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5-菊与刀-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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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人关于自我牺牲的整个概念相比,这些有关睡眠和食物的观念,都是琐屑小事。西方人的标准信条是:父母要为孩子做出很大牺牲,妻子要为丈夫牺牲其事业,丈夫牺牲自己的自由换取一家生计。对美国人来说,一个社会可以不需要自我牺牲简直是不可思议,但实际上这种社会存在着。在这种社会里,人们都认为,父母亲会自然地疼爱孩子,妇女们喜欢婚姻生活胜于其它,肩负一家生计的人是在从事他所喜爱的工作,比如当猎人或花工。为什么提到自我牺牲呢?社会强调了如下解释,并且允许人们遵照这种解释而生活,自我牺牲的概念根本不可能被承认。
在其他文化中,凡是为别人做出“牺牲”的事,都被美国人认为是相互交换。它们或者被看作是以后会得到回报的投资;或者是对以前受之于人的回报。在这类国度里,甚至父子关系也是这样处理的。父亲对儿子幼年时的照顾,儿子应在父亲的晚年或死后给予回报。每一件事务上也都是一种民间契约,它往往要求双方对等,一方承担庇护的义务,另一方则承担服务的义务。只要对彼此都有利,哪一方也不认为自己承担的义务是一种“牺牲”。
第六部分第59节:自我修养(2)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者背后的强制力当然也是相互的,也要求在等级关系上彼此承担相辅相成的义务。自我牺牲的道德地位在日本与在美国截然不同。日本人总是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极力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当把为别人服务看作是对自己的压抑。有位日本人对我说:“当我们做你们称之为自我牺牲的事情时,我们觉得是自愿的,或者认为给予是对的。不管实际上我们为别人做了多大牺牲,我们绝不会为自己感到遗憾,我们也不认为,这样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或者认为应当为此得到回报。”像日本人那样以细致的相互义务作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当然不会发现这里面还有什么“自我牺牲”。他们极力推动自己去履行极端的义务,而传统的关于相互义务的强制力,则阻碍他们所持有的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是极易出现的“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
美国人要想理解自我修养的习惯在日本的状况,就必须对美国的“自我训练(Self-discipline)”概念施行外科手术。我们得把我们文化中“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和“压抑”(frustration)的概念周围所纠缠的赘生物割掉。在日本,一个人要成为出色的运动员就要进行自我修养,就像打桥牌一样,他完全不会意识到这也是“牺牲”。当然训练是艰苦的,但这是事物本性所导致的。新生婴儿虽然十分“幸福”,却没有能力“体验人生”。只有经过精神训练(“自我修养”)才能有生活得充实的能力,并且有能力去“体验人生”。这种说法通常被译作“只有这样才能享受人生(Only so can he enjoy life)”。修养能修炼丹田之气(自制力之所在),从而使人生更加广阔。
在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的理由,在于它能改善其掌控生活的能力。他们说,人们在修养初期可能感到难以忍受,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最终他会享受到其中的乐趣,否则就会放弃修养。这一切正如学徒要在事业上充分地发挥作用,少年要学习“柔道”,新媳妇要很快适应婆婆的要求。所以在训练的最初阶段,那些不适应新要求的人想逃避这种修养,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父亲就会教导到:“你希望是什么?要体会人生,接受一些训练是必要的;如果放弃修养,你今后一定不会快乐。如果这些后果发生了,我是不会袒护你不受社会非议的。”用他们经常用的说法,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剑。
日本人如此强调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道德诫律时常要求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的严重压抑,也不意味着这种压抑会导致攻击性的冲动。美国人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是能理解这种区别的。桥牌冠军绝不会抱怨为了打好牌而必须做出的自我牺牲,绝不会把为了成为专家而花费的时间看成是一种“压抑”。尽管如此,医生们说当一个人在下大赌注或者争夺冠军时,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切与胃溃疡及身体过度紧张不是没有关联的。日本人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不过,由于相互义务观念的强制力以及人们坚信自我修养于己有利,使得日本人容易接受许多美国人难以容忍的行为。他们远比美国人更加注意其所能胜任的行为,而不像美国人那样为自己找借口。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经常把对生活的不满归咎于他人,他们更不会因为达到美国人的所谓平均幸福(average happiness)而沉湎于自怜自惜当中。他们已被训练得比美国人更加注意自己“身上的锈”。
