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列强-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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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50年代成为欧洲议员的时候，议员们是由每个国家的议会通过决议集体派出的；今天，则是在全欧洲同时由各国公民选出。这说明，欧洲议会的影响和权力增强了。当我们在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WS）的时候，埃居只是作为共同标尺的参考货币，支付手段仍然是各国的国家货币。各国的国家货币可以协商一致地改变其对埃居的兑换值，负责货币政策的仍是各国的中央银行。今天，人们支付的是欧元，负责货币政策的是欧洲中央银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变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共同体，最后是欧洲联盟。数以百计的小步子和几十个较大的步子，使欧洲一体化至1992年达到了十年前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程度。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欧洲困难的自我捍卫（2）
但这时苏联的威胁消失了。美国几十年来对欧洲联合一直持赞许态度并给予帮助；大西洋联盟在作出外交战略决策时吸收欧洲各国政府参加，从而也促进了欧洲的一体化。但现在美国的霸权要求强化了。还在1990年，如果没有老布什政府谨慎的外交政策，法英两国反对两个德意志国家统一的阻力是难以克服的。如果弗朗索瓦·密特朗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反对德国统一成功的话，就不能排除欧洲共同体一体化进程终结。如果没有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没有他们所希望的2＋4条约进程——先让两个德国谈判，然后由1945年的四个战胜国谈判——欧洲将走向一次严重的危机。但是到了2003年，亦就是不到15年之后，小布什政府却企图分裂欧洲国家共同体，并且挑唆“新欧洲”反对“老欧洲”。回过头来看，1992年是迄今为止欧洲联合的高峰。这是决心实行共同货币和邀请一系列昔日的共产党国家，首先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加入欧洲联盟的一年。
与此同时，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严重的疏漏。欧盟机构及其主管权的分配以及欧盟的程序规则和财政规则是按照6个成员国的意愿制定的，对于一个由9个成员国组成的欧盟还勉强凑合；而对于由12个最后到15个成员国——而且每个成员国在每个问题上都有否决权——的联盟来说，这在总体上显然是不够了。成员国政府首脑和部长们没有及时地认识到这个欠缺。当他们终于理解到这个疏忽的时候，他们又没有表现出有能力设法补救。自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来，他们虽然又在阿姆斯特丹、尼斯和罗马/布鲁塞尔开了三次政府会议，耗费巨大，成效却几乎等于零。尽管如此，人们还是邀请了12个其他国家加入欧盟——后来又邀请了土耳其，虽然是有条件的、不明确的。一个过于积极的执行机构——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使入盟谈判进行得如此顺畅，以至于2004年春天10个新增加的成员国果然庄严地被吸收入盟了，虽然欧盟机构改革对现在的25个成员国来说，如同12年前对当时只有一半的成员国一样是不充分的。比如今天的执行机构由25人组成，实际上委员会只需15个人就已完全足够。现在由于有了一个宪法草案——该草案是由一个在现行有效的条约中没有依据的制宪委员会、特别是由其主席吉斯卡·德斯坦拟定的，要改变这些机构和程序，必须通过所有25个成员国批准。这样，要使宪法生效，还需经过几年时间。欧盟自1992年以来持续存在的停滞状态，暂时将不会改变。
2002～2003年，在围绕美国攻打伊拉克问题展开的争论中，华盛顿、伦敦和马德里的政府企图从外交上分裂欧盟。另外六个成员国和若干候选国的政府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不论是布莱尔还是阿斯纳尔或者贝卢斯科尼，都没有在欧洲共同体政府首脑理事会上为达成共同立场作出认真的努力，但希拉克和施罗德也没有这么做。前者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并派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后者则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同普京组成了反对美国的临时联盟，并且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要监护欧盟其他成员国。虽然几乎所有成员国在过去几年中都发表过关于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宏伟演说——德国外长甚至梦想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政府，并且任命了西班牙人索拉纳为欧盟外交政策的发言人，但现在所有这些宣言都不过是空谈而已。21世纪初，欧盟处在一个深刻的危机之中，这不仅表现在机构和外交政策行动能力方面，而且同时也表现在经济和社会福利结构方面。在今天的25个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存在着异常高的结构性失业，这主要是由于国家过度干预和官僚主义化以及哗众取宠的工资政策和——部分的——扩大的社会福利支出所造成的。荷兰和丹麦是通例中的突出例外。在所有成员国里，老龄化和社会萎缩同时发生。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公众只会很缓慢地意识到。
迄今，没有一个政府认真地得出结论。大多数当权者——包括布鲁塞尔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把欧洲共同的失业问题、特别是福利国家的支出问题看作是一个周期性的景气问题。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以景气繁荣为表现形式的更大的经济增长上面；但即使这种景气繁荣出现，也不会改变结构。各国政府和议会只是犹豫不决地着手结构改革，因为改革是不受欢迎的，要付出选票代价。布鲁塞尔委员会对成员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现代化只有很小的影响，而他们提出的建议大多又只会导致额外的干预。2004年，10个国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的加入，使欧盟人口数量增加了20％，而共同的国民生产总值却只增加5％。10个新成员国的人均产值只及15个老成员国人均产值的一半。当然，新加入的政府希望通过参加共同市场得到更好的经济机遇，特别是期望得到财政援助。但是，他们的希望只能缓慢地实现，他们的期望只能小部分得到满足。像爱尔兰自1973年、希腊自1981年、西班牙和葡萄牙自1986年所得到的那种规模的财政援助实际上已是不可能的了。提供这样的财政援助，需要老成员国承受可观的财政损失或者大大地提高税收。
