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1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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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以上谕旨所述，基本上符合乾隆五十年以前的情形。哪怕是被他极其宠爱的“第一宣力大臣”傅恒，也不敢侵占帝权。昭梿对此讲了一件事，并予以评述说：
“上既诛讷亲，知大权之不可旁落。然国无重臣，势无所倚，以傅文忠恒为椒房懿亲，人实勤谨，故特命晚间独对，复赏给黄带、四团龙补服、宝石顶、双眼花翎以示尊宠。每遇事必独镜大权，文忠承志行旨，毫不敢有所专擅，上尚时加训迪。一日御门，文忠后至，踉跄而入。侍卫某笑曰：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上曰：岂惟身肥，心亦肥也。文忠免冠叩首，神气不宁者数日。故当时政治宽厚，无侵擅之弊焉。”［13］
其三，勇于进取。六十三年里，乾隆帝曾经遇到不少棘手之事，经历过多次狂风暴雨，但他基本上是胸怀大志，勇创伟业，临危不惧，受挫不慌，再接再厉，知难而进，最后驶过了险礁，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刚即位，就碰上了古州苗变的“第一紧急之事”，苗民的反抗浪潮，冲垮了庸弁劣员阻挡的堤坝，黔省大震，在这“争咎前此苗疆之不当辟，目前苗疆之不可守，前功几尽失，全局几大变”的关键时刻，乾隆帝痛斥弃置苗疆停止改流的谬论，撤掉因循苟且挟诈怀私的尚书张照钦差大臣之职，另委湖广总督张广泗为七省经略，指授用兵方略，调兵遣将，不到一年就平定了苗变，贵州省民、苗皆宁，改土归流得以坚持实行。
当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征准平回时，除傅恒外，满洲王大臣“尽畏怯退缩，恐生事端”，反对征准。乾隆帝非常气愤，专降斥责“满洲臣仆昔年勇敢，迩来怯懦之故”的谕旨，训饬臣工，指责满洲王公大臣“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让”。他明确宣布必征准部的决心，强调指出，“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14］后来定北将军班第死节于乌兰固图勒，厄鲁特大乱，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险些全军覆没，“浮议”又起，目光短浅之庸臣和自命“英才”的诡辩者，又一次一次地掀起反对用兵的浪潮，乾隆帝毫不惊慌，坚持用兵，并多次下谕，将其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最后亲撰《御制开惑论》，总结用兵之利，再次讥笑、批驳“庸庸无识之徒”的“浮议”。［15］在他命名的“十全武功”中，很少是一帆风顺的，常是兵败将折之后，再接再厉，才转败为胜或变被动为主动。他曾不止一次地举准、回之役及金川之战为例，论证不畏失败坚持进军的必要和正确。他总结性地说：“从来行军之际，原不能一往顺利，即如新疆西路，及两金川等处，亦皆小有挫失，旋即成功。”［16］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对他的大展鸿图，起了很大作用。
其四，知人善任，赏罚严明。乾隆帝在执政的六十三年里，尤其是七十四五岁以前，虽然也看错了一些人，误用了一些人，奖惩方面有的不够妥当，但总的来说，他很注意用人之道，很重视褒抑之法，力求作到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他发现和重用了一批勇于任事、精明练达、为官清廉、政绩卓著的能臣，如刘统勋直言三朝元老张廷玉家族官多势大，需予抑制，尚书、二等公讷亲蒙帝特宠骄横专断，应加训示，使其省改。刘统勋体恤民疾，督修河工，屡办钦案，痛惩贪婪大臣，蒙君赏识，从詹事屡迁尚书、都御史，任至大学士，兼管礼部、兵部。乾隆帝盛赞其“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当其去世时，帝亲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黄廷桂、尹继善、陈宏谋、张允随、那苏图、胡宝瑔、杨起曾、苏昌、王恕、徐士林、刘于义等为帝擢用的总督、巡抚，皆在任职期间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少人还以“清节推海内”。乾隆帝特别注意擢用勇将名帅，对那些奋战疆场、冲锋陷阵、屡败敌军的将士，不吝重赏，破格晋升。象索伦马甲海兰察，因从征准噶尔、缅甸、金川、甘肃、台湾和廓尔喀，三十八年里，大小数百战，勇猛冲杀，夺坚城，取险碉，以少胜多，军功超群，被帝晋封至一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三次图形紫光阁，任都统、护军统领、领侍卫内大臣，卒后入祠昭忠祠。
