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天使唱歌-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写遗书，对我有一种特别庄严仪式的意义，好像那是在进行深度的自我抚慰、自我怜惜、自我疗伤。许多人都不理解为何会有人想要自杀，我从这条路又滚又爬过来，很清楚那是一种深沉自恋的变形。
举凡感到没被好好疼爱过、关怀过、鼓舞过、赏识过的幼小心灵，在长大的过程中，这样的失落感便会一再地回来骚扰，有时严重到必须关起门来谢绝一切，单独进行一场“疼疼自己”的仪式，最高峰的时候就是浮沉在自杀的怜悯与伤怀中了。
一个想到要自杀的心灵，通常都是封闭的，自绝于所有的人际关系之外，好像世界飘远了，只剩下自己。这时，内心深处的一股自悲自怜就会升起，别人不体谅的、别人不支持的、别人不疼惜的，曾经为此苦苦受折磨，遂变得比较无足轻重，似乎可以释怀了。
尤其在写遗书时，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在跟自己对话。譬如，当你交代为何要走上绝路，其实就是在吐苦水，而另一个自我会升华飘在半空中，俯视正在写遗书中的自己，以全然了解的心，一边慈祥默默看着，一边生出怜悯。
很诡异的是，那一年，我竟是因此通过写遗书的方式，在极度孤独中，为自己打气，为自己作心理治疗、安慰，才苟延残喘地活了下来。
所以，当忧郁症纠缠我的时候，这个早年的阴影（死亡）就像老朋友一样，会在某条路上与我不期而遇，亲切打个招呼，让我窝心之余，不顾理智阻挡，乐意再度与它把臂言欢、重叙旧情。
另外，我时常在外国人身上看到不同的文化背景、民族性造就的后果，作为一面比较的镜子。例如，我老是用“臭”、“笨”这种负面的字眼来表达亲昵，像是叫kiki臭妹妹，叫yoyo小笨蛋。
本来这些都只是国人表示亲昵的常用口语，大家也叫得再顺口不过了，但是久而久之，我因而在心理上养成了“弱化自己”、“贬低自己”、“敌视自己”的坏毛病。
这种自我削弱式的情结，可说其来有自，源于东方人自谦的美德。像是老公老婆互叫“贱内”、“拙荆”，叫儿子“小犬”，自称“在下”、“不才”等等，原来都是基于谦虚的美意，但是经久流传却演变成不甚健康的民族性格，影响所及，造成了父母不敢赞美小孩，担心宠坏了他们。高兴时不敢太张扬，怕别人嫌弃、有成就时更是硬要泄自己的气，表现得虚怀若谷，被人一称赞就浑身不对劲，连手脚都不会摆了，仿佛做错了什么事。
这样的贬损自己和自家人，乍听直来很正常，是大部分华人信奉的品行教养，但是稍一不慎，它就会很微妙地转化成一股放不开的罪恶感，在应该得意、应该快活、应该心志壮大的当儿，反而变得退缩、羞愧，总觉得哪里怪怪的，甚至衍生为一种自卑，心头时常会闪过“我可能不够好、我大概哪里有错”的阴霾。
对一般人，这种心理或许还不至于危害，顶多造成一时情绪的干扰，但是若移植在有忧郁症倾向的心灵，就会像一颗恶性瘤，伺机等待身心脆弱的时刻爆开蔓延，酿成灾难。
尤其我自小从爸妈那儿，从没有获取该有的“论功行赏”经验法则，使得“我可能不够好”的谦逊提醒，向下恶化成“我绝对不够好”的罪条宣判，从此难以翻身。
反观西方人就很不同了，他们绝不吝啬去显露内心的好感，以及发表正面的意见，从细微地方看，比方他们习惯叫豢养的小猫“chiquitito”（公猫）或“chiquitita”（母猫），这是西班牙语，意指小东西，有极尽可爱、不胜怜惜的意思。
他们也常会跟人说：“嗯，你今天穿这件衣服很好看”，或“这件衣服很适合你”。我却刚好相反，常常对亲友的穿着面露不以为然的表情，以为对待自家人，这样的“真情流露”才是表达关怀，心想：“我对你好，才会如此说真话。”
真话，在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往往也就变成了“挖苦”、“落井下石”、“修理自家人”的替代语。
我原来一直活在“吝惜肯定别人、刻意贬抑自己”的虚矫情怀里，我们从父母那儿学到这些，再原封不动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代代相传，弄得我们这个正经八百的民族好像人人都跟快乐有仇似的，都罕于散播正面价值的快乐元素，而是不经意溅洒负面价值的假正经元素。
我在旧金山有一位华人朋友爱德华，在美国出生受教育，毕业后执医，早早置产，绝对有资格算是有为青年。但爱德华有一年陪母亲回大陆探亲，祖母拉着他逢人就如此介绍：“这是我长得丑八怪的孙子啦。”
根据我对中国人民族性的了解，其实这位老祖母看见孙子在美国生根茁壮，又是专业医生，心中一定很安慰，也很自豪。偏偏民族性作祟，她不敢在同侪面前太过嚣张，明明心里高兴得很，却硬要装作“哎呀，没什么啦”，所以故意找到了孙子并不算英俊的仅有缺点，夸大解释，作为骄傲的掩饰。
第五章抛不掉的一件旧包袱（2）
爱德华于是背负传统的家庭压力，没有向父母表达（e out），因为老一代的华人移民可是比台湾上一辈还保守呢。爱德华从此死命记住了祖母的那一席介绍词，老是活在外貌不出色的阴影里。
