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军调查-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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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说:“这种情况不管对谁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海关的各项规定我们也不熟悉,只能走一步说一步。当时风风火火到了斯图加特,我的作战计划是在曲云霞3000米、刘东5000米、王军霞10000米,这三项当中确保两项,两块金牌两台车,结果最后打下来,哈,三项都拿下来了。咱在国外也没卖过东西,大伙儿只顾高兴没多想,就把车装了海船运到了天津。九三年那阵儿也不上税,海关人说,要车可以开走,如果不要车,每台车海关给两万多美金就算我们出手,三台车能得将近八万美金吧。当时国内车价挺高比较坚挺,谁都说每台车两万多价太低不能卖,八万美金折人民币八八六十四万左右,三台世界冠军大奖奔驰车才值这个价啊?我也觉得太不划算,再说咱辽宁以前没有得过这么高的荣誉,我把车在海关卖掉回去也不好看,就想把车开回沈阳,手续由天津海关移交给大连海关处理。咳,没想到这车回来可成了他妈的大麻烦,本来就不好分,这个挑唆那个挑唆,挑得运动员就光知道分东西了,都想占便宜伯吃亏。有人说我压根儿没份儿不该要,为啥?凭啥?我不要他要得上哇?按常规惯例讲,三台车有我一台半很公平。外头也瞎炒起来,这事儿一复杂就拖下来了。赶后来说干脆找主儿卖吧,我说早该卖,早知道闹成这样,在天津海关我就卖狗日的,卖上八万美金我得四万不就得啦!哪儿有后来这事儿。没想到,拖到九四年,更麻烦了,国家九四年以后新规定,车办手续都要上税,这车在海关手续还没办反而该咱倒贴税钱!幸亏此事是九三年的奖品谁都知道,要不然有嘴说不清,最近这才跟大连海关讲好了,省体委还得出证明信,按九三年的事免税处理。海关又说了,免税车一律不准倒卖,只允许本人在海关和本单位监督之下使用,好嘛,如今连卖也卖不成啦!当时队伍往大连搬家前儿,实在不好办,当时给沈阳留了一台没动过的车,这不——他又拍方向盘;开到大连两台,平时我开这台,另一台在别墅车库里放着,我就这么瞎开吧!往后你也知道,不等这车处理利索,她们就闹事儿,跑了,一直拖到现在。将来?将来咋说?我该得一台半,大连这两台我和曲云霞分,沈阳那一台王军霞和刘东想咋分咋分吧。
我们默默抽烟,一支接一支。半晌,我想起一个信息,就告诉老马说:前几天著名教练罗维信在全国人大会上发言了,讲当前有相当多的运动员因为经济利益同辛辛苦苦的教练员闹翻,在相应的体制改革尚不完善之前,毫不顾及国家利益。罗指导呼吁引起多方面的注意,他深表忧虑。
老马发出深长的一声叹息,低沉地说:老罗他最知道干我们这行的难处哇。
下了奔驰,老马锁车门,我观察了一下银灰色车体,整洁美观半大不小,正适合于平常日用,是地地道道的奔驰180原装货。
回到基地楼里,曲云霞的父亲就迎出来并随后将外大门锁好——这个大门一般情况总是锁着,防止杂人进入。老曲头一回到楼内,老马接着与我的话题就侃:我说老曲啊,你养不起一台奔驰车啊!你算嘛老曲,来不来你保险费先出l万5,附加费3万,听说是按什么6%收,城市增容费人家要6万,也是按什么20%收的,每半年的油钱少说要5千以上,你加一加,你用不用车都得先交10来万块钱,你能养这车啊你?将来还是个处理品。
老曲头听明白这笔帐以后,很憨直地说:不管贵贱吧咱自家用不着这车,孩子们也用不着,谁没事老整这玩意儿啊!老马说是啊,咱家要是不种地,你买不买耕牛?一头牛3千吧,你不用它种地,还得给它拔草铺圈,你干不干?老曲憨直地笑道:这牛一千块卖给我也不要!我买它看样儿?
老马对我一笑:你说老外他奖咱中国人汽车,真不如奖美金吧!
我离开大连时,到老马的西班牙式别墅作客。别墅有两个车库,曲云霞的那台闲车停在一间当中,静静地发出很高档的幽光。这时候是九五年的3月底。
后来我几番从大连转赴沈阳,到运动队深入生活开展采访。在运动学院大院里的田径队驻地,我有幸观瞻了属于王军霞和刘东的那辆奔驰车。它很有灵气儿地停放在室内田径馆投掷房中的空地板上。停车点与训练区之间隔着一道帆布篷,隔蓬那边传来“吟吟”的铅球落地声和杠铃器械的举落声。我默默地尽量以平常心来看待这台双料世界冠军车,仍然觉出了它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尊贵。那边的铅球不会误投过来吧?
