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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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徐永光似乎听到了农民工子女发出的“我要读书”的呼喊声。
二00三年的三月，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徐永光，上会之前，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做了专题调查。并向大会提交了《关于依法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建议案》的提案：
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案第2575号
案由： 关于依法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建议案
审查意见： 建议国务院交教育部研究办理
内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据中国人民大学调查显示：中国现有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约1。2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学龄子女约700万，小学入学率为90％，初中入学率为20％，农民工子女失学问题严重，且有逐年增加趋势。
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难的问题十分突出。
1。农民工子女教育边缘化。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严重制约着其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农民工是城市里面的低收入群体，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学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上不起”，尽管城市公立学校是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重要渠道，但因公立学校需收借读费、赞助费等费用，使得农民工子女望而却步；二是“容不下”，公立学校的容量有限，不能满足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学位”；三是“不愿上”，有的公立学校不能对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当地学生一视同仁，甚至有歧视现象，致使农民工子女不愿上公立学校。
2。农民工子女学校边缘化。农民工子女学校自诞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首先，“非法”办学的多，因“无法”可依，许多学校并未通过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批，没有工商、税务登记，没有教师任职资格审核，有的屡遭取缔。如北京市约有300所该类学校，几乎都未获正式批准。其次，没有自己固定的校舍，靠租借流入地闲置的危旧建筑或民房，办学条件差。第三，办学者多为农民工自身，教师多是农民工，素质普遍不高。
民工子女学校是“简易学校”，许多流入地政府对民工子女学校，要么“堵”，强行“取缔”；要么“放”，让这些学校“放任自流”。当然，也有些流入地政府对之采取“疏”的办法，即扶持引导规范的办法。如上海市、武汉市的做法。
总之，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边缘化，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边缘化，使700余万流动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一部分（不少于100万）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联合国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不论什么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边缘化，不仅造成新的文盲群体，还在这些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上埋下一种“社会不公”、“农村的孩子比城里的孩子低人一等”的阴影，影响他们健康人格的形式。长大之后，他们有的可能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建议之一：
充分认识做好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进城农民工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创造产值，增加税收，城市政府有责任来解决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从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和社会公正角度看，这也是全社会应予关注的问题。因为流动人口本身所处的边缘化状况，这个问题受关注重视的程度远不够。
建议之二：
教育部应督促地方政府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公安部《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中关于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和“两个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精神，要求限期解决好这个问题。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让希望工程进城（2）
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应统筹安排，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建议设立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经费”，对农民工子女就学比较集中的区（县），给予经费上的倾斜，以减轻区（县）政府、相关学校和农民工子女家长的经济压力。
本着“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接收流动儿童少年入学的原则，流入地政府应对接收农民工子女在当地的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入学问题作出统筹安排，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在入学条件等方面与当地学生一视剩约彝ゾ美训难谑辗焉嫌枰约趺狻？建议之三：
