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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烟毒的历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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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B逡800件左右。    

  海洛因制造三厂,位于张家营村,有厂房22间,占地一亩许,由韩子秀纠合中、朝奸商、浪人集资兴建,股本有200万元。1940年9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500件左右。    

  海洛因制造四厂,位于西滩里村街中心,计有厂房15间,占地约半亩,股本200万元,股东以张克栋为首,纠合中、朝籍人组成。1940年12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海洛因300件。    

  海洛因制造五厂,位于张家营村北首一所民房里,有厂房18间,面积约一亩。股东都是烟毒大客,初期股本150万元,开工后增至200万元,1941年7月开工生产,每月生产三五百件海洛因成品。    

  上述五个海洛因制造厂受到伪军以及日本2904部队的庇护和支持,大肆生产、销售海洛因。五个厂每月共约生产3000件,210万两海洛因,其所造成的毒害之大自不待言了。(参见王龙:《日军包庇下天津制毒内幕》,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受到制造海洛因、吗啡技术的启发,在一些地方也采用类似的工具生产梭梭烟等土产毒品。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吗啡、海洛因的输入与国产(4)

  民国初年,安徽亳县制毒贩毒情形十分严重,尤以当时民团、商团团长蒋逊之为突出。蒋氏是亳县八大家族之一,掌握地方武装,又兼任商会会长。“他不但大量种植鸦片,而且还在家里制造红丸、白丸,倾销河南各地。这种丸子,形似豌豆大小,里面除了鸦片,还含有大量葡萄糖,有很强粘性,可以直接吸食。大烟还要通过煮烧等加工手续,红、白丸使用起来简便得多。”(张荫庭:《鸦片在亳县的流行和危害》,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西康省雅安,制造吗啡是因偶然事件引起的。当时,烟商收购了大量鸦片,天有不测风雨,一场大雨将其全部淋湿。为了减少损失,烟商从成都聘请技师以湿鸦片制吗啡。大量的吗啡上市后,深受瘾君子欢迎。“继吗啡之后,各种毒品也相继上市了,如梭梭、红丸、快中快、手里酥等,这些东西的毒性要比鸦片大很多倍,吸者在短期内由胖变瘦,由瘦变成皮包骨头,很快就被毒死。”(杨治国:《西康省雅属的烟祸》,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四川江津,1941年以后,“由鸦片制成的毒品——梭梭、嘈达、白面、吗啡、金丹、红丸纷纷出笼,以其服用简便,深得瘾民喜爱。”(邹遂良:《解放前江津烟毒》,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在云南,抗日战争时期,除鸦片流行外,“还有一项更剧烈的毒害,就是梭梭烟和曹达(亦作嘈达)的流行。约1941年后,有川人来昆明,向吸烟人收买烟枪内积存的烟膏(即烟枪内的烟垢),用以配合沃水(又称无水,即无水醋酸),制造最毒的梭梭烟和曹达。这两种毒品,吸食携带都很轻巧便利,用微火隔纸略烘,便有轻烟出现,再用竹管把青烟吸食下喉,立刻可以止痛,但吸上瘾后,面色由黄而青,由青而黑,饮食减少,精神疲弊。每天如不照习惯吸一定的数量,便和死人一样。”(李子辉:《云南禁烟概况》,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从上述材料看,白丸、红丸两种毒品是生鸦片与葡萄糖合成的,其成份仍以生鸦片为主;梭梭烟和嘈达两种毒品,因配以无水醋酸,已发生了化学变化,其主要成份当接近吗啡,应属于吗啡类毒品;从梭梭烟和嘈达的吸食特点、吸食者生理变化看,也接近吗啡。    

  以上我们举例说明了吗啡、海洛因及土产的梭梭烟、嘈达的生产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吗啡、海洛因的制造、生产,与封建军阀、国民党腐败官吏、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庇护分   不开的。因为制造吗啡、海洛因在法令上是禁止的,一些奸商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生产,他们于是勾结军政权要,由军政权要提供厂址和保护,秘密生产、销售。吗啡、海洛因的制造,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药品,因此初期的生产制造,往往聘请日本技师进行技术指导。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晋江张林村全村几乎家家生产吗啡,成了吗啡之乡。这表明传统的家族式经营在制毒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著名大鸦片贩子叶清和在四川、上海先后设厂制毒,也是利用其亲属管理负责的。封建家族的血亲关系,为制毒、贩毒提供了组织基础,并显示了烟毒的中国特色。    

  随着吗啡、海洛因制作技术的传播,在中国内地的鸦片产区,也发明了土产的新的毒品,其中梭梭烟、嘈达较著名。从其生产过程、品质特点上看,它们更接近于吗啡。梭梭烟和嘈达的发明、制作表明,中国的吸毒、制毒水平也有了独立的发展和提高。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鸦片国产化的危害(1)(图) 

