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累累 ［美］昆德伦 著-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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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他又叫了一声。接着，他也许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他的秘密，想起了听到可怕的声响及叫声的一个个早晨。
想起他父亲坐在桌旁拿着“巡警慈善协会”杯喝咖啡，想起我从外面跑回家，上楼冲淋浴，想起每个人都装作似乎一切正常。于是，他眼睛里发狂的火焰短暂地闪烁了一会儿便熄灭了。然后他会说：“意外事故？”
我年复一年都这么掩饰。是意外事故。我出了意外事故。所谓意外事故，那就是我在酒吧里遇见了博比？贝内代托，又疯狂地爱上了他。自那以后，我又陷得一年比一年深。如果你认识我，你会注意到情况并非这样，只不过事实上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种情况。外表上看，我很不错，有工作，有房子，有孩子，有丈夫，有笑容。没人看到我挨打。挨打确实是一种耻辱，它变成了仇恨。不只恨博比，也恨我自己，恨那个畏畏缩缩的我，居然连咖啡台上的遥控器也不敢拿，惟恐这又成他大发脾气的导火索。我记得，几年前的《每日新闻》里登有这样一则故事：有幢大楼的管理员用铁链将一个女人锁在大楼地下室里，然后什么时候愿意怎么她，就走下水泥台阶怎么她。我也一半生活在地牢里，时时留神台阶上的脚步声：我不需用铁链：我没有逃跑，因为我认为情况会好转，至少不会更糟。我没有逃跑，因为我希望我的独生子有个父亲，我有个家。我长期以来一直没有逃跑，因为我爱博比？贝内代托，没有人像他那样对待我。
我想他清楚这一点。我使自己成了他所作所为的同谋，使罗伯特成了我的同谋。直到最后一次，我才知道我必须离开，才知道如果我告诉儿子，是我自己在黑暗中走进餐厅摔断了鼻梁，撞得眼睛青肿、嘴唇破裂，那一切将无可挽回。
隐秘正在泯灭他的童真，泯灭我身上仅存的女性情感。我必须拯救孩子，也拯救我自己。
“我们去哪里，妈？”在车站，他带着哭腔问。听到他没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封闭起来、一声不吭，而是像其他长途旅行的孩子一样正常，我既想笑，又想哭。其实他很清楚，我们在逃离他的父亲，要逃得远远的。我真想说，罗伯特，宝贝儿，心肝，我在救你出地牢，带你到不再需要有隐秘的地方去；也不能完全这么说。那时又会有不同的隐秘了。
在美国，有人什么都愿做，给你刷房子、染脚指甲，为你挑衣服、看孩子。甚至在曼哈顿最好的私立学校里，如果你孩子有头虱，可以雇人抓蚤。有人能帮你逃离你丈夫，给你安排一处新房、一份新的工作、一种新生活、甚至新姓名。
他们搞得很神秘，还说必须那么做才能保证你的安全。他们的头是个女的，名叫帕蒂？班克罗夫特。她常在电视上说：“我们连自己的名称也没有。”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博比早已出门了，我仍觉得，跟她打电话时应悄悄地说，这是为了给她和我自己保密。帕蒂。班克罗夫特说过，有人会来帮你，你只要知道这个就行了。
