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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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艺术想象的运用，是鲁迅杂文体现艺术的本质的重要途径；而鲁迅杂文对于艺术想象的运用，适应着文体以议论为主的性质，具有片断性和高度概括性。
三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在于艺术想象的运用、作者审美情感的抒发以及它们二者同深刻的理论分析、论证过程的结合；这种艺术特质的获取，得之于作者具有高超的“思维整体水平”，即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能力都非常发达并且大体平衡。
1982年4月改定于陕西师大
（原载《鲁迅研究》1983年第2期）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论《坟》和鲁迅作品的格局（1）
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鲁迅将文章归为分类和编年两类，并指出：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则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在《南腔北调集》的《题记》中，他承认自己有把书名或题目“配对”的“积习”。《南腔北调集·题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417页。如果以分类和编年为纲，以“两两相对”的方式读解鲁迅全部作品，则其作品基本皆呈相对之象，而首先宜标出《坟》，作为此种读解方式的起点。以《坟》为起点，不仅因为《坟》的内容前后历时约二十年，可当鲁迅作品的长期大底；而且因为它在鲁迅作品中独立无侔，绝无其他作品可以相对。《坟》是鲁迅作品的第一书，以它为起点，不但可以解读鲁迅的早期作品，而且可以顺利贯穿其后期作品，从而理出鲁迅作品的格局及其内在脉络，皆呈“俪俪如贯珠”之象，可全部读通。
在鲁迅的早期作品中，《坟》编成和出版的时间极迟（1926年10～11月编成，1927年出版），实际时间在《呐喊》（1922年编成，1923年出版）、《热风》（1925年编成并出版）、《华盖集》（1925年编成，1926年出版）和《彷徨》（1926年出版）这两部小说两部杂文之后，仅与《华盖集续编》（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编成，1927年出版）的编成时间相当。鲁迅其时已离开北京到达厦门，编成此集，正是对自己的早年活动和作品作一总结。所以《坟》虽然编成时间在后，但在鲁迅作品中位置却居于最前，实际上已成为鲁迅作品的理论起点。在鲁迅晚年手定的两种著述目录中，《坟》均为第一书，位置在《呐喊》前，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引用了鲁迅晚年手定的两种著述目录，见《鲁迅全集》第20卷，第647～649页；1938。可见受重视的程度。《坟》之为“坟”，有埋藏过去之意。惟有封严封死过去，较高的能量才会自然积聚，在一定时机喷发而出。由《坟》而至《呐喊》（及《热风》），则由死而生，当“贞下起元”之象，而由《呐喊》至《坟》，内在逻辑就分散了。如果说，《呐喊》是鲁迅接受友人劝告，终于出来参与打破“铁屋子”是一种破位的话，那么《坟》的自我解剖和反省则反映了破位前后的状况，并指出了破位的根源。《坟》是大器晚成之作，它的重新编定并前置，是作者“鸳鸯绣出从君看”后的金针相度。
《坟》的内容前后经历19年，时间跨度极大。如果参照其他作品予以分析，《坟》的23篇作品可分为三个层次（此外尚有一小节），实际发生了两次破位，基本有前疏后密之象。试列其目。
其一，1907～1908年在日本写作的《摩罗诗力说》等四篇文章。这组文章虽仅寥寥四篇，且没有参照的作品，但它们却是鲁迅后来追认的思想起点，地位重要，其变化另论。另详拙稿《鲁迅早年七篇作品解析》。这组文章为两年四篇，或十年四篇，数量较疏。
其二，1918～1924年在北京写作的八篇文章，参照的作品为《呐喊》、《彷徨》、《热风》，内容为向旧营垒开始冲击。这组文章以《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起始，两篇文章一论夫妇，一论父子，标示了鲁迅最为重视的伦理批判方向，极其显目。《父亲》宣称“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的地方去，合理的做人，”和《狂人日记》“救救孩子”的呼声，正相呼应。这组文章为七年八篇，数量加密，实际已破位。
其三，1925年在北京写作的十一篇文章，参照的作品为《华盖集》。这组文章中最后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最为重要，这篇文章是鲁迅早期思想的总结，标明了他一生“痛打落水狗”“决不宽恕”的性情，可当《坟》的结论。这组文章为一年十一篇，数量进一步加密，实际又是破位，表明了鲁迅渐渐以此类写作为主了。
以上三个层次外，尚有一小节，即1926年10～11月写于厦门的《题记》和《写在〈坟〉后面》，参照的作品是《华盖集续编》，这两篇作品充满了自我解剖和反省，确立了“坟”的主题，是研究鲁迅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总上综述，《坟》和鲁迅早期其他作品的关系，可以用下图表示之：
