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之责-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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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宣传工作。
在《华北治安战》下册（日本防卫厅 编）从 P440 之后，有如下描述：
关于1944年秋的治安状况，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寒川吉益大佐回忆如下：
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百三十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而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恢复县行政机关的为92％（总数398县中的366县）。与此数字对比，治安状况恶化情况十分明显。
1945年初，方面军的治安警备部队兵力为125个大队，约19万人（包括北特警十个大队，但骑兵、坦克部队及其他特种部队除外）（注：坦克第三师团）。这与大东亚战争前在数量上虽无太大差别，但占领地区扩大到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在大东亚战争以前连续担任警备有经验的部队，不过只占半数。
。。。。。 特别是以冀中地区为根据地的共军，改变了过去利用坑道的战术，于6月10日，一齐发动攻势，使警备津浦、石德线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前线守备队遭到了严重损失。
。。。。。。
从“毛泽东的中日战争三个阶段论” 。。。来看，中共的所谓总反攻的战略阶段，虽与其当初预料的有很大的距离，但是现实的发展，在某些方面还是逐渐接近的。
方面军直辖地区
本地区周围的共军纠集各地武装团体，以进行总反攻的姿态逐渐向日军势力范围渗入。治安情况日益恶化。
华北治安战的特点是，其作战对象为彼此互有矛盾的中共和重庆两方面，他们既属同一民族，而性格、素质、战术却各不相同。。。。。。。 从这一战争的现象方面可以看出以下各点：
一、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
。。。。。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述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
二、没有战线的战场
在传统的正规战中，互相对峙的敌我战线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在治安战期间的华北战场，敌我的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有关敌人准确位置的情报，很不可靠，甚至在我方势力范围内部深处经常潜藏有敌人的军事力量。
三、长期持续的战争
。。。。。这一战争，不是以往的持久战，也不是消耗战，而是一种独特的战争。
四、新型的总体战争
军事力量的优劣、军事行动的成败、并不直接连接于战局的这一事实，说明在军事以外的力量起了很大作用。这种兼有政治、经济工作、社会思潮等非军事力量的战争，有助于敌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的发展，但是阻碍了我方战斗力的发挥。
换言之，华北治安战的目的，实质上就是把华北、蒙疆当作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而予以维持和发展，当地政权的稳定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而已。
另一方面，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就战略战术而言，其巧妙的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学习了马列主义，而是他们在中国风土人情及历史的基础上，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而取得的。
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一方面与重庆政府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自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抗日救国”的口号动员、引导民众，并以“民族联合政府理论”逐渐改造社会的政策，来掌握民心，从而不断扩大和加强了党的势力。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当然，这些措施并非所有民众都无条件赞同，但他们也万无一失地依靠强制力量来进行调整。尽管如此，所有这些作法都是适合其国家风土人情和民族性的。
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
另一方面，中共也大体上与我方同样划分为敌占区、中间地区、解放区，企图逐次扩大地盘。但其作法与我相反。他们首先进行政治战，组织群众，然后才行使武力。他们把治安战看作政治战，全力以赴进行政治工作。因此，其军事力量比之我方虽然处于劣势，却是逐步扩大了势力范围。
第三十九集《最后的坚持》
1944年12月初，从越南北上的日军和23军在绥渌会师，日军的＇一号作战＇到此＇任务＇达成。
“中国的领土，沿着南北纵贯干道被切成了两半。。。。。。但我军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内，竟然连失数十城的事实，则不禁令人要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根据统计，民国33年初，中国陆军部队应为320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总数约在650万人左右。但事实上，这些部队多只是个番号而已。至于实际员额够不够4百万？谁都没有把握。”