要加强对社会力量兴办的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的扶持，将其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和体系，统一管理。简易学校的办学标准和审批办法可适当放宽，但应消除卫生、安全等隐患，教师要取得相应任职资格。教育部门对简易学校要在师资力量、教学等方面给予积极指导，公安、工商、劳动、物价等部门应采取积极支持配合的态度，共同帮助该类学校完善办学条件，逐步规范办学，不应采取简单的关停办法，造成农民工子女失学。
通过动员海内外力量，开展社会救助活动，资助中国城市失学流动儿童少年继续学业，改善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的办学条件，协助政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徐永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与当年实施希望工程不同，农村的贫困儿童，即便失学了，他们并没有受到歧视，大不了成为新文盲，长大了也像他们父辈一样进城打工。农民工子女却不一样，由于他们跟随父母进城，他们既看到了农村的落后，也见识了城市的发达。他们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公正，也体验到了社会的差异造成的歧视。伴随着这种心理成长，影响他们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对农村的建设，对城市的稳定都将造成巨大的影响。”
徐永光表示，中国青基会将一如既往地帮助我国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继续学业，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将予以关注，保障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希望工程不进城”，是中国青基会多年来坚持的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尽管城市里也有下岗职工，也有贫困群体，但多年来，中国青基会一直在坚持这个原则，这也是有限责任目标。因为中国青基会不能包打天下，希望工程确定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贫困农民的后代，所有的资助项目也是面对农村。
现在，面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中国青基会作出了新的决策：“让希望工程进城”。这与他们以前强调的“不进城”在本质上是不矛盾的，它计划资助的，仍然是“随农民工父母进入城市”的贫困子女。它体现了希望工程一贯的宗旨，让农民的后代有书读。
“让希望工程进城”——是中国青基会的一次战略转折，这个转折将成为希望工程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青基会对农民工生存发展环境已经开始关注。他们曾经组织青年农民工现象的大型调查，发表研究报告《蓝皮书》；编写《外来务工青年手册》，与团中央等八部委合作开展进城务工青年培训。
中国青基会秘书长顾晓今，在谈到这次战略转折时，说：“作为一个公益机构，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适应性，也就是说，必须将社会需求点与机构的发展战略相联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城，他们子女的教育也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二00三年十一月五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儿童中心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了中国流动儿童状况抽样调查结果。调查显示，随农民工父母进入城市生活的近两千万流动儿童中，有一半属于学龄儿童，他们中的失学率高达9·3％。在已入学的儿童中，约10％的学生家庭经济困难，难以继续学业。十五年前，中国青基会在启动救助农村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时，统计的结果是每年约有一百万农村孩子因贫困而失学。而现在，农民工子女的失学数每年高达二百万。这是触目惊心的一个大数字！所以，无论从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还是从保障社会稳定的角度，这个严峻的现实使中国青基会适时做出了理性的选择，决定进行希望工程的一次战略转折。”
实施这种“战略转移”，是必须要有强大的捐款做后盾的，中国青基会在寻找，在选择……
以“亚洲糖王”和“酒店业巨子”享誉全球的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祖籍中国福建，其属下的郭氏兄弟集团是东南亚著名的跨国企业。在糖业、酒店、地产、粮油、船务、保险等众多行业中，郭鹤年创造了无数奇迹。《福布斯》杂志几乎年年把他列为亚洲十大富豪之一。
尽管郭鹤年出生于马来西亚，但他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他说，我的心可以分成两半，一半是爱我生长的国家，一半是爱我父母亲的老家乡。我是百分之百地承认自己是中国血统。
郭氏兄弟集团在中国的投资涉及多个领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条“鱼”——一条名叫“金龙鱼”的“鱼”。嘉里粮油（中国）有限公司是郭氏兄弟集团为开展中国内地粮油业务而设立的投资公司，而“金龙鱼”又是嘉里粮油旗下小包装食用油品牌。从一九九0年第一瓶“金龙鱼食用调和油”问世，至今，“金龙鱼”已经成为中国食用油的著名品牌。
嘉里粮油是一家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一贯倡导“温暖亲情金龙鱼的大家庭”的企业文化。他们参与了1998年的抗洪、2003年的抗非典赈灾活动，多次为教育基金、公安基金、见义勇为基金奉献爱心。多年来一直坚持着一种理念：“热爱公益，回馈社会”。
“金龙鱼”与希望工程的结合，是爱心和智慧的结晶。它使“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得以启动实施，并有了第一笔基金：“希望工程——金龙鱼农民工子女助学基金”。
在谈到这笔基金的建立时，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涂猛说：“我们曾经把希望工程定义为产品，严格说希望工程是一个提供公益服务的产品。它通过服务，协助捐赠人履行社会责任、体验关怀，也帮助受助人改变人生、尽责社会。跟十几年前不一样，那时候，希望工程名声特别大，一提到捐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希望工程。现在不同了，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性，教育、环保、科技等领域的公益项目，面向老人、残障人、妇女、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公益服务，种类很多。看哪个机构理念新，服务好，能吸引捐赠者。这次与嘉里粮油的合作，也是经过多次接触、磨合，才形成共识的。”
作为捐赠者，当然希望自己的捐赠，能产生最大的社会效果和社会影响。而作为基金会，必须为捐赠者提供最有特色的受助项目和最佳的服务。
《我的课桌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