在鲁迅的早期作品中，如果以《坟》为长期大底的话，则其他作品皆可“两两相对”而读解。首先是小说集和杂文集的相对，也就是《呐喊》和《彷徨》、《热风》和《华盖集》（以及《续编》）的相对。在“五四”时期的文化狂飙中，鲁迅小说的影响似乎比杂文为大，故以小说为阳、杂文为阴。考察鲁迅其时的笔名，也可以印证这一分别。鲁迅当时于小说所用的笔名基本为“鲁迅”，而于杂文所用的笔名基本为“唐俟”，犹如小说和杂文的相辅相成，两笔名亦相辅相成。周、鲁、唐为同姓国，笔名取“鲁”“唐”为姓，相当由父、母而亲族，意义一贯。由意象而论，“鲁迅”笔名为实为主，“鲁”朴实无华，为踏实苦干之象，有拙意，而“唐”则意当空虚。“鲁迅”取义于早年笔名“迅行”“令飞”，意义积极，但由“鲁”而“迅”，较“迅行”等基础显然厚实多了。“唐俟”则取义于早年另一笔名“俟堂”，然“俟堂”以俟为主，“唐俟”以不俟为主。“唐俟”之意似可解作今语的“空等候”，亦即“等候”为空，即古词所谓“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故此笔名略带忏悔意味，但核心仍勉人向上，看似空灵，意义却并不消极。故鲁迅小说和杂文的相辅相成，正如“鲁迅”“唐俟”笔名的相辅相成，皆有阴阳之别。而两种文类的本身，如果进一步分析，则小说以《呐喊》为阳而《彷徨》为阴，杂文以《热风》为阳而《华盖集》（以及《续编》）为阴。《华盖集》对宗教和文学道路以及自己命运的思考，直接导向了《坟》，而《坟》为总镇，终于提前为首。凡此种种，皆为自然之节奏，犹如呼吸。
如果以《坟》为参照，观察鲁迅创作小说和杂文两类的变化，则《坟》中出现的前疏后密现象，明显和杂文同步，和小说并不一致，此为重要的变化之机。在和《坟》同时的两本杂文集中，《热风》收五年写作的文章41篇，《华盖集》收一年写作的文章31篇，两书编成时间分别为1925年11月、12月，基本属同时编成，故五年、一年的时间跨度为作者自定，而其内含韵律的前疏后密，也就是作者自身的感觉。从历史来源考察，《坟》中相当一部分的文章是《新青年》中的主要文章，而《热风》相当一部分文章则归属于《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因此形成了《坟》和《热风》、《华盖集》的基本分别：《坟》一般收比较大型的文章，当时被称为“杂文”（《写在〈坟〉后面》）；《热风》、《华盖集》则收比较短小精悍的文字，当时被称为“短评”（《热风》题记）或“杂感”（《华盖集》题记、《续编》小引）。在《鲁迅全集》后来的版本中，《坟》是被标示为“论文集”的，《鲁迅全集》；第1卷中《坟》的题解；1981。而在鲁迅当时，则称它为“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写在〈坟〉后面》）或直接称为“我的杂文集”（《致陶元庆》，1926年10月29日）。其实，《坟》所收录的是当时种种难以归类的文章，其中有文言，有白话，大部分和后来的杂文相当，如《论雷峰塔的倒掉》等。也有一些比较严格意义上的论文，如《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体裁确实驳杂不纯，而《热风》、《华盖集》相对整饬一些；而另一方面，也由于《坟》的包罗众多，收入了包括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在内的一些真正有思想意义的篇章，《热风》、《华盖集》相对辞气浮露一些，倒是《华盖集》中《青年必读书》一篇斩钉截铁，极见胆力，可与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互相呼应，多读能自识之。随着《坟》和《热风》、《华盖集》的同时由疏转密，鲁迅早期文体实验中的论文、杂文、杂感的分别也渐渐融化，它们毕竟同根所生，化入一体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鲁迅编成《坟》时，正是他思想和文体的过渡时期，完成了过渡后，开创了新局。在《坟》的参照下，创作小说和杂文各有不同的表现。杂文通过《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的衔接，从前期过渡到了后期。《华盖集续编》卷末的题辞（“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又被作为《而已集》卷首的题辞，正标示其中的消息。而完成了过渡以后，出现了后期杂文的灿烂大观。
鲁迅后期在上海共十年（如果除去1927年的尾数不计，共九年），编杂文集共九年，基本相当一年一册，数量极密。九册杂文可分三组。
其一，《三闲集》（收1928～1929年的杂文，1932年4月编成）、《二心集》（收1930～1931年的杂文，1932年4月编成）两种。两书涵盖时间共四年，同时编成，为初入上海时的思想。
其二，《南腔北调集》（收1932～1933年的杂文，1933年12月编成）、《伪自由书》（收1933年上半年的杂文，1933年7月编成）、《准风月谈》（收1933年下半年的杂文，1934年3月编成）、《花边文学》（收1934年的杂文，1935年12月编成）四种。其中又可分析：《南》、《伪》、《准》在时间上有部分相重：《伪》、《准》主要收刊登在《申报·自由谈》上的作品，《南》所收在两书之外。《花》和后来的《且介亭杂文》在时间上有部分相重，而且同时编写，但此书是鲁迅继《自由谈》不能刊用他的文章之后，变换各种笔名在其他刊物上的投稿，所以是《伪》、《自》的继续而不是《南》的继续，《南》的继续应当属后来的《且介亭杂文》。以上四书涵盖时间共四年，为在上海中期的思想。
其三，《且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