  自晚清鸦片弛禁以后,国产鸦片以其低廉的价格抵制了洋烟,实现了鸦片的国产化。然而,鸦片这一毒品的国产化,导致了烟土价格的下降,吸食者的增多;导致了罂粟种植面积的增大、农业生产的萎缩;也导致了城市工商业的停滞。因此,鸦片国产化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第一,吸食者的增加。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中国生产的鸦片质量不断提高,以与进口   鸦片相抗衡,而其价格仅相当于洋药的一半。清光绪二十年(1894),四川鸦片每担260海关两,而进口鸦片高达528海关两。同时,土产鸦片遍布各地,可以就地贩卖,运输距离较短,所交厘金税自然很少,而进口鸦片从通商口岸运销内地,运费高昂,关卡抽厘,因此,越往内地洋鸦片价格越昂贵,土烟价格越便宜。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花上百十文就可以吸上一次上好的烟膏,一饱烟瘾。据记载,“清末未禁烟时,(上海)租界中大小烟馆密若繁星。大烟馆如南北诚信第一楼、青莲阁、五层楼、论交楼、升平楼、南北寄园等,日夜客满,几如山阴道上,有迎接不暇之势。此外,潮帮小烟馆亦星罗棋布,遍地皆是。另有广州烟馆,如广诚信、正诚信、广诚发、广诚昌等,亦不下数十家。洋场烟膏,惟广帮第一,各帮均不及。厥价较昂,每钱须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不等;每大洋一元,挑烟一两,间亦只有七八钱,老吸烟者,非此不得过瘾也。如吸别帮之烟,每过瘾须五钱者,吸广烟只须一二钱,盖大土力厚之故。惟广帮烟灰可以换烟,每灰一两换烟四钱,别帮不能也。”(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第2页)在上好的大烟馆中吸食,每钱花费百十文,而在低下等小烟馆中吸食,其价钱则更低。    

  另一方面,鸦片种植弛禁后,全国各地,无论东西南北,都大量种植,使无论城市乡村,罂粟花都在盛开,鸦片烟膏都有销售。据有人计算,种植一亩小麦,其利润约为6000文,而种植一亩鸦片,其利润为11000文。初之所在,种植者趋之若鹜。当时全国一十八行省,在在都有种植。全国各省区播种面积、产量已相当可观。据统计,光绪二十二年(1906)全国共播种近1800万亩,产量约5800万斤。    

  鸦片种植到了各地,各地都有了收获,自产自吸的情况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总之,由于鸦片国产化,鸦片的价格大大降低;由于种植的推广,即使偏远的内陆地区也有鸦片生产、销售;自耕自足,导致了贫困农民的自种自吸。所有这些使吸食者空前增加。据有关统计,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905~1906)全国计有鸦片瘾者1300万人,再加上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瘾者,总数超过2000万人。    

  在如许之多的吸食者中,社会各个阶层,从达官贵人到社会下层的贫困的农民都不例外。清朝末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访问了中国内地,他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对一位贫困的农民鸦片瘾者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鸦片对人们身心伤害的生动而典型的例证。他在该书第145页中写道:    

  在中国西部通往宝鸡的路途中,我们行进在大队人马的前面,轿子和轿夫等落后我们一英里。由于道路不熟,领事便问一位农民,“从这儿到宝鸡有多远?”领事的第一次问语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从这儿到宝鸡有多远?”领事又问。此时,这位老农只是轻微地转了一下头。第三次问话后,这位农民茫然的双眼中才闪现一丝灵光。领事就同一问题重复了第四遍,对方才听懂了“宝鸡”二字。第五遍后,他才听懂了“多远”二字。直到这时,这位农民才慢慢腾腾地吐出“四十里”几个字。浓厚而缓慢的回答像是梦游者的呓语。仅仅一个上午,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十多次,我疑惑不解地问领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些人天生就这么愚笨吗?”领事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不。或许是因为鸦片。你没听人说过,‘十个陕西人中,十一个是土烟鬼’的话么!”


第三部分:罂粟花处处开放:鸦片国产化鸦片国产化的危害(2)

  其次,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减少,饥馑流行。鸦片弛禁以后,由于其与种植粮食作物相比,比较效益较高,据记载,“种一亩罂粟,平均可变卖白洋200余元,比种粮食作物高十倍多。”(《中国近代烟毒写真》第195页)因此鸦片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每到春季,全国各地都是罂粟花盛开,一片美丽的鸦片风景。当时,山西、陕西、甘肃、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山东以及云贵川之省是鸦片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    

  据蒋狄明在《中国禁毒历程》一书的估算,1906年全国种植罂粟用地约为1871万亩,全国总耕地为125亿亩,罂粟种植面积占了1。5%,其中西南的云贵川罂粟种植面积较多,占了全部可耕地面积的8。69%。由于罂粟的种植,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开始减少,有些地区甚至为此引发了粮荒。如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凡是有水灌条件的土地,往往种植罂粟,以取得较高收益。然后,再到附近地区购粮食用。这种情况的大规模发生,使西北地区粮食缺乏,极容易造成粮荒。在同治三四年(1877~1878)间,北方发生了大旱灾,山西   、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地区草木枯死,粮食绝收,赤地千里,于是造成了北方地区的普遍缺乏粮食。饥饿的人们食尽了山上的草根树皮,再也没什么可吃的了,以至于饥饿而死。据估计,北方地区饿死的总人数超过了950万人。山西省灾情最重,饥民达五六百万人,饿死者超过了半数,有些村子所有的人全都饿死了,一个也没剩下。这一大灾难,虽是天灾,其实与罂粟种植大有关系。当时山西巡抚曾国荃曾指出:“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储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曾文襄公奏议》卷八)但是,经历过此次大饥馑、大死亡,山西的罂粟种植面积并没有减少,照常种植,缺乏粮食储备的情形依然如故,光绪十九年(1893)再次发生大饥荒,死人盈野,惨不忍睹。    

  四川省虽然是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但是沃野千里,到处盛开着罂粟花,罂粟的种植严重地排挤了粮食的生产,使本来粮食产量很多的四川,也出现了缺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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