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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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颜黎民》。因此，在鲁迅小说中，除了作为主体的现实主义之外，还采取了其他的创作方法，其中尤以象征主义、浪漫主义最为显著。这两种创作方法，有时作为鲁迅小说中的成分，与现实主义相结合而存在；有时则各自构成独立的作品，显出迥异出众的风姿。它们都早已是客观的实在。只是长期以来，或者由于认识上的限制，或者由于受了现实主义独尊论的影响，我们往往较少提到鲁迅小说中的浪漫主义（特别在1958年以前），而对象征主义则干脆视而不见，不承认它的存在。这就把鲁迅小说的创作方法理解得相当狭窄，封闭了本来应该是宽广的创作道路，其后果：不能不堵塞自己吸取各种养分的渠道，限制和影响了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发展。　　　　
　　　　其实作者自己，对这两种创作方法谈得并不少，不但论述到方法本身及其在自己作品中的应用，还指名道姓地提到了一些对他有影响的代表性作家。下面我们分别就鲁迅小说中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状况作些考察。　　　　
　　　　浪漫主义——尤其积极浪漫主义，曾经是鲁迅早年文艺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面。1903年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虽然带有译述的性质，但浸透整个作品的激越情调与悲壮气氛，清楚地显示了作者当时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好尚　。1907年撰写的论文《摩罗诗力说》，在几乎并重地肯定一批现实主义作家的同时，推崇和介绍了以拜伦为“宗主”的欧洲积极浪漫主义诗歌流派，不但颂扬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革命精神，而且从创作方法上赞许他们“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鲁迅后来回忆到拜伦等“摩罗诗派”对自己早年的影响时说：“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坟·题记》。，“时当清朝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坟·杂忆》。。事实上，拜伦等诗人“刚健抗拒破坏挑战”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五四”以后的时期，也还对鲁迅留下了影响。譬如说，他们主张“复仇和反抗”的革命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坟·摩罗诗力说》。的顽强斗志，就曾对鲁迅长期地起过作用，这在前期小说中同样有所反映。1926年根据神话传说写的《奔月》，表现了善射的羿在射下九个太阳，射死封豕长蛇和各种害物之后遇到的意外变故：妻子嫦娥因不耐清苦飞升离去，弟子逄蒙又怀着卑劣欲望暗害自己。作品以掩抑不住的深情赞颂了羿的正直勇武、战斗不息的英雄性格，同时也冷隽诙谐地刻画了他在特定遭遇中孤独寂寞的心境，从而既显示了拜伦式浪漫主义悲剧性英雄留下的投影，更表明了时代向前推进在艺术处理上打下的烙印。至于《铸剑》这篇强烈体现“复仇和反抗”精神的出色的浪漫主义作品，自然更和鲁迅自己概括的拜伦那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战斗风格有一脉相承的联系。鲁迅在《看司徒乔君的画》一文中，盛赞司徒乔的画表现出了“倔强的魂灵”：“如胁下的矛伤，尽管流血，而荆冠上却有天使——照他自己所说——的嘴唇。无论如何，这是胜利。”其实，前期鲁迅的这些浪漫主义小说，表现的正是一颗颗带着伤痕的“倔强的魂灵”。如果说，《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现实主义作品凝聚了作者从现实战斗中总结出来的许多深刻经验的话，那么，《铸剑》、《奔月》这类浪漫主义作品则主要表现和寄托了作者战斗性格、人生理想的或一方面。二者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互为补充的。在艺术表现上，这些作品的特点是：浪漫主义的情节与写实主义的手法融合在一起。鲁迅在果戈理《鼻子》的译后记中曾说：“果戈理（1809～1852）几乎可以说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他开手是描写乌克兰的怪谈的，但逐渐移到人事，并且加进讽刺去。奇特的是虽是讲着怪事情，用的却还是写实手法。从现在看来，格式是有些古老了，但还为现代人所爱读。”见《译文序跋集》。《铸剑》、《奔月》、《补天》等虽然并非如《鼻子》似的讽刺小说，但艺术表现上所采取的，正是“讲着怪事情，用的却还是写实手法”。它收到了活泼生动而又能增强生活实感的效果。自然，鲁迅小说中的浪漫主义，也有一些仅仅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有所提高，作为现实主义作品中的成分而存在的，如人们熟知的《药》、《明天》的结尾。用作者自己的说法：这是为了要“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而“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其作用自然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补充，使作品反映的现实更全面，更广阔，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比浪漫主义更应该受到重视的，还是鲁迅作品中的象征主义。这种创作方法曾经是鲁迅颇感兴趣的。在鲁迅看来，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流派，浸透着世纪末的悲观主义神秘主义的苦汁，应该予以批判；而象征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则在一定范围内有其合理性，可以加以吸取关于鲁迅对象征主义的看法，除本文提到的一些文章外，还可参阅：《译文序跋集》中的《〈小约翰〉引言》，《花边文学》中的《谁在没落？》、《读几本书》，《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等。。