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6-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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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评论“二战”后美国的伊朗政策分析（1）
不管是在罗斯福政府时期还是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都没有一套在伊朗建立附庸国的完整策略。在罗斯福政府时期，美国对伊政策的最初着眼点是正在进行的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德国入侵苏联才引发了英国和苏联联合占领伊朗，也正因为此等因素，伊朗才大力去赢得美国的支持。但是直到伊朗的稳定对盟国的作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之时，美国才决定深入地卷入伊朗事务，而且起初美国的涉入并没有反映出在伊朗的长远打算，没有削弱英国、获得原材料及占领新市场等图谋，美国最初的涉入仅仅是为了盟国更好地作战。在二战局势逐渐明朗后，伊朗又成为罗斯福协调大国关系的棋子，在罗斯福的战后构想中，大国合作是占据重要地位的，所以他不可能在伊朗这样一个小国与苏英特别是后者产生激烈冲突。
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冷战的阴云虽然已是日益浓厚，伊朗在遏制苏联方面的作用虽然也已经被认同而且也被美国政府所运用，但是那时杜鲁门政府并没有把伊朗发展为一个附庸国的政策，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它拒绝了英国人在伊朗发动政变推翻摩萨台民族主义政府的建议。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Toward Iran During the Mussadig Era”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之所以不愿过多地卷入伊朗事务，是其决策者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那时美国执行的是“重点防御”战略，它的着眼点主要是西欧和日本这样的工业中心，为了保障这些地区免受苏联的威胁，美国的策略是在苏联的东西两侧集中盟国的军事力量，并且大力推进这些地区的经济重建。虽然不管从地缘地位还是从石油资源上讲，伊朗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并不处于重点防御地带，而且在阿塞拜疆危机之后，美国认为伊朗已经有了相当的稳定和安全，因此它并没有被包括在联合参谋部1947年4月所拟订的战略重要国家之列加以援助。那时美国决策者还认为主要应由英国承担保卫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地区的责任，因为当时英国在那一地区有8万驻军，并且在巴林还有海军基地。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前引书；pp54～55
在50年代初，美国的全球战略开始改变，从“重点防御战略”逐渐向“周边防御战略”过渡，受到美国援助的国家不再仅仅局限于苏联东西两侧，而是扩大到中苏势力范围周边地带。那时伊朗的不稳定日益加剧，为了回应局势的变化，美国国务院在1950年4月重估了对伊朗的政策，并且在此后数年中逐步增加了对伊朗事务的卷入。虽然如此，美伊之间的密切关系还是直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才建立起来。
美伊亲密关系源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球新战略，它主要追求的是在增强对苏联扩张遏制力的同时降低美国的防御开支，为此改变了美国武装力量的行动方向：花费巨大的常规地面战争要被有限核打击和大规模报复战略所取代，这也是朝鲜战争给美国的一个教训。美国的新战略还要求要加大对处于苏联势力范围周边的国家的援助力度。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前引书；pp93～94虽然杜鲁门政府在1950年也提出了这一计划，但是被当时的欧洲重建和朝鲜战争所拖延。艾森豪威尔政府着手与苏中周边的国家建立密切关系，为此在这些国家广泛使用安全援助、经济援助、联盟和秘密行动等手段。
在艾森豪威尔的新战略中，伊朗处于非常关键的位置：它不仅对防御中东地区非常关键，而且对地中海地区的安全、作为进攻苏联的空军和陆军基地也十分重要，波斯湾地区的石油也是西方重建和对苏作战的保障，而且伊朗还可作为对苏联侦察的据点。起初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伊朗政策主要集中在增强伊朗的政治稳定、降低人民党带来的威胁上，随着摩萨台的倒台和扎赫迪政府的巩固，上述任务基本完成。此后美国决策者在1955年初又有了新的打算，那就是把贫弱且历来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中立的伊朗纳入反共产主义的阵营中，US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USPolicy toward Iran，NSC 5504，January 15；1955这个计划一直指导着随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伊政策，这就要求美国加强国王在伊朗的地位和权威，因此对伊朗的大规模援助就必不可少。美国在伊朗建立依附国家的决定事实上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伊朗的国内政治，因为美国需要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的附庸国，这就注定美国必定要成为国王政权的支持者，而且为了国王政权的稳定，也必定会帮助国王镇压反对势力，于是，美国这种建立依附国家政策的运用就不可避免地会对伊朗国内不同的政治力量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些得到发展，而另一些则受到压制。
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评论“二战”后美国的伊朗政策分析（2）