以前他在外州读书，远离家人，还可以拥有自己的情欲生活和自主领域，一等搬回了旧金山，他的情绪越来越低沉。
有一次，他去纽约旅游，发了高烧，朋友发觉苗头不对，打电话叫救护车，他神志不清，仗着自己是医师，还凶巴巴把救护人员赶走。
第二天，他病得更严重，脑袋都糊掉了，连自己的出生年份也说不出来，还是坚持把赶来的救护车斥退。
我想，爱德华应该早就罹患了忧郁症，搬回老家所在的旧金山，与他早年成长的不快乐经验（例如被父母嫌怎么做都不够好，导致他觉得自己不值得人爱）太靠近，他的状况才会变糟，而且每况愈下，也才发生了在纽约那两次荒谬的遭遇。
爱德华正处于“自我否决”、“自我放弃”、“自我惩罚”的阶段。可惜，爱德华有太多放不掉的东西，包括他身为医师的偏执、不敢表达的双面人生活，很难说服他去看精神科医师。
瞧，中国人谦虚为怀的那一套矫情民族性害人不浅吧！而且它宛如一缕阴魂不散，竟可以成功地追踪到已经隔了几代的移民身上。
再举个相关的例子，我深入地观察到，儒家文化浸染下的每一个为人父母，几乎十之八九看到小孩放学回家，脸上笑嘻嘻，立即的反应就是板起面孔，摆开训话的阵势：“你嘻皮笑脸个什么，作业写了没，洗洗手，还不快去温习功课！”
越是亲密的人，我们越是习于互相浇冷水，说一句赞美对方的话，就像要活生生剥掉身上的一层皮。
我们对自己的快乐不知所措，对别人的快乐也极不自在，慢慢形成了一个互相监控的无形网络，于是乎，“谁也不许快乐”，或至少“谁也不准快乐得太嚣张”，否则就惹人厌、讨人嫌，自有体众群起而制裁之。
从小我不容易讨好我的父母，书读得再怎么好，行为再怎么乖巧，他们也是冷冷淡淡，视为理当如此。长大了，我不免“按此要领”，也染上了这套旧习，在内心变成自己的父母，照样不容易讨好我自己，甚至有时变本加厉，比连续剧中那种恶婆婆在挑剔媳妇还严格，一心认定这是一份好修养呢，最后竟然因此搞出了忧郁症，哈，真是惨绝人寰的民族大义！
我有一位摄影师的好朋友阿源，或许是常常透过镜头细腻观察人的关系吧，因此发明了一套颇有趣的理论。他说在谈恋爱时，有些人是视觉型，有些人是听觉型，有的则是触觉型，也有的是嗅觉型或味觉型。
视觉型的人，看到对方送的一束花会格外感动，看见对方露出某些表情会心旌摇晃，也就是说眼睛牵引出来的符号在触动爱情神经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传导功能。
听觉型的人，买不买花倒无关紧要，但是甜言蜜语绝不能少。其他的感官型以此类推。
根据他对我的观察，认为我不折不扣是听觉型的人，想想不无几分道理。
我后来也发现，他的这套理论用在我的人生观上同样很符合。譬如，我从小没有在爸妈的口中听够了该有的支持、肯定、称许，以致于年龄增长了，我的耳朵却没跟着长大，仍停留在童年期，还是像小孩子一样，很没有安全感。
我的眼睛看见的实况，不管再如何真实，怎么也比不上耳朵听到的，即使是假话，我也会情不自禁当真，没有一丝自卫能力就陷进去。
据我猜想，在以上五官发展出来的类型中，听觉型的人大概是最没有安全感的，因为眼见为凭，嗅觉、味觉也比较不易作假，但从人口中讲出来的话最容易夸大、渗水、捏造，“但凭一张嘴”嘛，而像我这种人偏偏只相信最不具公信力的听觉，岂不是自找苦吃？安全感当然就如风中烛火，随时不保了。
从我的个案显示，大抵就是因为从小我没听过爸妈说我一声好，渴望之至，最后依旧落空，使得我到现在为止，已届不惑之年，仍然寻寻觅觅“那一句话”，以为找到了才会感到自己有用处、有价值、有安全感，当然我始终找不到，致使心里空虚莫名、反复受苦迄今。
唉，不论怎样，绕了一大圈，我终究很高兴那时没有服药身亡，没有造成弟弟参与了一场目睹死亡的惊魂记，而使他的人生烙下阴影。
本来那年暑假，弟弟计划前往英国剑桥进修英语，寄出了申请书后，一直没有下文，眼见时间一天天溜走，我就帮他拿主意，说不如改变行程去旧金山吧，那儿也有短期英文班，一来还可以住在我家，节省开销，二来咱们兄弟总算有机会多聚聚。
就这样，他顺利申请到了美国的学籍，一路先飞往我位于旧金山卡斯楚街附近的家。
我则多留半个月，把《晚安，忧郁》新书出版所安排的媒体访问处理到一个段落。
我有时仍饱受折腾，心中颇不是滋味，有时一两句话不合意，我便会生气挂掉弟弟的电话。
但事后，又很恨自己无能、没修养，迟疑了几天，才写了一封长信，传真过去：
亲爱的弟弟：
我的心陷入异常的焦虑，所有的不安都浮上来。我的脑子有一半是天才，有另一半是魔鬼，前者让我灵感源源不绝，写下一篇篇深刻的人性素描；后者让我不时在发狂的边缘游走，一直有脱轨而去的冲动。
最可怜莫过于我的姐姐，她与我互相折磨，我总觉得除了死，我无法逃开她。我好像在玩火，不知道何时会引火焚身。
想到你，我的心情也很复杂。既有深沉的喜悦，也有浓厚的忧烦。你拥有的一切，几乎是我一辈子想望而不可得。在你面前，我觉得自己老了、丑了、胖了，不折不扣是你所说的“大蕃薯”。谁见了你，都容易被你吸引，那份神奇的魔力叫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