我低头看罗伯特，他弓身坐在长凳上，身子几乎一折为二，在玩随身带着的小电子游戏机。穿亮绿色衣服的日本武士向前冲，一脚踢向戴黑色面具的人，黑面人像锯断的树那样向后倒下。武士鞠了个躬。屏幕一角的得分在增加？罗伯特的呼吸像是刚跑过步，我捋捋他的黑发。他的头发剪得很长，而他的头却是窄窄的、尖尖的。他烦我这么做，头向一旁稍稍一侧，身子又倾向前去对付日本武士，短兵相接，将他们击倒。他是玩这些游戏的高手，他喜欢沉浸在这些尖细的电子声和闪亮的画面里。我妹妹格雷斯说，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可我不得其解。我朝车站望去，看到一个穿套衫的小女孩，蹒跚着面带微笑对一个个陌生人摇手，她母亲跟在她身后五六步远处。罗伯特即使在小时候，也从没这样。格雷斯说，孩子生来就存在个性差异，罗伯特正如，他的名字那样严肃老成。可我不得其解。罗伯特三岁吋，有时会坐着，呆呆地看着前方，身体稍稍前后摇摆。我担心他患了孤僻症。当然，医生说他没有。“天哪，什么空穴来风！”博比曾这么说，伸手将孩子拎起，根本没注意那副小肩膀在抖动，像准备飞翔、准备逃亡的鸟的翅膀一样。
“我们要出远门。”那天早晨我告诉罗伯特。
“去哪里？”他说。
“你会吃惊的。”
“爸爸去吗？”
如果我们运气不错的话，他不去，我心中有个声音在这么说，但嘴上却大声说：“他得上班。”
罗伯特的脸上一片死灰色。这种死灰色时常出现，在经过一个糟糕的夜晚后的第二天早晨尤其可能出现，而头天晚上我与博比的声音一定很响。“难道因为这个你就要戴眼镜？”他说。
“是的。”
“样子很滑稽。”
在车站，他的眼睛离开游戏机，抬头盯着我看，似乎竭力在想我是谁，因为我剪着陌生的发型，戴着眼镜，穿着飘逸的长裙。日本武士全死了。他贏了。他的眼睛很明亮。
“告诉我，我们去哪里？”他又说了一遍。
“过一会儿。会告诉你的。”我说道，好像我知道似的。
“可以买口香糖吗？”
“现在不行。”
车站四周全是小商店、咖啡亭、廉价的首饰、快餐、报纸、书籍，像教堂里摆开了叫喊的杂货铺。车站播音员的声音有点英国口音。车站与机场不同，色彩过于庄严，过道过于简陋，灯光过于明亮。帕蒂？班克罗夫特两周前首次与我打电话时就说不要坐飞机。坐飞机容易被查出行踪。由她帮助逃跑的女人从不乘坐飞机：她们不是飞禽，是爬行动物，是求助者，是受难者。火车，公交车，轿车。还有就是保密。
帕蒂？班克罗夫特到过我工作的医院，那是我初次见她。她当时说，她在全国有好几百志愿者，他们只熟悉彼此在电话上的声音，他们的共同点是出于各自的原因想帮助那些遭男人殴打的女人逃跑，为这些女人在新地方安排新生活，帮助她们隐姓埋名，在美国没有明显差别的广阔天地里重新开始生活。
“那些被妻子殴打的男人怎么办？”那天曾有一个年轻的医生这样问。
“别逗人发笑了。”帕蒂？班克罗夫特懒洋洋地说，她不愿理睬这样的问话。
那天，她将自己的名片给了我，以防我在急救室里遇上不只是需要缝伤口和冰块，还需要逃跑、需要销声匿迹、需要永远离开家庭以挽救自己的女人。“护士是我最得力的一类介绍人。”她说。她握着我的手，神情严肃地看着我的眼睛。这是一张纯粹的名片，上而只有姓名和电话号码。没有头衔和地址，就几个孤零零的黑字。我将名片放在医院的存物柜里。我曾无数次拿起这张名片，但直到六个月以后，我才拨了上面的电话号码。她马上想起了我。“请把病人情况告诉我。”帕蒂？班克罗夫特说。“是我自己。”我的声音顿住了，带着羞愧的细语与悄悄声，“是我自己。”
“上哪儿？”我曾在电话上问过她。两天后，有人开着沃莱尔到上曼哈顿地铁站接走了我们，而两周前博比又最后一次殴打了我。我的声音听上去陌生又僵硬。鼻子和下巴已差不多愈合，所以，只要嘴部动作不大，我感到的疼痛只不过是脸部中央有轻微的抽搐痛。
“到了目的地你就知道了。”帕蒂？班克罗夫特说。
“不知道去哪里我就不走。”我说。