第三部分：其它大国的发展欧洲困难的自我捍卫（3）
因此，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新加入的国家由于加入了共同市场以及由于服务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今后10年内将得到可观的经济好处。而由于他们几乎全都是以相对低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相对低的生活水平为起点的，他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很可能高于欧盟老成员国。谁认识到目前欧盟所处的危机状况，就必须认为，在考虑进一步扩大之前，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间歇。首先必须解决现存机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缺陷。因为欧盟的失败或者缩小成为仅仅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现在已经不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贫穷的巴尔干国家或者土耳其很快地加入，将严重危及欧盟的财政支付能力和内部团结。就土耳其而言，除此之外，还不仅应当考虑它在文化上同欧洲的很大差异，而且还要考虑土耳其在文化上同亚洲和北非穆斯林的血缘关系。不仅如此，土耳其还将是人口不断增长的惟一成员国。这个国家目前的人口已几乎达7000万，21世纪末很可能达到1亿。这意味着：几十年以后，土耳其将成为欧盟中人口最多的国家。从英国的角度看，土耳其和其他新成员国加入完全是值得欢迎的，因为伦敦不反对欧盟退化为一个自由贸易区。恰恰相反，英国加入欧盟并非出于信念，不是认识到加入欧盟符合英国的战略利益，而是为了保持英国对欧洲发展的影响。这个动机对麦克米伦、威尔逊、撒切尔以及今天的布莱尔首相是决定性的，只有爱德华·希思是个例外。英国选民的多数与其首相们相似，思考问题时带有一种岛民的感情，他们宁愿更多地仰仗美国，而不愿意放弃哪怕是小部分主权。正因为如此，英国也没有加入共同的货币欧元。不能期望伦敦会采取主动来克服这个停滞危机，因为从英国的角度看，停滞状态是不危险的，而每一个走向更多一体化的步子却是不可取的。
可以预料，在今后几年内，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也会持类似的态度，尽管表现得不是那么强烈。如果说波兰民族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得不在美国和欧盟之间作出抉择，那么，它将会作出有利于美国的决定。一个民族在苏联的压制和占领下——之前受希特勒德国的压迫和占领——遭受的苦难越多，这个国家倾向于美国的态度就越明显。至于西班牙和意大利，阿斯纳尔和贝卢斯科尼违背本国多数人的意志在伊拉克战争中站在美国一边，这更多是出于他们个人的机会主义，而显然不是出于深层次的感情。从长远来看，一旦欧盟的政策同美国的政策发生冲突，那么，可以估计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出于其自身的战略利益，将把欧盟置于美国之前。这也适用于荷、比、卢三国，当然很明显也适用于法国和德国。最早引导法国人同其德国邻居开始和解的是夏尔·戴高乐。罗伯特·舒曼和让·莫内、瓦·吉·德斯坦和夏克·德洛尔为欧洲一体化铺平了道路，并使其取得惊人的成就。很多必要的步子是在法国倡议下采取的。法国的政治阶层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多数政治家更早地认识到，一体化符合自己的民族利益。抵御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势力和拴住德国这个愿望，作为动机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与后来借共同市场取得经济好处的作用一样。
今天，法国政治阶层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认识是：鉴于全球面临的各种危险以及面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欧洲国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有自保的机会。所以，不再是维克多·雨果的理想主义，而是对法国利益的理性认识指导着法国国家领导人的行为。法国想拴住德国，然后同其他邻国一道，共同对付外来的危险。这一战略被德国——先是在康拉德·阿登纳领导下，后来在我自己和赫尔穆特·科尔领导下——所接受并成为我们自己的战略。德国由于其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以及它处于异常多直接邻国包围的地理位置，从其战略利益考虑，比法国更需要依靠一体化。开始时德法公众舆论多数持怀疑和观望的基本态度；经过40年的时间，先是逐步相互接受，最后变成了两国相互持完全友好的态度。法国总统吉·德斯坦和密特朗同德国两位联邦总理那种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经常是示威性的紧密合作为此作出了贡献。除了1989/1990年那12个月，即德国重新统一先是显示出有可能，不久之后变成了现实的那段时间，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家以及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负责人都已经明白，任何想挑唆巴黎反对波恩的企图都将以失败告终。上面提到的那个时段，也相当快地被克服了。
事实上，直到1992年，在欧洲一体化道路上取得的大多数进展是巴黎和波恩（后来为柏林）的当权者共同完成的，其中通常是法国总统拥有领先权。当然，这40年中也不得不努力克服种种挫折，而且还必须始终考虑到其他成员国的政府对巴黎—波恩双驾马车抱有的怀疑态度。回顾起来，当年在德国公众舆论中引起激烈争议的北约双重决议很可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1979年，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政府首脑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