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列强-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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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不堪，政府权威早已江河日下。该国是重要的石油输出国；它的石油储藏量比俄罗斯还多，仅次于阿拉伯产油国家。它的产油量在世界石油输出国中位居第五，约占美国石油进口的六分之一。委内瑞拉的石油开采量对世界市场价格影响很大。由于财政预算的一半要靠石油收入，石油开采的一度停顿使这个本来就饱受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之苦的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近期内该国国内的混乱状况不会好转，并且不排除会产生国际影响。上述三国的情况，在其他一些较小的拉美危机国家也存在，但总起来说它们对这个大陆并不具有代表性。不过，这些国家的情况表明，外国（即美国）只要想进行干涉，现在和将来都可以找到由头。目前拉美国家同美国的关系很难一目了然。一些国家明确表示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其中甚至包括墨西哥；大多数国家不表态；哥伦比亚则加入了“志愿者联盟”。一旦拉美发生严重危机，预计美国将施加影响并进行干预，但中国、俄罗斯或欧洲不会干预。1982年英国同阿根廷之间那场古怪的福克兰群岛之战则始终是个例外。
几年来，华盛顿表现了克制。鉴于它过去曾多次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行过干涉，其目前的态度显得异乎寻常，原因可能是为了照顾那些西班牙裔美国人，因为他们作为选民在美国越来越重要。自西蒙·玻利瓦尔和亚历山大·冯·洪堡以来，拉美几乎再没有出现过一位有国际影响的大人物。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虽曾在欧美极左派中风靡一时，但在拉美，他们如同庇隆夫妇一样只是过渡性人物。困扰人们的内政、经济和社会问题似乎使拉美各国难以作出任何超越本国范围的承诺。谁要是想了解那里的经济问题有多严重，只要看看一些数字就行。巴西和墨西哥的人口加起来等于德国人口的三倍还多，但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德国的一半。这就是说，在这两个最大的拉美国家，人均产值只及德国人均产值的六分之一。不仅是巴西和墨西哥，所有33个拉美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少数几个将在21世纪逐步地跟上工业国家。在此过程中，主要不是靠外来的发展援助，而是靠自己的意愿，靠自力更生，尤其是要靠目标明确的政府。今天看来，多数拉美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与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方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
当二战结束策划建立世界银行和发展援助的基础时，人们还不能预见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爆炸。假如人口出生率能够保持在当时根据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所估计的数字上，那么发展援助就可能会大大改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但事实是，只在少数例外的情况下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在多数情况下不大成功。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发展援助通过引进现代医疗卫生在无意之中决定性地助长了人口爆炸，而且还在于那些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几乎一夜之间成立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既没有巩固的结构，又没有能干的精英。结果几乎必然是，许多国家的政府通过建立自己的军队来打造必要的基础。后来，军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今天，发展中国家每年的军事预算比它们每年得到的发展援助要高出好多倍。更糟糕的是，一些工业国家提供的财政发展援助实际上隐蔽地被用来支付军火进口。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有不少人出于理想主义和为了表示声援而主张大大增加发展援助；他们之中许多人积极参加私人性质的非政府组织（NGO）工作。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群众首先关心的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政府因为每隔四年要争取连任不得不作出让步，增加发展援助似乎遇到了巨大的障碍，更不用说这种援助本来就收效甚微。为了寻找罪魁祸首，
近来有人开展了一场反对“全球化”的宣传战。由于这种示威的组织者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实际上也不存在），他们就把发展本身妖魔化。姑且不论技术、信息和金融的全球化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暂时还没有产生负面后果，企图取消或至少停止这个进程，对任何人、包括对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好处。如果工业国家能取消旨在保护本国工农业的一切保护性关税，那倒是有益的。保护性关税阻止了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国家出售原料和农产品。但取消关税的效果是有限的，因为这一做法也会使参加世界贸易的其他国家受益。为了有的放矢地提供援助，不妨采取这样的办法：将来援助国给受援国提出两个条件，一要限制军费开支，二要通过计划生育节制人口。不过，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两个条件在大多数国家——无论是援助国或是受援国，都很可能会遭到反对。总体上讲，看来今后几十年内对发展中国家原则上不会普遍地增加援助。在一个长时期内，将按各国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很可能还是要依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而定。中国这个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将扮演重大的、不断增强的角色；接下来是印度。大多数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可能将继续穷于应付国内问题，而巴西完全有可能在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中增强自己的分量，墨西哥则可能最终投靠美国。发展前景不甚明朗的是许多伊斯兰国家，尤其是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不能指望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会出现共同的趋势。今后数十年，它们之中的大多数仍将靠边站。在作出重大的方向性决定时，它们只能被动地而不是积极地参与。当然，由于亚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国家经常爆发金融货币危机等原因，即使在将来也会时不时地发生全球性的曲折变化。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欧洲困难的自我捍卫（1）
