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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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小事》、《社戏》和部分的《故乡》在另一种意义上存在着与浪漫主义相近的倾向。《一件小事》和《社戏》都没有在直接的反封建思想斗争的意义上表现人物思想意识的面貌，其中被肯定的人物不是具有现代民主主义思想并自觉与封建传统观念进行斗争的人物。它们表现着鲁迅由于厌恶封建的社会关系、由于憎恶残酷虚伪的封建礼教而转而向往自然的人与人的素朴关系，而天真无邪的儿童之间的关系则成了这种关系的最高体现。这与西方浪漫主义者由于厌恶资本主义的都市生活而向往静穆和谐的农村生活、向往素朴性质的人与人的关系有更多的相通之处。
封建的社会意识形态不是某些封建信条的简单凑合，而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残害，较之封建地主阶级对人民群众具体的、有形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具有更多的曲折性、复杂性和抽象性，在这里施加精神摧残和肉体摧残的，不是某一两个具体的社会成员，而是可触摸而又难以具体触摸的抽象的社会思想力量。人们对它的感受，有理智的、感情的成分，但同时也带有更多的情绪性。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呐喊》和《彷徨》的现实主义里，也容纳了许多象征主义的因素。在它们的具体描写里，哪些地方封建思想不是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力量而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出现，哪些地方鲁迅需要把封建思想吃人的具体事实升华为封建意识形态的抽象本质，哪些地方人们对它的本质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朦胧情绪性的感受阶段，或者这种朦胧的情绪性感受还占着主要的成分，那些地方也便同时出现了象征主义的艺术因素。
《狂人日记》是具有最明显的象征主义色彩的作品。它是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多年淤积在鲁迅心中的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愤懑之情需要一次总的爆发，多年积累起来的对封建传统思想吃人本质的整体性认识需要一个概括性的表现。在这时，任何具有鲜明的特指性的事件都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创作任务。鲁迅需要一个具体的形象，但这个具体形象又必须是一个非常态的人物。他不能像常态的人物那样对于具体事件具有太大的粘着性，不能像常态的人物那样对于现实的生活环境和思想环境具有那么大的潜在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所不能不具有的），也不能像常态的人物那样循着常规的思维逻辑由现象向本质做渐次的正常推理。鲁迅找到了“狂人”这个具有现实性的人物，实际上便是找到了一个由现实性向象征性过渡的艺术关节。他利用“狂人”的变形心理直接把现实的封建关系转化为一种象征，并由这种象征直接升华到对封建关系和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抽象本质的剥露。这里的社会思想环境是作为一个模糊的整体性画面出现的，“狂人”对它的感受首先是一种情绪性的感受。在情绪性感受的基础上直接进行理性的本质概括，是《狂人日记》运用象征主义手法的结果，仅仅依靠现实主义的真实描绘，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便不足以达到如此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而强烈的情绪性与明确的理性概括相结合，现实可能性与现实关系的变形描写相结合，则是《狂人日记》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主要标志。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呐喊》《彷徨》综论（6）
当时的广大劳动群众，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可能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有一个整体性的本质认识，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却有可能直感到它的窒息力量。在这时，他们对它的把握还主要停留在朦胧的情绪性感受阶段，但作者却需要充分利用这种朦胧的情绪性感受向读者暗示出它的整体性本质。《呐喊》和《彷徨》的象征手法的运用往往就产生在这样的艺术关节处。《阿Q正传》中阿Q对于狼眼睛的联想、《药》结尾处两个老妈妈对乌鸦飞上坟头的期待，都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呐喊》、《彷徨》中的象征，像所有象征主义作品中的象征一样，都具有多义性，所以它们不是一般的比譬，但在这多重的含义中，作为第一义的基本含义则是具有现实性的具体含义，诸多的象征性的含义是这个现实性含义的进一步升华，这个现实性的含义是其余所有象征性意义的必要基础；现实性的含义可以脱离开所有的象征性含义而独立存在，这是与象征主义作家的作品相区别的根本特征。
