞颂和肯定，而是对它们的损害和贬斥了。鲁迅说文艺作品的失败在于“以假为真”、“真中见假”（《三闲集·怎么写》），把“理想的”羼入“现实的”、把未然的当作已然的，无疑会使读者真假莫辨，以假为真、疑真为假，带来虚幻感。在《幸福的家庭》里，鲁迅讪笑了主人公为描写纯理想的幸福家庭在纷乱的现实中寻找细节真实的企图。鲁迅显然认为，他或者放弃细节真实而虚构一个理想家庭的绿洲，或者遵循细节真实的原则而放弃理想家庭的描绘，二者必居其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这里没有完美结合的可能。在理想描绘与现实描绘的关系上，鲁迅格外执著地坚持着现实主义文学原则，其内在的原动力在于：鲁迅认为，任何对现实社会思想状况的有意或无意的美化、任何对传统封建思想实际影响力量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过低估计、任何以理想取代现实、以理想修改现实的浪漫主义倾向，对于他所追求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实际变革运动而言，都有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都将使人们找到的不是一条真实可行的社会意识改造的道路。
鲁迅对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性的特征，也做了部分的否定，他认为单纯通过浪漫主义的激情呼吁无法达到唤醒愚弱国民的目的，但对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性本身却做了更多的保留。按照严格的现实主义原则，作者必须把自己的主观感情不露形迹地融化在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描绘中，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大胆的自我表现是在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发展起来的。但是，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和现实主义的客观描绘却不像未然的理想描绘同已然的现实描绘那样具有彼此不容混淆的抵拒力，主观抒情可以在客观描绘的基础上进行而不失其真挚性，客观描绘也可以在主观抒情的辐射中而不失其真确性。在客观描绘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主观抒情性，应该是《呐喊》和《彷徨》浪漫主义因素的主要表现。西方浪漫主义是最终扫荡封建文学的一个文学潮流，对个性的强调带来了它对主观感情性的尊崇，并以此与封建思想的扼杀个性、抑止感情构成了尖锐的对立；西方现实主义是在资产阶级完全扫荡了封建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文学派别，它对个人主义思潮的泛滥进行了反拨，重人道主义抑个性主义、重客观抑主观感情的任意泛滥又成了它的主要特征。处于反封建思想斗争漩涡中的鲁迅以其对现实思想运动的客观追求走上了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但面临封建的抑情主义却从未放下个性主义的思想武装，从未轻视主观抒情性对封建抑情主义的破坏作用。“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便鸱般叫”（《热风·随感录四十》），鲁迅在提出这个本质上属于浪漫主义文学范畴、倡导作家勇于做自我表现的口号的时候，同时也伴随着对虚伪的封建礼教的控诉。总之，《呐喊》、《彷徨》的直接反封建思想的性质，内在地决定了它们有可能较多地保留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性色彩。
很显然，在当时社会思想意识的对立中，鲁迅的主观抒情在现实主义的客观描绘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只能外化在具有现代社会意识的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身上。将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生活感受部分地而非全部地外化于一个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使之与社会其他一种类型的人物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与作者本人相近而非相同的独立典型性格，并通过这种独立典型人物部分地表现作者本人的生活感受、思想认识和感情情绪，是《呐喊》和《彷徨》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尽量多地加强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性、加强作者对作品的直接介入的程度、加强作者自我表现的成分的主要艺术方式。与《风波》、《阿Q正传》、《离婚》等以劳动群众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相较，与《孔乙己》、《白光》等以下层封建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相较，与《肥皂》、《高老夫子》等以封建卫道者为讽刺对象的作品相较，《狂人日记》、《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作品显然呈现着不同的色彩。在人物归属上，它们都是以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思想性质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在思想基础上，它们都较多地表现着鲁迅前期的个性主义思想倾向；在表现方法上，它们都把严格的现实描绘同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和人物自我的心理独白结合在一起；在取材上，它们都更多、更明显地糅进了鲁迅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在叙事角度上，它们大都运用了第一人称的写法……它们的主导倾向都是现实主义的，但分明具有更多一些的浪漫主义因素。
在把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自我表现、自我解剖转化为现实主义的客观描绘的过程中，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类作品中，有着两类三种第一人称的写法：第一类单层次的第一人称，作品中包含着一个作为主要人物的“我”。其中又有两种，一种是作为外化手段的第一人称，作品中的“我”把另外一个人物客观化了，作者通过“我”进行议论和抒情，如《孤独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