乾隆帝十分注意秉公执政，奖罚分明。他虽对有功人员不惜重赏，格外擢升，但对其过误亦不姑息，该罚者罚，甚至革职论斩绞监候，有的还立予处死，不过他对正法、自尽是非常慎重的，不轻易要人性命，常是监而不斩，候而不绞，并给其以立功之路和赎罪之机，因此，乾隆年间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部院大臣和大学少，很多人都有几起几落的经历，今天是高坐堂上，下环群属，明天就因咎而革职籍没，充发边疆，或押于大牢“斩监候”，过些时候又东山再起，重列朝班，甚至还晋爵加官。比如，满洲正白旗人舒赫德，雍正六年由笔帖式授内阁中书，十年迁侍读，十三年迁监察御史，在军机处司员行走。乾隆帝即位以后，舒赫德以能于任事，迅速擢升，四年十二月迁至刑部侍郎，随后历任都统、军机大臣，十三年授兵部尚书，寻调户部尚书，再转兵部尚书。二十年七月舒赫德奏请将来归之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人留在北路军营候旨，将其眷属移往苏尼特，以防其心怀不轨。乾隆帝正欲倚用阿睦尔撒纳进征准部，览奏后大怒，“谓其分散骨肉，有伤远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斩之”。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礼、兵、刑部事务来保闻悉，“排扉而入”，“力言人材难得，舒某虽一时过虑，然平日办事勤慎，请援议能之典”。帝亦后悔，但言“命已下逾日，恐难追转”。来保说：“即上有恩命，臣子成麟善骑，遣追前使还”。帝允其请。来保即告其子命其必追及使者说：“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日夜飞驰三百余里，“先前使三日到”，舒赫德得以幸免于死。［17］但死罪虽免，活罪难逃，帝仍降谕对其痛斥，将其革职贬为兵丁，其子舒常亦革去侍卫，充发黑龙江。然而不久，乾隆帝便知舒赫德确系忠心耿耿且有远见，阿睦尔撒纳果然起兵叛乱，因而重新起用，擢其为尚书、都统、参赞大臣，还以其平准定回有功，图形紫光阁，并御制赞词说：“屡授重寄，亦屡左迁。厉厥意懦，策厥材贤。白衣白水，闻黑水信。安众进援，爵秩重晋。”［18］可是，不久波涛又起，乾隆三十三年，舒赫德受帝之命，前往云南办理征缅军务，舒赫德根据实际情况，上疏谏阻再次用兵，不料，这一正确建议，又遭帝严斥，再次罢官，降调乌什办事。三十六年舒赫德果断决定，力主接纳士尔扈特来归人员，并妥善处理，才又开始被帝重用，于三十八年晋大学士，兼管刑部、吏部及户部三库，充国吏馆、西库全书、清字经馆总裁。后因病去世，帝下谕列举其功说：“舒赫德老成端重，练达有为。朕御极之初，即膺任使，宣猷中外，四十余年。前此平定回城，懋著劳绩，嗣于西陲，抚辑归顺远藩，东省剿捕悖逆匪众，悉心筹划，动合机宜，实为国家得力大臣。”著音赠太保，入祀贤良祠。［19］
其五，经常反省，知错能改。乾隆帝日理万机，时加思索，尤其是遇逢大灾、大祸、用兵或重大事件时，更仔细考虑施政得失和言行妥否，发现有重大差错，即予改正。以“十全武功”而言，一征金川之及时收兵，用兵准部之放弃“以准攻准”法，缅甸受挫后不再远征，等等，都显示了他从大局出发，顺应形势，不再鲁莽从事的气魄。在用人这一至关重要问题上，他发现自己判断有错，即予更正，象对舒赫德、阿桂等大臣的一再起用，对兵部尚书鄂善受贿的严厉处治，对已经革职罢官披枷戴锁押京待罪的学政窦光鼐，降以温谕，复其原官，自认有错。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
其六，痛惩贪官，力遏贪风。他特别注意严办那些官阶一、二、三品的文武大臣，哪怕是总督、巡抚封疆大吏，或是曾经为帝赏识擢用的能臣，或者是大学士、将军、尚书以及皇亲国戚或勋旧之后，只要犯了贪婪之罪，一律予以惩治，或革职籍没处死，或充发边疆，或论斩问绞押狱监候。
正是由于乾隆帝能够这样勤于理政善于治国，因此，在其皇祖、皇父奠定的基础上，他把“康乾盛世”推到了新的高峰，促进形成了“大清国全盛之势”的“盛世”。他在文治武功两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超越了皇祖康熙帝取得的成就。经过长期的努力，清政府统一了准部、回部，拓疆二万余里，使西北、北方彻底安定，西藏严格隶属中央，四川、青海宁谧，贵州改土归流得以坚持，云南南部民族地区牢固内附，从而最后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强大的中国屹立于东方。在社会经济与文化方面康熙帝一次普免天下钱粮和一次普免漕粮，乾隆帝则五免天下钱粮三免漕粮。康熙朝最盛时库存帑银有五千余万两，但由于用兵准部，末年只剩银八百万两；乾隆朝的库存帑银长期保持在七千万两上下，最多时为八千余万两。而且在乾隆四十六年因库存银七千余万两，每年岁入银较支出数约多九百余万两，故高宗决定裁除虚粮给与武官养廉挑补兵丁实额，每年增支出三百万两，可是到乾隆五十六年，“各省实征岁入银四千三百五十九万余两”，支出三千一百七十七万余两，这一年的结余存银为一千零八十余万两。康熙平三藩时，开捐三年才收银二百万两，乾隆朝一年的捐银即多达五百余万两。康熙帝谕令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有一万卷，不为不多；而乾隆帝主持编辑的空前巨型丛书——《四库全书》，却有七万九千余卷，超过前者七倍。这些事实有力地表明了，与康熙朝相比，乾隆时国家更为强大，政局更为稳定，国库愈加充盈，农业发展，百业兴旺，城市繁荣，文化发达，确系“盛世”。这固然与基础较好、一批文武大臣的努力和全国军民的辛勤劳动有关，但不能否认，乾隆帝的励精图治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然，乾隆帝在军政要务上也有不少失误，尤其是晚年宠信奸相和蛊涞靡岳咳苫撸铀倭死糁蔚母埽拔凼⑿校Υ笏穑⒓ィ源耸怯Ω褐卮笤鹑蔚摹�
总的看来，乾隆帝对增强国家的统一，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最后奠定中国的版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建树了宏伟业绩。他虽犯有严重错误，但瑕不掩瑜，功大于过，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最久、年寿最高、影响巨大、文治武功兼备的杰出的封建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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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