梗概说来，鲁迅对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运动的客观追求，内在地决定着《呐喊》、《彷徨》的现实主义主导方向；鲁迅以个性解放思想破坏封建禁欲主义、抑情主义的思想需要，使 《呐喊》和《彷徨》有可能保留了较多的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性的因素；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窒息社会思想、扼杀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无形性、抽象性，给《呐喊》和《彷徨》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鲁迅前期思想的基本构成与《呐喊》、《彷徨》的创作方法的特征也是有内在联系的：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与现实主义倾向有着更多的思想联系，他的个性主义则与浪漫主义的因素有着内在的关联，而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在文学观上派生的文学进化论，使他也不会绝对排斥西方在20世纪初已经蔚成风气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当他感到有现实的必要性时，他便会大胆拿来，为我所用，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之所以能出现在《呐喊》和《彷徨》中，反映着鲁迅并无意把某种已有的创作方法凝固化、绝对化。与此同时，鲁迅以明确的理性对客观存在着的人的本能、直觉、非理性、潜意识各种特征的承认，也是他能够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广泛吸取象征主义因素的思想基础。
《呐喊》、《彷徨》的现实主义特征也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具体特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鲁迅现实主义的冷峻性主要来源于他对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吃人本质的深刻揭露。封建主义的现实较之资本主义的现实是涂着更厚的道德油彩的现实，是在温情脉脉的面纱覆盖下的吃人现实。假若说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更倾向于对现实的“再现”，鲁迅的现实主义则更趋向于“钻探”和“透视”，他必须透过封建人伦关系的温润的表象向它的吃人本质作近于“残忍”的冷峻挖掘。而在这种挖掘过程中，他不但会遇到那些被公认为“坏人”的地主阶级统治者和居心险恶的“小人”，而且更要严峻地对待那些在封建社会意识制约下的广大社会群众，那些被普遍认为是“好人”的人们。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上的吃人，主要表现在地主阶级统治者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和压迫上，而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吃人，不通过极其广泛的社会群众所组成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关系便无以进行。鲁迅现实主义的冷峻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对社会群众的真实而严峻的处理上。封建的禁欲主义和虚伪礼教的长期约束，在中国给广大群众的精神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呐喊》和《彷徨》实际描写了由长期的情感压抑所造成的四种精神病态的表现。对内的情感压抑首先产生了苦闷麻木，这是当时善良劳动群众的基本性格，单四嫂子、闰土、祥林嫂都属于这种类型；向内情感压抑的恶性发展必将导致自我意识的丧失，这是变形了的忍耐，转化了的痛苦，其典型的表现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情感压抑对外的发展是不承认他人的正常情感表现，在长期缺乏必要的感情交流的情况下已经不能具体感知别人的痛苦，这导致了对他人精神痛苦的极端冷漠，《药》中的华老栓，《祝福》中的柳妈等很多人物都表现着这种特征；冷漠的恶性发展表现为对弱者的无情精神摧残，在强者面前被抑止了的感情蓄积为怨毒之气转而在弱者身上进行毫无遮拦的宣泄。这四种精神病态的表现所组成的人与人关系带有极大的凉薄性、冷酷性。一边是痛苦麻木的自守、极端冷漠的旁观，一边是无情的精神摧残和怨毒之气的宣泄。这在一个弱者自觉不自觉地触犯了封建伦理道德信条的时候，当社会群众尚以这种信条衡人待物的时候，便表现得愈加突出。鲁迅对这种封建关系的透彻了解和深刻描写，使他对人物的处理较之任何一个中国作家都带有大得多的严峻性。与此同时，在这种冷冽的社会关系中，施行的不是有形的物质战斗和直接的肉体残害，而是精神的扼杀术、感情的冰寂法。这里没有摆开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多的是笑脸下的攻讦，闲谈中的格杀，语言便是流弹，颦笑便是飞矢；在这里进攻者据有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的坚固防地，拥有“多数”的盾牌，而被害者却处在毫无掩蔽物的坦坦平场，落在极端“孤立”的地位。在这个“无主名的杀人团”面前，弱者无呼唤的余地、无反攻的对象，这是一种只能心感而无法申诉的悲剧，任何铺排的描写、酣畅淋漓的笔触、大哭大叫的控诉都不足以传达这种在平静中吃人的现实格调。面对这种悲剧，鲁迅只能用冷峻的笔法。由于以上种种的原因，《呐喊》、《彷徨》的现实主义不能不带有极端冷峻的性质。在这里，冷峻是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要求，真实性是冷峻风格的基础，封建思想吃人的特定方式和鲁迅对它的深刻表现，决定了《呐喊》和《彷徨》的现实主义真实性必须与冷峻的艺术风格结合在一起。
《呐喊》和《彷徨》严峻性与热烈性的结合根源于鲁迅对社会思想表现的严峻性与追求中国社会思想变革的热切性的结合，这体现在人物处理上，则表现为对人物思想处理的极端严峻性与政治处理的高度宽容性的结合。在《呐喊》和《彷徨》里，在思想素质上被否定的人物是大量的，在政治上被否定的人物是极少的，即使对四铭、高老夫子这样的人物，鲁迅也没有作为政治上的敌人进行描写。鲁迅的这种处理反映着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始发期的现实关系：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属于封建营垒的人物是绝大多数，代表着现代民主思想的觉醒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而在封建社会作威作福的反动统治者则是极少数，应该热烈同情的苦难群众是绝大多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他对没有脱却封建思想束缚的广大普通群众的主要感情态度，鲁迅的“冷”和“热”在这些人物的处理上得到了最高度的统一。
《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