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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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水浒》里的宋江，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举义’那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现在，邓小平这个宋大哥，也是迫不及待地要为刘少奇那个王朝的人招魂呢。结果在梁山伯山寨激起了一片的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的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华国锋肉麻地说：“江青同志一下子就把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讲透了，到现在为止，我才真正理解了主席评论《水浒》的目的。好，今后在文化上我看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的了。跟着你们绝对不会错。”
华国锋等人支持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上述看法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毛泽东明确地认为：“邓小平的这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看来他是想翻案呢。他要把他的许诺和保证收回去了呢。”他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他的意见全讲出来。毛远新当即在十月三日召集这些人开会，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特意强调：“主席要小平同志主持会议，起草一个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也作个批判。这是当前的一项任务。”
邓小平则断定这是毛泽东的身体危机的信号，就顶道：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嘛。你说回潮，我认为值得研究。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昨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的工作方针怎么样，主席还说是对的嘛。怎么又有这样的情况呢？”
毛远新当即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的指示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你突然问主席一句，主席怎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呢？再说，你给主席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告迟群和小谢的材料，主席当时并没有看。主席看了以后很生气，再次说：‘小平为什么对那些人的告状感兴趣？再不改正，就要出修正主义。’”说完，就从文件包里取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人信的批示。邓小平沉默了。张春桥一字一句地研究了毛泽东的批示，心里感到非常的舒心解气。是的，自己是主管文化和教育的副总理，清华大学的几个小将一直是自己支持的造反派。邓小平就是想通过整倒迟群和谢静宜来达到最终整垮自己的目的。这个企图，从一开始他就预料到了。现在，毛泽东的几句话点破了主题：“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批示，展开了对邓小平的批判。
华国锋在讲话时说得非常清楚：“主席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统一认识，达到团结，你邓小平为什么现在一反常态，要和毛主席唱对台戏，这个问题你邓小平心里最清楚。主席提出由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邓小平为什么要拒绝？你说你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说得倒好听，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对你和刘少奇开始的，怎么能说是不清楚呢。能说你主持制定这样的文件不合适呢？你应该清楚…一点，你站出来的时候，是由于你承认了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才得到毛主席的支持的。而决不是中国离不了你。这个问题你要有个正确的认识。”
至于张春桥在发言中对邓小平的批判，比起华国锋来说，调子要轻得多：
“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示，回击了邓小平同志在教育革命上的许多奇谈怪论。为什么毛主席要批示这封信？因为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均、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先后通过小平给主席转来两封信，污蔑迟群和小谢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上存在着什么严重问题。说他们狼狈为奸，争权夺利，专横跋扈，在清华大学搞法西斯统治，甚至诬陷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在群众中造成了甚为恶劣的影响。其实这都是编造的。用主席的话来说：‘他们是打着我的旗号来打击我的力量，和林彪用的手法一模一样。’这封相同的信他们还给吴德和李纳同志也写了，都是要把他们打倒。这些人胃口大得很！这样就挑起了这场斗争。”
华国锋马上接着说：“我们党从来就有个规矩，这就是决不允许诬陷好人。毛主席最近又强调了这一点。迟群和小谢是好同志，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张春桥又说：“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均万同志给毛主席也写了一封信，揭露了教育部长周荣鑫在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在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打倒，把他从教育战线上赶走。同时肯定了迟群在文化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为为教育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毛主席对这封信也作了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经过调查，断定了刘冰的告状是诬告，这才作了批示。这里我要问邓小平同志，你是怎么做的呢？说穿了，刘冰和周荣鑫的观点都是在你的支持下进行的。你才是教育战线上创造各种奇谈怪论的总根源。”
政治局会上对邓小平的批判传出来后，清华大学从十一月三日起，展开了所谓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不点名批判。
十一月八日，清华大学召开了有一千三百多人的党委扩大会．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十一月十八日，又召开了全校大会，公开批判周荣鑫和刘冰，实际上也把矛头对准了邓小平。于是，清华大学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批判右倾翻案内容的大字报、大标语，张春桥指示全国各地的教育界单位派代表参观。到了十二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根据张春桥的讲话精神写道：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邓小平被停止职务后，华国锋主持了全国的全面工作。这年的十一月下旬，由他主持了对党政军干部的打招呼会议，并发表了讲话。直到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都是华国锋在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当然包括了对邓小平的批判。现在，这个篡夺了中共中央大权的所谓主席，竟把一切都推到了我们身上，说我们另搞一套。那么后人难道不需要好好地查一查，究竟是谁在另搞一套呢？这个天大的冤案难道不需要翻吗？张春桥愤然地自语着。
可是，华国锋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里，却是如此渲染他的胜利：
“大家在想：过去有毛主席亲自掌舵，千难万险，我们不怕，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能不能顶得住王张江姚这一帮的猖狂进攻呢？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呢？是光明的中国还是黑暗的中国呢？这种种忧虑和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回答了问题。经过一九七六年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的斗争，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决定性战斗，我们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军队，广大的党员干部，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团结。党中央一声号令，广大群众奋起响应，立即行动，一枪未响，一滴血未流，就解决了问题。全国军民，一片欢腾，形势非常稳定。就以上海来说，‘四人帮’苦心经营多年，自以为统治很稳固了，但是，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四人帮’的压迫和欺凌，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深恶痛绝，埋藏在心头的愤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其势迅猛异常。上海已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会容忍的’，‘四人帮’策划反共右派政变阴谋还没有得手，就迅速覆亡，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张春桥狠狠地朝地上跺了一脚：“这个华国锋真是脸皮厚，竟敢公开引用毛主席给江青信里的话！明明这些话都是当年毛主席针对着今天他们这样的事情而讲的话，现在他竟然套到我们头上了，奇*shu网收集整理类似这种真假猴王的丑剧到底要演到何时为止。”
当他看到华国锋得意的夸口：“中国人民满怀胜利豪情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光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胜利了！”
张春桥从心里暗暗地骂道：“小子，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究竟有什么样的下场！你演的这套把戏，对邓小平来说，则是理所当然，对你来说，就是大逆不道！”
第三章 “写检查？笑话！你们还配让我写检查？”
人生的乐趣，不仅是在欢笑里陶醉，也是在痛苦中苦熬。没有形形色色的生活冲撞，就不可能纯洁你的灵魂，也不会燃烧你的热情。张春桥早在十几年前和江青一块搞样板戏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话：“作为英雄，如果没有眼泪和生死考验，就会淡如清水。”
今天，轮到他来品尝一下这个滋味的时候了。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