在鲁迅喜爱的作家中，就有一些是象征主义或准象征主义的，如安特列夫、李贺等。鲁迅曾多次在谈话、文章中，把安特列夫称作自己喜欢或对自己有影响的作家参看R。M。Bartlett《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李何林编《鲁迅论》所收），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等。。周作人1936年发表的《关于鲁迅之二》一文，也在开列了一批对鲁迅有影响的外国作家之后说：“这许多作家中间，豫才所最喜欢的是安特莱夫（即安特列夫——引者），或者这与爱李长吉有点关系罢。”见《鲁迅先生纪念集》。据冯雪峰30年代的回忆，冯曾在一篇文章草稿中提到鲁迅受托尔斯泰、高尔基的影响，鲁迅审阅此稿时，划去了这两位作家的名字，添上一个安特列夫，说：“倒是安得烈夫（对我）有些影响”见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附记》，湖南人民出版社《鲁迅的文学道路》15页。。为什么鲁迅这样对安特列夫感兴趣？究竟安特列夫作品中什么因素吸引了鲁迅？这可以从鲁迅自己的文章中找到答案。1908年，鲁迅在《域外小说集》里译了安特列夫的《谩》、《默》两个短篇，在译后《杂识》中，介绍这位作家说：“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这是鲁迅最早对安特列夫的评价。1921年9月，鲁迅在翻译介绍安特列夫一篇写革命者的短篇小说《黯淡的烟霭里》时，又赞许地说：　　　　
　　　　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见《译文序跋集》。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3）

　　　　1925年2月17日，鲁迅在致李霁野信中，肯定了安特列夫的象征主义剧本《黑假面人》和《往星中》，支持这两个作品的翻译出版：　　　　
　　　　《往星中》做得较早，我以为倒好的。《黑假面人》是较与现实社会接触得切近些，意思也容易明了，所以中国的读者，大约应该赞成这一部罢。《人的一生》是安特莱夫的代表作，译本错处既如是之多，似乎还可以另翻一本。　　　　
　　　　在1925年9月30日致许钦文信中，又对《往星中》及其作者的思想作了透彻的剖析，称安特列夫“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而称赞作品揭露黑暗现实的深刻有力。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鲁迅除了肯定安特列夫作品的现实内容以外，主要喜欢其象征主义方法（这同内容表现的深刻有力很有关系），特别欣赏这位作家成功地将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起来。凡此种种，足以证明安特列夫确实在鲁迅与象征主义之间起了桥梁的作用。　　　　
　　　　鲁迅接受象征主义的影响，也与译介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有关。厨川这部文艺论著，“其主旨”，在于说明“生命力受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译文序跋集·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鲁迅并不赞同厨川对文艺的一些根本见解，但认为书中一些具体论述还是有道理而能给人以启发的。鲁迅通过翻译《苦闷的象征》，更多地接触了欧洲象征派的作品，特别是波德莱尔用象征主义方法写的散文诗，这同他稍后创作《野草》显然有直接的关系。此外，从鲁迅1926年7月写的《〈十二个〉后记》中，也可以看到他对象征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在苏联社会主义新条件下如何运用所作的思考。他指出十月革命后，苏俄“象征派诗人中，收获最多的，就只有勃洛克”，并介绍了勃洛克早期象征诗的特点：　　　　
　　　　从一九○四年发表了最初的象征诗集《美的女人之歌》起，勃洛克便被称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了。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底要素。所以勃洛克所擅长者，是在取卑俗、热闹、杂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秘底写实的诗歌。　　　　
　　　　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　　　　
　　　　鲁迅指出：勃洛克“不是新兴的革命诗人”，然而《十二个》作为“十月革命的重要作品，还要永久地流传”。可见在鲁迅看来，象征主义仍有可取之处。　　　　
　　　　在鲁迅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象征主义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我们大概都会同意《野草》基本上是象征主义的散文诗（甚至还有意识流的成分）。但是，对鲁迅小说中的象征主义，看法可能就很不一样了。　　　　
　　　　其实，鲁迅小说中的象征主义成分，一开始就存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经纬交错的作品。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作者采取的是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千方百计刻画一个真实的狂人。狂人的心理活动，他的过敏、多疑、惊恐、奇怪的联想、不正常的推理和错觉（比如，“没有月亮”就认为“不妙”；看见别人张嘴朝他“一笑”，就认为不怀好意要吃他；死鱼眼睛也被看做“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等等），都很符合一个“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点。他的“语颇错杂无伦次”（如把夏、商、周三个不同朝代的人凑到一起，说“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也都说明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如果说，果戈理的《狂人日记》里居然出现了狗与狗之间用人的语言写信这类怪诞的情节，“格式是有些古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