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文学二十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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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剧《哈姆莱特》①是一部不朽之作，人们很难相信竟有批评家对它吹毛求疵。殊不知伏尔泰就指责过该剧不符合法国人对悲剧的传统看法，而T·S·艾略特则把该剧称为“艺术上的失败”。
尽管如此，公众总是同《哈姆莱特》融为一体，心心相印。它是一出用高雅的语言讲述的有关爱情、荣誉、谋杀、政治、宗教和复仇的壮烈的混合剧。尤其重要的是，剧中主人公是个正直的男子，不幸身陷困境，难以摆脱。其中有极富煽情的台词：“生存还是毁灭？”
有一次演出时，一个年轻的士兵站在前排看演出。他从没看过《哈姆莱特》，也没读过这个剧本，但是此刻却完全被吸引住了。在扮演哈姆莱特的埃文斯说到“生存还是毁灭”时，那个士兵的两只胳膊肘支在舞台边缘上，惊奇得目瞪口呆。当说到“重重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时，他使劲抓住手中的啤酒罐，两眼直瞪埃文斯，小声说道：“伙计，可开不得玩笑呀。”
曾任战时首相的丘吉尔，十分钟爱这出戏。当吉尔古德在台上念台词时，他竟坐在台下和他一道念每一句词。
该剧哈姆莱特的父亲亡魂在天空上用沉重的话音说：“吾乃汝父之灵，在此俯视我儿。”这话就是出自《圣经》中耶和华对希伯来人经常说的话。有个著名演员听说儿子首次演哈姆莱特时感到有点紧张，他便用这句台词打给他这样一封电报。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根据1582年左右巴黎刊印的一则小故事的情节构思的。显而易见，这个小故事又是根据12世纪的丹麦传奇史编写出来的。莎士比亚决定写《哈姆莱特》时，伦敦各剧院正盛行上演托马斯·基德的复仇剧《西班牙悲剧》。莎氏此剧同基德一剧情节极其相似，剧中也用了当时具有票房价值的各种老一套场面：鬼魂、悬念和颇多的暴力。他还加进了一些几近《圣经》里赞美诗的诗歌。
但丁的《神曲》是中世纪中期欧洲文学的光辉总结，又是新时代的曙光。这部使用人民口语和严格的诗律写成的史诗，是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的结晶，反映了中世纪整个社会的面貌，具有中世纪晚期所谓文艺复兴的革新气派；它的美学价值和认识价值也是耐人寻味，探求不尽的。
西方近、现代的文学中充斥着希腊神话和《圣经》的典故，不知道这些典故，有时简直就看不懂某些作品。17世纪的大诗人约翰·弥尔顿借用希伯来神话素材写了史诗《失乐园》，又用希伯来传说中参孙的故事写了悲剧诗《斗士参孙》。英国作家班扬借用《圣经》的语言和隐喻写成了《天路历程》。法国悲剧作家拉辛用《圣经》题材写了《以斯帖记》和《亚他利雅记》这两部高雅的悲剧。18世纪大诗人歌德写《浮士德》时，借用了《约伯记》的部分情节和章法，写神学博士浮士德在翻译《圣经》时把“太初有道”译成“太初有为”，表现了日耳曼民族的实干精神。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喜好希伯来的故事到了崇拜的程度，说其中约瑟的故事是近代作家写不出来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基督教的道德观。欧美的作家和诗人，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从小熟读《圣经》，连无神论者雪莱也是如此。
像以上以圣经文学为楷模、为素材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只是简略地讲讲。
下面介绍一下《圣经》文学对我国的影响。
中国唐代的景教就是经由拜占庭传来的基督教。景教是拜占庭东正教的一宗——聂斯托里宗，因和其他各宗不合，愤而出走，东传到了波斯，唐初（635年）又传来我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去欢迎，让他们“翻经书殿，问道禁闱”①。他们努力学习汉文，翻译景教经典几十部。其中最好的译本是教父景净的译作，流畅可诵。景净精通华语，喜和道教学者结交，既运用道教的语汇，又把景教思想融入道教。
宋代开封的犹太人带来了希伯来的《圣经》，其建筑的会堂依照中国文庙的建筑方式，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会堂不同。他们不作译经工作，但用《摩西五经》来比较儒家五经，说两者的思想完全一致。他们珍藏了《摩西五经》，却勤读儒家经书、参加科举考试、做中国的官、改姓中国的姓、和中国人联姻，完全同化于中国。同化的作用是双向的。
明末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传来天主教教义的同时，也带来数学、农学、水利、天文等新科学和新绘画、音乐等艺术，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注意。
清代后期马理逊等新教学者的译经工作，动员近百名中外文人，历时百年，出版了各种版本的中译《圣经》。被公认为标准译本的“官话和合本”的《新旧约全书》终于在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2月）出版，销数以百万计，对我国新文学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这个“官话和合本”的《新旧约全书》是我国最早用白话文翻译的著作中最为准确、审慎的译本。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这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马太福音》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的关系是什么呢？我想是这样的：在进一步研究世界文学、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时，《圣经》是必读书。没有它或不知道它，就根本读不懂世界文学遗产。