“那你就只好维持现状，原地不动了。”她说，“我们这样做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我的手悄悄伸上去，捂了捂鼻梁，似乎在测试自己的决心。我感到磨牙处、后脑勺、整个脊梁都在疼痛。我感觉两腿间的血还在慢慢地流，就如我曾强迫自己忘却的东西又在涌现。“一周左右后出血就会停止。”
诊所里的人说。多带些干净内裤吧，我心想。无论生活有多少可怕，归根结底也就是这些了。一把牙刷。电池。干净的内裤。这些小东西使你无法思考重大问题。遮瑕膏。
泰诺①。自开始计划逃跑，我的脸色就有点黄中泛绿。博比大多夜里上班，我们很少碰面。
“你走后再被你丈夫找到，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帕蒂？班克罗夫特问道。
“他会杀了我的。”我回答。
“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去做，他就找不到你。”说完，她挂断了电话。
车站有线广播在嘟嘟嘟、呜呜呜地叫。“妈，我想喝杯可乐。”罗伯特用孩子们提出请求时使用的慢吞吞的口气说道，好像大人喜欢他们这么说话似的。他把两手和游戏机放在膝部，斜仰着头，看着屋顶。
“现在不行。”我说道。
…
① 泰诺。一种治感冒的药片。
一群穿公务装的人在通向铁轨的一个楼梯口排队。其中两人在用手机打电话。一个手拉漂亮拉杆拖轮皮箱的女人离开队列，朝咖啡亭走来，鞋跟在石头地板上发出敲击声。“Cafeau 1ait①，请。”那个女人对站在柜台后的女售货员说。
她看了看手表，然后转过身，对我笑笑，低头看看地面，又抬起头。“你丢了车票。”她说道。她将她弯腰从地上拾起的一个信封递给我。
“哦，不，我一一”
“你把票丢了。”她又说了一遍，笑了笑，语气很肯定，我能摸到信封的一角，一个尖头碰到了我湿乎乎的手心。
“高速列车！”站在楼梯口的一个穿制服的人在喊。于是，女人拿起咖啡，转过箱子，头也不回地朝楼梯走去。我沉重地跌坐在长凳上，打开信封。
“天哪！”罗伯特嘀咕了一声。又弯腰开始玩他的游戏机。
“什么？”
“没什么。”他说。
…
① 法语，意思是“来杯牛奶咖啡”。
信封里有两张下午四点到巴尔的摩的高速列车车票。
我看了看巨大的电子钟和墙上的时刻表。三点十二分，下一班高速列车就要到了。信封里还有其他东西：公共汽车票，驾驶执照，社会安全卡。我感到一阵迷茫，过了片刻才看到姓名：伊丽莎白？克伦肖，罗伯特？克伦肖。
当帕蒂？班克罗夫特在电话里对我指手画脚时，我很不舒服，但此刻我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她至少有一件事照我意志办了：罗伯特必须保留自己的名字。
而我成了伊丽莎白·丽莎·贝思·丽白·①伊丽莎白？克伦肖。面对自己在咖啡亭玻璃中的身影，我几乎相信了。
那就是她，伊丽莎白·克伦肖？她有一头金色短发，一头顽童式女孩子的短发，是我在太阳快升起时，听到博比刚关门出去上班，用厨房里的剪刀和染发油在浴室里创造出来的。
她戴着从药店货架上买的金边眼镜，清玻璃使镜片带上廉价的光泽，将镜片后的眼睛变成两团穿不透的眩光。伊丽莎白？克伦肖削瘦，骨架修长，肌肉坚实，因为弗兰妮？贝内代托十多年坚持跑步，因为恐惧使她在以往几年里吃不香睡不稳，一句话、一个声响、一个眼神都会使她不由自主地翻胃。“一身鸡骨头。”博比在我光着身子向我伸出手时常会这么说。
那天上午，我费了点时间挑选该穿的衣服，习惯地想到常穿的衣服。我不很在乎衣服，不像博比母亲，她始终关注有没有减价的丝织物和毛衣。她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