“更遭的是由于连年征战，伤亡太大，新兵体质已大不如前。根据何应钦民国32年的报告，当年征来的兵，10个人当中只有3个够得上最基本的健康标准。后来就把这3个送到远征军去，而把其余的留在国内。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用什么兵来打仗了。”
这是1944年5月20—26日，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何应钦说：
“自上年九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远征军已补充六万零四百三十二名，驻印军二万五千零一十四名。其他一般部队缺额补充，自上年七月起至本年三月底止，调拨补充团及壮丁，补充人数共计一、三三七、三八零名。”
这就是说征兵总数为133万7千多人，其中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为8万5千余人，即远征军、驻印军补充兵员人数是征兵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三（6。3％），而不是《一寸》中所说的30％。《一寸》公然篡改历史文献，在此又说了假话。
那么，这一期间国军的战损数是多少呢？何应钦说：
“自三十二年八月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共计官兵负伤者四七、三八八人，阵亡者三二、四四八人。”
也就是说，伤亡79826人。伤亡不足8万，补充133。7万，还说兵员不足？
由于连年征战，兵员的合格率确实不高。何应钦在报告中说：合格率为33。7％。这就是说合格的兵员中有4/5补充到国内战场上，也就是36万人，是伤亡人数的4倍以上。还能说“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我们是用什么兵来打仗了。”吗？
何应钦在1944年4月五届十二中全会军事报告中说：
“自抗战起至三十三年四月底止，。。。合计伤亡失踪总数二、七六二、七九九员名。”
在1945年5月六届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中又说： “总计自抗战迄今，共征募壮丁一三、五五八、四九三名，。。。”
这就是说：从1937年7月至1944年4月，国军伤亡276万余名。从1937年7月至1945年5月，征募壮丁1355万余名。考虑到1945年的兵员总额比1937年多200多万人，这里面有800多万人上什么地方去了呢？是否全死在征兵的路上？
“滇西、缅北之战，从表面上看，是一连串光荣的胜利。但此一＇光荣＇，是在我国对日作战最艰苦的时刻，投入了全部外援和最菁华的人力去堆砌起来的。我们看不出此一＇光荣＇，在此时此刻对整个中国战场的意义何在？”
是真的看不出滇缅战场的胜利对整个中国战场的意义吗？为了抹杀史迪威的功绩，又在这儿胡说八道了。
滇缅战场的胜利意义在于重新打通这条国际运输线。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驼峰空运代价太高，飞行员的损耗也太多。中国战区大反攻所需的战略物资仅靠驼峰空运是不行的。输送到中国的每五桶汽油，就有三桶消耗在飞航中；大战之前，燃油不足，机械化部队就无法作战。况且，大量的重装备难以空运。要迅速地将中国军队的装备美械化，为大反攻准备作战物资，必须打通滇缅公路。这是稍据常识的人都能理解的。
若没有滇缅公路，雪峰山战役的那些美式重装备从何而来？那些整天在日军头上转的飞机的汽油又重何而来？这叫着：搁下筷子骂娘。
罗斯福9月18日给蒋介石的电文：
“阁下应立刻补充怒江方面之部队，并饬其加紧推进，同时，必须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队，此步骤之实现，将更增美国援华的决心。。。该一援华计划如再延搁或犹豫，便将完全消失。。。”
“回想抗战以来，我们千辛万苦所期盼的盟邦支援，撑到现在只落到了这么一句话，不禁令人唏嘘。”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罗斯福要来这样一份电报，全力支持与蒋闹僵了的史迪威呢？
在《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中有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旁注：
我在1942年第一次会见史迪威之日，也正是他在寻找原因之时，他开始领悟到这是可怕的命中注定。他的最大职责是要把中国军队训练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使中国军队成为一支真正的作战力量。其后，他的战略职责便是：用这支现代化的军队去切断日本军队占领的缅甸防线，从而打破对中国的封锁；到最后，再组建—支更为强大的中国军队，加入太平洋联盟，实施对日本的总体反攻。这是一个军人的职责。一个世纪以来，许多传教士、顾问、教师等西方人一直想改造这个中央王国，但充其量只是对它有点干扰而已，而史迪威则不过是这个长队列里的最后一名队员。在史迪威第一次同我见面时，他开始领悟到的就是全部战争的最高水准是受制于政治的，在中国，没有政治的变革便不会出现有战斗力的军队。
这个使命是单纯的，但却又是盘根错节的，最明显的，莫过于缺乏有效的政治。但事情尚不止于此——史迪威是如何被错误地引进到这种政治里，才是他倒霉的关键。如果中国士兵不能打仗，他要问个为什么。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将军们偷士兵的薪饷，士兵们吃不饱肚子；士兵们有病，士兵们营养不良，要使他们再进入临战状态，那就意味着要揭发出：是谁偷了他们的薪饷，为什么不能撤换或枪毙那些不称职的将军？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能在危急关头使用共产党的部队？归根到底，两党都是抗日的嘛。为什么蒋介石不让他最精锐的20万部队去抗日而用来封锁中国共产党？这一切究竞是为什么？史迪威对此冥想了两年半的时间，依然对这些“为什么”不得其解。最终，问题总是出于政府。一支军队是一个社会及其信仰的外在表现，每支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