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责-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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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带动了全国澎湃汹涌的抗日浪潮。。。。这股浪潮，显然已非警察所能应付得了的了。这只是1935年底的事，我们已经有＇很难拖下去＇的深刻感受了。事实上，这种状况还拖了一年。到第二年的12。9，又爆发了一次学潮周年的街头运动。那回相去西安事变只有三天。”
这种拖不下去的感受，是来源于日寇的步步蚕食呢？还是来源于民众的抗日情绪？
“再看中共，。。。。但和共军正面对峙的正是他所率领的子弟兵东北军。然而此刻的东北军，已经被那种长时间背井离乡的愁绪，磨光了他们的作战意志。”
东北军并没有磨光了作战意志，而是只想战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与红军死拼，当然不愿死在他们认为不值得拼命的地方而已。东北军瓦解以后，有相当多的士兵加入了八路军。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以下部队发出进军东北的命令：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的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以上这四支部队都是东北军的底子，他们在敌后与日军整整拼杀了八年，终于打到了回家的日子。东北军的作战意志磨光了吗？
“单看1935年11月紫罗镇（应为直罗镇）之役，（东北军57军两个师与红15军团发生遭遇战）论战力红军远不如国军，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团结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两句口号，却彻底击溃了东北军。这种情景，和张子房当年在九里山上＇悲歌散楚＇如出一辙。”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共政治攻势的威力，也看到了人心所向、军心所向。顺其所向而立，逆其所向必败。
从画面上看，明明写的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寸》篡改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须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治打击力度要比＇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高得多，
“紫罗镇一役，师长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他的参谋长裴焕彩自杀，两个师有八个团长，其中六个也自杀了，只逃回来一个，另一个名叫高福元的，被共军俘虏。连同其他被俘官兵五千余人，则受到了共军的＇礼遇＇和洗脑。洗脑的内容既无马列思想，也没有阶级斗争，只有一句话：＇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人后来被释放回来的时候，便成了东北军中，中共统战的尖兵。”
说得真好哇！！！东北军人心中最挂念的是自己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儿女，日夜期盼的是打回老家去！这是军心所向，民心所向。凡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政策，做法都是统战的利器，想人民所想，做人民所愿，就是被共党所“统战”。凡逆人民所想，拂人民所愿，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即为反共尖兵！
只可惜了那些军官们，服从命令的准则与复国仇家恨的愿望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在这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他们只好选择自杀来解脱。
关于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的原因，蒋永敬的分析是对的。
当时中共、张学良等人均无能号令全国团结抗战的政治能量，而蒋先生的地位决定了他有这样的政治能量。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共必须放弃与蒋介石算清血账的想法，而力主和平解决。这有点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缺乏将领，起义士兵用枪逼着黎元洪当统领一样。黎元洪当时并无反清的想法，却当上了义军统领。
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已认识到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亡国”，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抗日救亡。因而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以下见《国共两党谈判通史》92页。
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在山西“东征”前线致电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决定：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实行逼蒋抗口的方针．以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使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9月11日，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
“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5年底，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后，便积极着手与中共取得联系。就在这时，他的亲信、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提交了一份有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摘要，使他了解到了中共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他立即指令邓文仪迅速返回莫斯科与王明进行接触。。。。邓文仪对王明说：蒋先生看到你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发言及有关文章后，于是决定同中共谈判。接着，邓文仪按照蒋介石提的旨意提出了国共再次合作的三项条件：（略）
1936年1月，国民党派出特使董健吾密赴延安，在西安受阻。张学良电询南京，核实他的使命后，派骑兵护送到中共所在地瓦窑堡。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经过研究后、于3月4日至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中共“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谈判条件如下：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这是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当局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
尽管董健吾的陕北之行极为机密，但仍为阎锡山所知晓。他致电责问宋子文．并认为这是南京联合共军打晋军。
受蒋之命．陈果夫、陈立夫也指派其亲信曾养甫等寻找与中共联系的渠道。1935年11月，曾养甫找到他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湛小岑，简单明了地嘱托他“打通共产党关系”。
1936年8月27日，张子华携带曾养甫的信及同国民党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到达陕北。31日、周思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同时商议：“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9月1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对他们联共抗日之举给予了赞许，信中写道：“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指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困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
这就是片中周思来给陈立夫一信的来历。
9月20日，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风尘仆仆赶到广州，一并交予曾养甫。27日，曾养甫约张子华商谈，说南京方面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希望周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与之会谈。第二天，张子华将这一情况电告中共中央。10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周恩来可以飞住广州谈判，但国民党政府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1）须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万不可再作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
（2）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
曾养甫获悉来电后，立即办好了周恩来南来的护照，请张子华速送陕北、同时要他向中共转达国民党的四点承诺：“（1）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2）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3）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4）即派人具体谈判。”
10月14日，张子华急速赶到西安，向叶剑英作了汇报。第二天．叶剑英将这些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从这四点承诺中认为国民党有些谈判诚意，又获悉蒋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的消息。于是要张子华与国民党交涉，请蒋介石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实际上．蒋介石此时不仅缺乏谈判诚意．而且还想重走军事”剿共”的老路，因而周蒋谈判未能实现。
9月底，中共中央开始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0月初、该草案正式形成。《草案》阐述了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和合作的步骤、方法及组织形式等问题。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初步确定的国共谈判方案。10月14日，潘汉年携带此文件及上述信件到达上海，就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潘汉 年，告知南京已同意他会见陈立夫。11月7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通知他以中共正式代表资格与陈立夫谈判。
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正式举行会谈。国民党方面的条件明显的是“收编”，潘汉年指出中共的立场是合作，决不是“收编”。谈判僵持。
同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抱任何幻想，一方面作出适度让步，努力促成国共谈判；另一方面则决定以军事粉碎蒋军的进攻，迫使蒋介石真正回到谈判桌上来。1936年11月18日，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领导人发布《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会》。21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即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胡宗南部一个整旅又两个整团。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西北地区的狂妄计划，对促成国共继续谈判和国内和平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1月16日，陈立夫邀请潘汉年到南京谈判，谈判仍无结果。11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复电潘汉年通报了中央的策略：“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当日．张、杨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充分表明张、杨完全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才不得不发动此事变，“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为了进一步研究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于12月19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