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1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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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
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烖。
执讯速获丑，都同逆首来。”［2］
当天晚上，乾隆帝病危，于第二日即正月初三日辰时去世，享年八十八岁，旋即尊谥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正月初三日，乾隆帝之遗诏下达。他在这道遗诏里，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评价：
“……即位以来，日慎一日，当重熙累洽之期，不敢存豫大丰亨之见。敬思人主之德，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者，非知之艰，行之维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坛大祀，躬亲展恪，备极精禋，不以年齿日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凌，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俱。万几恭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各省雨旸丰歉，刻系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兼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贻，海宇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轸灭，凡此肤功之叠奏，皆不得已而用兵。而在位日久，经事日多，祇惧之心，因以日切，初不敢谓已治已安稍涉满假也。……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夥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比岁环宇屡丰，祥和协吉，衷怀若可稍舒，而思艰图易之心，实未尝一刻弛也。……”［3］
乾隆帝之遗诏，若仅就乾隆五十年以前的国内局势，以及二征廓尔喀而论，应当说还是比较恰当的。乾隆初期中期，确是民富国强“全盛之势”，但到了乾隆晚年，则形势便大有变化了，奸相和ㄈ艺糁伟芑担拔凼⑿校穸唷磅径钚颂尽薄Ｌ乇鹗乔〉壑詈笠皇资锻菔芳耙炮泄赜诎琢唐鹨宓钠朗觯胧登槌鋈胩啵耸辈皇且亚堋捌鹗率啄娼粢鞣浮贝蠊唇娉芍保钦鹘巳辏靡汛锲咔蛄剑心鸭礁娉芍冢鹨逭谘杆倮┱埂Ｓ纱丝杉〉壑炮蟹鲜导实囊幻妫灿醒现鼗涔锕χΓ薹ň荽硕云湟簧鞒稣返钠缆邸�
二、瑕不掩瑜 业绩辉煌
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逝世以后，其子嘉庆帝顒琰在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下谕，敬上其庙号时。对其文治武功作了这样的赞颂：
“……综揽万几，朝乾夕惕，爱民勤政，恺泽覃敷，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咨询旸雨，宵旰殷怀。偶遇水旱偏灾，蠲贷兼施，以及筑塘捍海，底绩河防，从不稍惜经费，为保卫生民之计，所发帑金不下亿万万。至于独运乾纲，整饬吏治，披览章奏，引对臣工，董戒激扬，共知廉法，礼勋旧而敦宗族，广登进而育人才。征讨不庭，则平定准部、回部，辟地二万余里，土尔扈特举部内附，征剿大小金川，擒渠献馘，地列职方。余若缅甸、安南、廓尔喀，僻在荒服，戈鋋所指，献赆投诚。其台湾等处偶作不靖，莫不立即歼除，此十全纪绩，武功之极于无外也。而且圣哲多能，聪明天纵，文阅六经之奥旨，诗开百代之正宗，巨制鸿篇，以及几余游览，莫不原本经训，系念民生，圣制诗文全集之富，尤为度越百家。又开四库以网罗载籍，刊石经以嘉惠士林，集石鼓之遗文，复辟雍之古制，精研六律，纂辑群编，此圣学渊深，文德之昭于千古也。”［4］
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和史学家，对乾隆帝的某些方面也有所评述，当然，是以赞颂为主。原礼亲王昭梿在《纯皇爱民》这一条目下写道：“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每岁分命大吏报其水旱，无不见于翰墨。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甘肃大吏以冒赈致罪，后甘省复灾，近臣有以前事言者，上曰：朕宁可冒赈，不使子民有所枵腹也。后诸词臣有以御制诗录为简册进者，今朱相国珪祇录上记咏水旱丰歉之作，名《孚惠全书》以进。上大喜，赐以诗扇，告近臣曰：儒者之为，固不同于众也。”［5］
这些评述，有其可取之处，但因受尊君敬父思想的约束，难免不以颂赞为主。现根据前面十几章的叙述，对乾隆帝之一生功过，试为评论，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系看其如何治国理政，二是观其执政之实效。先叙前一部分。