《圣经》中译本不仅在提倡白话文上起了先锋作用，在试行拉丁化新文字的试验工作中也起到了先锋作用。曾有过中国各种方言的《圣经》译本，如上海语译本早在1848年就有米怜译的《马太福音》，1870年又有《新约全书》上海语本出版，到了1908年，《新旧约全书》的上海语译本也出版了。
《圣经》中文译本对我国文化或文学的影响，开始于太平天国（天国的领袖是广东落第秀才洪秀全，他熟读《圣经》，并自比是天父的儿子，其国号也就是他想建立耶和华的天国），它使太平天国的政体、制度、思想和文学都面目一新。他们的公文、告示都用白话文写，还禁止读孔孟的书，要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势力。太平天国所采用的译本是郭大立（Gutzlaff）所订正的《新约》，当时名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但以后他们又按照自己的意思加以了修改。《旧约》也采用了郭译本的几个部分，以后也有所删改。可见太平天国要的不是全盘搬来，而是创制有他们的特色的宗教。
对于晚清的“诗界革命”运动，《新约》也有过一定影响。谭嗣同的诗句“三言不识乃鸡鸣，不共龙蛙争寸土”、夏穗卿的诗句“有人雄起琉璃海，兽魄蛙魂龙所徒”，典就出于“福音书”和约翰《启示录》。诚如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所说：“《新约》字面，络绎笔端”。当时诗歌的旗手黄遵宪在青年时代还自命为“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基督徒，他说“耶稣也是革命者”。更为有趣的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说，你必须改信基督教，我们才能结婚。否则我们就反对这门亲事。
另一种现象是自五四运动以来，西方的文学名著被翻译过来的逐渐多了，翻译水平也很快提高了，名著如《神曲》、各种莎剧、《失乐园》、《复乐园》、《浮士德》、《天路历程》、《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复活》、《简·爱》、《约翰·克利斯朵夫》、《罪与罚》、《十二个》等等都翻译过来了。20世纪40年代，宋美龄将考门夫人著述的有关《圣经》的散文《荒漠甘泉》引进上海。此时，国内研究外国文学的水平提高了，对于外国作品的分析更加深入了，对圣经文学的接触也随之频繁起来。我国现代的诗人、作家虽对宗教不曾深入幽微，但在笔下却常常出现犹太教—基督教的用语和典故如伊甸、乐园、禁果、撒旦、天使、十字架、洗礼、最后的晚餐、忏悔、卖友的犹大等等。
圣经文学已有二千多年历史，那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文化渲染与感召力，仍方兴未艾，她那接近我国中庸文化思想及其精粹的指向，将会使今后的作家和大众走向富有良知与富于理性的思辨。
第一讲 概貌：辉煌的序曲 不朽的丰碑第8节 母性的精神，人文的气度
如前所述，《圣经》中多有发愤之作。其中主要传记人物如挪亚、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耶稣等人，都历尽艰难，但在耶和华的引领下，皆能自强不息，被誉为侠肝义胆之人。《圣经》文学充满着人文主义的思想，不过，这种人文思想是渐进式的。如：
①该隐仅因嫉妒亚伯，便将他杀死。
②雅各的父亲以撒喜欢他的兄长以扫，雅各虽然不满，但他用计买长子的身份，后来又用计骗取父亲的临终遗嘱，以扫虽恨得要杀他，但始终隐忍不发。雅各最后知趣地离开家，甘愿到母舅家去打工度日。
③约瑟很受父亲雅各疼爱，但兄弟们并不因此就嫉妒他，他们嫉妒他是因为约瑟说他做梦想见哥哥犹大他们都向他下拜，好像约瑟是他们的王。约瑟这个人心地单纯、性格外向，他存不住心里话，后来又把第二次做梦的情形告诉大家：“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这回连他父亲都责备他：“你做的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都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的哥哥们从此更加嫉妒他，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之后，约瑟奉命去看望哥哥们平安不平安，谁知，他们竟想杀他，但终究不杀死他，而是把他卖给米甸商人，米甸商人又把他卖给埃及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殊不料因祸得福，他终于因为会圆梦而当了宰相。当他的兄长们因饥荒来埃及买粮时，他却心怀恻隐之心，不但不报复，反而善待他们，并把年迈的父亲和哥哥们的家眷全都接到埃及来。
④正像土著人往往歧视外来人口一样，埃及当时也是如此。《出埃及记》说：“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工上严严地待他们。”并且，不让他们多生。“法老吩咐他的民众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女孩，你们都要存留她的性命。’”
然而，极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法老的公主奇娅救了一个以色列利未家的弃婴，这个弃婴就是日后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奇娅公主是分明知道这是以色列人，但她都要收养他，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这里，似乎有必要录下这个极具人文色彩的故事：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