肯尼迪政府是在第三世界发生一系列危机诸如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和黎巴嫩内战，50年代的古巴革命和危地马拉的动荡，以及越南、老挝、刚果（利）等地爆发的反对美国及其依附人的武装斗争等，这些事件都危及到美国的利益或战略目标。后执政的，因此与前任政府相比，它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新的色彩。肯尼迪政府的被称为“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的新战略，倡导运用广泛的外交政策手段来遏制苏联的扩张。在肯尼迪政府看来，前任政府依靠核武器而不是常规军事力量，在第三世界强调安全援助和秘密行动以建立依附国家，以及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等措施已经使得美国难以应付一些第三世界的危机，如纳赛尔主义的传播、东南亚的冲突、卡斯特罗的崛起等。为了推进第三世界平稳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美国新政府提高了对经济、文化援助和外交手段的重视程度。
肯尼迪政府的新战略连同伊朗日益严峻的国内形势，催生了60年代初美国对伊政策的重大变化。肯尼迪上台后不久，新政府就设立了一个由助理国务卿菲力普斯·塔尔伯特领导的伊朗特别工作组。1961年5月，工作组发布了一个报告，主要内容是建议美国给予伊朗刚上台的阿里·阿米尼改革主义政府强大的支持，包括立即增加对伊朗的经济援助，阻止任何反对他的政变等。工作组报告还建议美国政府要鼓励伊朗领导人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 前引书，p98这一建议构成了以后两年美国对伊政策的基础，美国驻伊大使爱德华·威尔斯（Weiles）及其继任者赫尔姆斯都对阿米尼和他的改革计划表示大力支持。虽然美国官方没有威胁说要降低援助，但是的确坚持要巴列维拓宽统治基础，给温和的反对派一些机会。阿米尼出任首相标志着伊朗大规模改革的开始，虽然不能断定美国的压力在伊朗改革一事上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卷入其中的美国高官相信美国在这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Washington Post，October 23，1977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肯尼迪政府向巴列维施加改革压力的出发点在于增强一个友邦的实力，即使它对巴列维的统治有些微词，那也是出于对自己附庸国的担忧而不是反对巴列维。
约翰逊政府的全球战略与前任大同小异，它的主要关注点是越南战争和其后的阿以冲突，因此进一步降低了周边防御战略。因为出现了上述重大事件，也由于美国对巴列维政权维持稳定的信心的增强，使得美国在60年代中期大大降低了依附关系的范围，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因此呈递减之势，这也相应地降低了美国决策者向国王施压以深入改革的能力。从60年代中晚期始，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活动能力也下降了，驻德黑兰大使馆的政治处从1963年的21人减少到1969年的10人、1972年的6人。中央情报局同样也减少了大量的伊朗代理人，包括所有在人民党中的代理人。Mark JGasiorowski，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前引书，p99美国的情报收集重点也转到了地区关系、伊朗的石油和核电站工业以及伊朗的武装力量吸收先进的军事装备的能力，对于伊朗的内部政治的信息，美国则依赖伊朗自己的情报机构。
在约翰逊政府时期，随着国内地位的巩固和石油收入的激增，巴列维的独立意识开始抬头，地区称霸的念头也油然而生，尼克松政府的上台则为他的上述构想提供了便利的国际环境。
尼克松政府的美国全球战略充分反映了越战因素。在基辛格的指导下，这届政府制订了几个遏制苏联的战略，而且每个战略都力图避免再次陷入像越战那样的困境。这届政府的全球战略集中体现在尼克松主义上，这个战略主张避免直接卷入与苏联进行的代理人战争，认为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向第三世界的附庸国提供武装、支持它们与苏联的附庸国家战斗的策略。因为其战略位置以及在阿以冲突中持中立立场，伊朗自然成为尼克松主义的重要实施对象。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美国向伊朗出售了大量的先进武器，并鼓励巴列维在本地区美国和苏联的盟国间发生冲突时扮演警察角色。巴列维对非洲事务和阿以冲突的介入也越来越多，而且，随着伊朗在伊美关系中地位的提升，美国决策者对巴列维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因此对他要求美国减少在伊朗的情报收集活动的呼吁也不得不持默许态度。
继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的福特在对伊朗政策方面基本上采取了“萧规曹随”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之后的卡特政府也没有形成一套可以被称之为全球战略的外交政策原则，虽然这个政府非常注重推进第三世界的人权发展，但是这项政策本身并不能构成一个战略，而且具体到伊朗，卡特的人权外交政策也大打折扣。卡特政府起初的对伊政策和尼克松及福特时期的对伊政策很相似：同意向伊朗出售大量的高性能武器，阻止国务院和国会中的人权倡导者要求国王实施政治自由主义的努力等，在卡特政府形成一套全球战略或对伊政策前，伊朗革命的迹象就开始显现，对伊政策的应急性就不可避免，因此也就难以形成一套完整的针对伊朗的策略了。另外，在1978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卡特和他的大多数高级外交政策顾问都专注于埃以间的戴维营谈判，伊朗受到卡特政府的关注有限，这也直接导致了在伊朗动荡和伊斯兰革命期间美国对伊政策的混乱以及美伊关系灾难性的结果。
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美伊关系评论冷战是美伊建立亲密关系的根本因素
在1941～1979年的美伊关系发展过程中，尽管二战和石油都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但是把双方连在一起的最重要的纽带还是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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