“圆满”是超越了培养“能力”自我修养的更高境界。日本作家的有关著作并不能使西方人很容易理解日本人关于能力修养的技巧,而研究这个问题的西方专家又往往对它不太重视。有时候,他们称之为“怪癖”。一位法国学者在著作中认为,他们完全是“无视常识”,最讲究修养的教派——禅宗是“集严肃和荒谬之大成者”。日本人企图通过这种技巧所要达到的目标却不是不可理解,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阐明日本人的精神控制术。
在日语中,有一系列词汇命名自我修养达到“圆满”者的精神境界。这些词汇有的适用于演员,有的适用于宗教信徒,有的适用于剑客,有的适用于演说家,有的适用于画家和茶道宗师。一般来说,它们的大体含义都是相同的。我仅举其中的“无我” 一词为例,这是在上流阶层中很流行的一个禅宗用语。不管它是世俗的经验,还是宗教的经验,它所表达的“圆满”境界的体验是指在意志与行动之间“缝隙全无,丝发亦难”。犹如电流从阳极直接导入阴极。没有达到“圆满”境界的人,在意志与行动之间则仿佛有一块绝缘屏。日本人把这个称作“观我”、“阻我”。经过特别训练消除了这种障碍之后,“圆满”者就完全意识不到“我正在做什么”。就像电流在电路中自由流动一样,这也一点不需用力。这种境界就是“一点(One-pointed)”。该行为所产生的图像与行为者内心所描写的形象完全一致。
即使最普通的日本人也要努力达到这种“圆满”境界。英国研究佛教的权威查尔斯·艾利奥特爵士(Sir Charles Eliot)在谈到一位女学生时说:“她来到东京一个著名传教士处,说希望成为基督徒。传教士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想乘飞机。于是传教士就让她说说坐飞机与入基督教有什么联系,她说,坐飞机要有一颗非常镇定、遇事不慌乱的心,而这只有经过宗教训练才能获得。她认为基督教可能是最好的宗教,因此前来求教。”①日本人不仅能把基督教和飞机相联系起来,而且他们还能把“镇定、遇事不慌乱”与应考、演讲和政治生涯都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培养“一点”能力对从事任何事业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好处。
许多文明都发展这种训练技巧,但日本人训练的目标与技巧具有完全独特的性质。更加有趣的是,日本的很多修养术都来自印度,在印度它们都被称为瑜伽。日本的自我催眠、全神贯注、及控制感觉的技巧至今仍能显示出与印度修行方法的相近之处。二者都同样重视“空灵(排除杂念)”、“体静(身体静止)”,以及成千上万遍地反复诵念同一句话和全神贯注于某一选定的标志。甚至印度的术语在日本也通用。除了这些表面上的共同点之外,日本的修养术与印度的修养术几乎没有相同之处。
第六部分第60节:自我修养(3)
瑜伽派在印度是一个极端禁欲苦行的教派,它认为这是一种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方法。除了这种解脱(“涅”)外,人别无其他解救之道,而获得解救的障碍则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只有通过忍受饥饿、自取其辱、自我折磨才能消除。人可以通过这些手段脱俗入圣,位列仙班,从而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瑜伽是一种摒弃世俗世界,逃脱无边苦海从而得以解脱的修养方法,同时又是一种控制精神力量的方法。越是极端苦行,就越能尽快实现目标。
这种哲学在日本属于异类。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但轮回和涅的思想从来没有成为日本人民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然这种教义被少数僧侣所接受,但从未对民间思想习俗产生过影响。在日本,没有把鸟兽鱼虫看作是人的灵魂的转世而不准杀生的现象,葬礼和诞辰庆典也没有受到过轮回思想的影响。轮回不是日本的思想模式,涅思想也不是。一般民众对它一无所知,僧侣们也对它进行加工改造甚至使之绝迹。有僧侣学者断言,顿“悟”之人即已达到涅;即在此时此地,人在松树和野鸟中都能“涅”。日本人从来都不会对死后的世界有任何空想和兴趣。他们的神话都是讲关于神的故事,而从不讲死人的故事。他们甚至拒绝佛教关于人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不管什么人,甚至身份最低的农民,死后都能成佛,日本人供在佛龛中的家属灵位就称作“佛”。没有第二个佛教国家使用这种语言。当一个民族对一般死者用如此大胆的尊称,它当然是不会追求涅之类的困难目标的。如果一个人怎样都能成佛,那就不用使肉体终生受苦去努力达到绝对静止的目标了。
正如该教义在日本是异类一样,肉体与精神也是不相容的。瑜伽是一种消除欲望的方法,而欲望寄于肉体之中。然而日本却没有这种教义,“人情”并非魔鬼,而且感官享受乐趣也是生活智慧的一部分,唯一的条件就是感官必须为人生的重大义务做出牺牲。在日本人对待瑜伽的方法方面,这一信条已经在逻辑上扩展到了极端:不仅一切自虐性苦行被排除了,而且这个教派在日本也不是禁欲主义的。他们的“悟者”虽然被称为“隐士”并过着隐遁的生活,但一般仍与妻子同住并过着安逸的生活。娶妻生子与超凡入圣没有一丝半点的矛盾。在佛教的最通俗的教派中,僧侣完全可以娶妻生子。日本从未发现接受灵肉不相容的说教是件容易的事情。顿“悟”者是得自于自我冥想和质朴的生活,而不在于衣衫褴褛、禁绝声色犬马之娱。日本的圣人们整天吟诗作对、品茶对饮、观花赏月。现在的禅宗甚至要求其信徒尽量避免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