这三件世人瞩目的特殊奖品将来会落入谁手?命运如何?实在难以预料。
第五章 辞职揭秘
当年,崔大林起用了马俊仁。为啥闹辞职?改革就是权力再分配。闫福君写了“体坛王气在辽宁”的诗句。惊动上层人物说了话,闫福君忍痛离职,同情者众。老马做驱闫先导,邓学政认为是个大败笔。两次家长会,冷热两极端。“金牌的摇篮,也是腐败的摇篮。”
经过了1993年的辉煌,马家军在一片建立新基地的喧闹声中即将进入1994年。时逢年头岁尾,田坛无赛事,马俊仁和他的马家军本该歇一歇喘口气。却不料媒体忽报马俊仁正在辞职!据说重要原因是有人压制人才破坏训练等等。此讯立即在全国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同情理解马导者甚众。马俊仁的突然辞职引来了1994年中国体坛第一桩爆炸新闻。
这场风波对于马家军后来的命运关系重大,应当载入马家军的史册。我们尚处在一个人治社会里,深受僵死的计划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僵死的干部体制之苦。你只要看一看周围计划经济系列的任何一个单位,鲜有不闹矛盾者。不是党政不合,便是正副之争,拉帮结伙,人身依附,人格扭曲,内耗不停,走到哪里竟是一个样。所区别者是个程度问题,有的矛盾公开尖锐,有的还相互留点儿面子,有的既联合又斗争,有的先隐蔽后暴露,有的心甘情愿作宦官,有的把人马划成亲你或亲我,屁股坐在哪一边?千条江河归大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营造自己的小王国——这是我们多少年来封建人治专制土壤的天然果实,是个国粹顽症,是人事体制要变革的问题,是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改良脚下这块土壤的问题。
我们对马俊仁的脾气性格已经熟知,对当时的辽宁省体委副主任兼运动技术学院院长崔大林也比较熟悉。崔大林在1988年力主辽宁体育界的改革,在国内体育界第一个引进竞争机制,打碎铁饭碗,取消教练员终身制,实行聘任制,破格把马俊仁从基层体校选拔上来,从而解开了马俊仁这匹千里马的缰绳。当马俊仁在五届全运会上惨遭失败的时候,当平日里许多人对马俊仁多有非议的时候,崔大林多次宣讲:“老马身上有一种非凡的敬业精神,勇敢的创新精神,他有一股子宁折不弯的闯劲儿,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施展才华的机会呢?”当有人批评马俊仁身上毛病多爱放炮时,崔大林又坚定地说:“人不可求全,毛病谁没有?要敢于用人一技之长!”——若非先生垂三顾,谁识茅庐有卧龙?中国人际关系讲究的是渊源背景,封建人伦社会遵循的是主恩知遇。老马和大林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大林是正宗的干部子弟,文革中同样忍辱受苦插队插到铁岭。他从小浸泡在东北良好的体育环境中,特别喜欢篮球足球,插队的时候是县里男篮的一名好前锋。个头不算高,黑而精壮,弹跳好投篮准确动作迅猛。这又是孙玉森告诉我的。那时候孙玉森从沈阳体院毕业后正好分配在这个小县的体委主抓篮球队。往后孙玉森调到铁岭地区体委,崔大林也升到地区队。这又是一个较深的渊源。文革后大林回城返沈阳,先是在省体委援外办当干事,仍在体育这条线上发展。到了1980年,30来岁的崔大林就担任了辽宁田径队的大队长。孙玉森这阵子也从铁岭调回省城也到了省体委。他们从20多年前就在一起,切磋体育的技战术和人生的苦与悲。二人在相似的人生道路上算是前后脚一块儿前进。孙玉森是科班出身,崔大林是自学成才。具体说究竟是谁帮了谁的忙,这无关紧要,二人的关系一直很厚实处得挺铁,称得上心心相印。崔大林在1985年出任了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院长并成了省体委党组成员,时年36岁。孙玉森当时大概不到40岁吧,又继崔大林之后担任了田径队队长,崔大林成了孙玉森的上级,两人一个心眼儿要把辽宁田径抓上去,1988年招来了马俊仁。崔大林当院长要操心的运动项目自然很多,但他毕竟是从田径队拼出来的,对田径队的业务感情上更关切也更内行。1990年崔大林在兼任院长的同时又当了省体委副主任,还是主管竞技体育业务。有报道说崔大林“对体育业务之精熟堪称活电脑”,此话不虚。干部子弟一旦踏上事业之路,思想素质和理想追求又高于孙玉森等农家子孙。应该说,是崔、孙二人用自己的优长和心血共同培育了马俊仁进而成全了马家军的。可以说,崔、孙、马形成三驾马车合力并进局面,为后来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我在沈阳体育界生活50天采访数百人,大家对这一点一致公认。没有崔大林坐庄没有孙玉森事无巨细的操劳,没有崔孙二人做强硬的组织保证和人事后盾马家军断难成就大业。这一切反过来证明了那个古老的道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凡成大事者必铁了心团结一致。孙玉森和我处熟了,悄悄告诉我说:咱这儿不少人把老崔比作辽宁体委的邓小平,总设计师呢!事实上,崔大林任辽宁省体委副主任、运动技术学院院长,一身兼任两个副厅级,从1985年起主抓竞技体育,业务上各项工作颇为扎实到家,为辽宁体育健儿最终在九三年七届全运会上的崛起立下了头功,往后能否在中国达到那么高的境界,真还很难说。
我始终难以忘却全运会上辽宁代表团高举着的那面大旗——大片的海蓝色是大旗的底色,显衬着辽东半岛的地图,一只咄咄逼人的斑斓东北虎雄踞旗上,气势磅礴。这是谁主持设计的?有气势,有胆略。
说到这里就必须涉及到一个人,他就是从1993年初调入的辽宁省体委主任闫福君先生。后来成了那场辞职风波中悲剧的主角儿,在体委仅15个月就被调离。
闫福君是一个酷爱读书与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