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从二十五岁登基，到八十八岁仙逝，一共当了六十年零三个多月的皇帝和三年零三天的太上皇帝，足足执政六十三年，做了大量事情。总观其所作所为，大致在乾隆五十年以前，他在以下六个方面十分注意，努力在做。其一，勤政“爱民”。乾隆帝即位以后，六十三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无怠无荒”，专心治政。乾隆四年四月十二日，他因雨泽愆期，令九卿科道陈举政务不当之处，群臣仅引咎自责，回奏称诸务皆妥。他遂降谕说：“朕自维即位四年以来，朝乾夕惕，无非以爱养民生为念，凡有利民之政，无不兴举，害民之事，靡不革除，寤寐焦劳，惟恐一夫不获其所。”［6］过了四个月，八月十七日，他又命尚书尹继善传谕诸臣“殚力抒忠”尽心职守说：“自古明良之世，四海雍熙，治臻上理，而君臣咨儆，犹曰克艰，曰无逸，诚以致治保邦之道，非易易也。朕承祖宗积德累仁之后，海宇乂安，人民乐业，幸共享太平之福矣，而谓太平有象，稍宴逸之心，即开怠荒之渐，是以御极以来，旰食宵衣，兢兢业业，惟恐一事不得其中，惟恐一夫或失其所，日与内外臣工开诚布公，励精图治，不敢稍有怠忽，少图燕安，此朕夙夜之中，所以自勉，而实可以自信者。”［7］此后，他多次下谕重申此意。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虽已是寿高七十八岁的老翁，仍亲自指授用兵廓尔喀方略，并下谕穷究其起衅缘由说：“朕所以必欲穷究底里者，盖以欺隐之习，不可不防其渐。朕临御五十余年，无日不以勤政为念。今虽年近八旬，而惟日孜孜，罔或稍懈。”［8］他在去世时所颁的遗位诏里，亦总述六十三年执政之勤说：“即位以来，日慎一日，……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9］
乾隆帝的这些自述，并非虚辞，他之勤政，确属罕有，曾于乾隆中期担任内阁中书和军机章京的探花赵翼，在《檐曝杂记》卷一中，专写了《圣躬勤政》这一条，赞扬乾隆帝之勤理国政说：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也。时同直军机者十余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诘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则每日轮一人早入相助，谓之早班，率以五更入。平时不知圣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后，上自寝宫出，每过一门必鸣爆竹一声。余辈在直舍，遥闻爆竹声自远渐近，则知圣驾已至乾清宫，计是时，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余辈十余人，阅五六日轮一早班，已觉劳苦，孰知上日日如此，然此犹寻常无事时耳。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趣召军机大巨指示机宜，动千百言。余时撰拟，自起草至作楷进呈或需一二时，上犹披衣待也。”原礼亲王昭梿亦在《啸亭杂录》卷一写了《听报》一则说：
“上自甲戌（乾隆十九年）后，平定西域，收复回疆，以及缅甸、金川之役，每有军报，上无不立时批示，洞彻利害，万里外如视燎火，无不辄中。每逢午夜，上必遣内监出外，问有无报否。尝自披衣坐待竟夕，直机密近臣罔敢退食，其勤政也若此。”
其二，乾纲独断。乾隆帝政必躬亲，事必自决，特别重视权柄下移之事，在任用将相，进退大臣，裁处军国要事等方面，皆系“乾纲独断”。他非常厌恶和忌讳大僚、近臣、内侍、外戚揣摩君意，结党朋庇，专擅朝政，盗持政权。早在乾隆五年四月初四日，他刚及而立之年，执政才五载，就下达长谕，指责大学士、军机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及其友朋结党庇护之非，强调“用人之权，从不旁落”。他说：己故总督李卫之子李星垣奏称恐怕有人欲图报复其父。朕知其系指鄂尔泰，即命讷亲“严行申饬云：汝不过一武职小臣，即有与汝父不合之人欲图报复者，朕乾纲独揽，洞察无遗，谁能施其报复之私心！”“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试问数年中，因二臣之荐而用者为何人？因二臣之劾而退者为何人？……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是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权，其视朕为何如主乎？……
（鄂尔泰曾漏泄消息）嗣后言语之间，当谨之又谨。……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10］
此后，他不下数十次反复讲述此意。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初八日，又下专谕，举大学士于敏中之例，再次强调生杀予夺之权决不旁落于人。他说：
“朕因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彼时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复取阅严嵩原传，见其势焰熏灼，贿赂公行，甚至生杀予夺，皆可潜窃威炳，颠倒是非，实为前明奸佞之尤。本朝家法相承，纪纲整肃，太阿从不下移，本无大臣擅权之事，即原任大学士于敏中，因任用日久，恩眷稍优，外间无识之徒，未免心存依附，而于敏中亦遂暗为招引，潜受苞苴。……（然而）于敏中亦止于侍直枢廷，承旨书谕，……即宠眷声势亦尚不及鄂尔泰、张廷玉，安能于朕前穷弄威福淆乱是非耶！……而于敏中于朕前，力言甘肃捐监应开，……竟至酿成大案。设非于敏中为之主持，勒尔谨岂效遽行奏请，即王亶望亦岂敢肆行无忌若之。是于敏中拥有厚赀，亦必系王亶望等贿求赂谢，种种弊混，难逃朕之洞鉴。若此案发觉时，设于敏中尚在，朕必严加惩治。……于敏中著撤出贤良祠，以昭儆戒。”［11］
乾隆五干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就降革人员之捐复须由吏部准驳皇上钦定之制，重申亲理朝政大权独揽的方针。他说：降革人员准其捐复，系因人才难得，其中有情节较轻者，不忍概令废弃，特予以自新之路，“复恐行之既久，部臣不免从中高下其手，是以仍令该部分别准驳，开单具奉，候联亲定”。今吏部奏驳，不准原任知州陈珏成等捐复，“所定均属公当。然此亦由朕办理庶务，无不躬亲察核之故”。即如捐复一事，部臣每月汇奏一次，准捐与否，“权衡悉出自朕裁，准者不致感激部臣，不准者亦不致埋怨部臣”，如部臣有“意颠倒错置，经朕看出，必将部臣等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