在大多数中国人或日本人、印度人或波斯人、阿拉伯人或非洲人看来，欧洲似乎是以一个单一的、相互关联的文明为特征的。但实际上，欧洲有三十多个民族和国家。同样，也存在着几乎同样多的语言，其中大多数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关于不同民族的历史和传统的描述更是不计其数。一千多年来，欧洲各国相互征战。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就在欧洲。而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国家曾向全世界传布过帝国主义——先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然后是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比利时人，最后是德国人。如果亚洲人或非洲人熟悉欧洲各国这种血腥的战争史，那么，他们对今天25个国家居然联合在一个欧洲联盟里一定会感到惊异。确实，欧洲联盟是令人惊奇的——特别是每一个成员国的加入都是出于自己的决定。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许多国家自愿放弃他们部分国家主权的情况。
当然，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土壤，欧洲联合是不可能的。基督教是欧洲共同的宗教，虽然它有不同的特点。欧洲存在着一个丰富而共同的科学和哲学宝库，虽然是用不同的语言传承下来的，但都是用的拉丁文字。各国都实行教会和国家分离，即政教权力分开。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启蒙思想几乎在所有地方取得了胜利。还有一个共同的法律文化，即基本权利和司法独立的文化，以及共同的、以宪法国家和民主制度为标志的政治文化。此外，还有共同的营业自由、私有财产、市场导向以及通过福利国家保障安全的经济文化。所有这些共同点，几个世纪以来都在欧洲的文学、艺术、建筑和音乐等上层建筑里面反映出来。
从希腊到芬兰，从西班牙到波兰，我们都可以找到这种共同发展起来的文化遗产。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最大的例外是俄罗斯人。他们虽然为欧洲的文学和音乐作出了重要的、普遍受到高度评价的贡献，但对其他方面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却很少。乌克兰人、巴尔干半岛的若干民族以及高加索以北和以南的几乎所有民族——更不用说土耳其人了——作出的贡献也很少。确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不尊重这些民族和不尊重他们在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文化。不过，那些致力于欧洲一体化，致力于建立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欧洲联盟的政治家们，在考虑欧盟今后扩大的时候，应当意识到这些重要的区别。第一个宣告欧洲一体化的是维克多·雨果。
1849年8月，他作为巴黎一次国际会议的主席，在一篇伟大的演说中提出要求建立“欧洲合众国”。雨果的出发点是维护欧洲各国“光荣的个性”，并希望将这一个性保持下去。与此同时，他也希望——在普选权的基础上——为整个欧洲建立一个共同的自主的议会；他甚至提出了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和一个仲裁法院的思想。过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直至经历了若干次灾难性的战争之后，另一位伟大的欧洲人再次提出了这一思想。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在苏黎世发表了一篇战略性演说，阐述了法国人和德国人应当和解的必要性，并建议成立“欧洲合众国”（当然，英国不加入这个合众国）。又过了四年，直到1950年，随着舒曼计划的提出和煤钢联营的建立，才有了真正的开端（罗伯特·舒曼当时是法国外交部长，舒曼计划的精神鼻祖是让·莫内）。当时，对迈出这个空前的第一步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两个战略动机：一是构筑一道阻止迫在眉睫的苏联帝国主义扩张的屏障——为此需要德国人；另一个是持久地拴往德国人。
当时仅仅是指人口不到5000万，但可以预见到将要重新崛起的西德。建立一道针对苏联的屏障这个必要性，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成为多余；将来我们也不需要建立一个针对俄罗斯的屏障。而持久地拴住德国人这个动机，在整个21世纪仍然具有重要意义，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之后更是如此。早在50年代，人们已经意识到，仅仅建立一个煤钢共同市场从长远看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一个适用于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共同市场。这一认识导致了墨西拿会议和1958年的《罗马条约》。
这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这样一个前景，即通过建立一个共同大市场可以取得经济好处。这个动机今天仍然适用，将来也会保持下去；美国人把它称之为大规模经济的效应。这个经济动机也是推动后来一系列国家加入欧盟的决定性动机，比如90年代芬兰、瑞典和奥地利三个中立国的加入就是这样。1992年建立共同货币的决定，也是基于建立共同市场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为共同市场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货币，不啻为一种自欺欺人之举。从1950年的舒曼计划到90年代，参加欧洲联盟的国家逐步增加。创始国是法国、德国（西部）、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70年代初，英国、丹麦和爱尔兰加入；接着，结束了独裁政权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于80年代加入；1995年，三个中立国家终于也加入进来。从6个增加到15个主权国家的扩大过程是困难的，因为总是有民族利己主义和各种偏见不断地起着阻碍作用，必须平衡许多利益冲突。这些危机最后得以克服，是因为欧盟扩大及其内涵和机构上的深化都是逐步进行的。
当我在50年代成为欧洲议员的时候，议员们是由每个国家的议会通过决议集体派出的；今天，则是在全欧洲同时由各国公民选出。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