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大传(周远廉)-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坝懈咂幼远醵怨屎笥�甚等语”，可见“其苦累回众，非自今日，若不严加惩治，必致回人俱不聊生，因而瓦解”。伊什罕伯克乃帮同阿奇木办事之人，“高朴扰累回民，理当谏阻”，而阿布都舒库尔和卓却“从中怂恿取利，情实可恶”，著予严行讯鞠。［34］
　　第三、第四道上谕是命令各地盘查高朴的家人。谕旨指出，色提巴尔第控称高朴曾遣家人进京送回银两等物，夥同商人盗运玉石至内地贩卖。从叶尔羌至内地，“处处俱有关隘盘查”，今以数百斤之重的玉石，如何能运至内地？显系地方官员懈弛之故，著沿途各省总督、巡抚，飞饬各属，留心盘诘，如有高朴的家人过境，“即行锁拿，并将伊随带物件，严密搜查，派委妥员，一并解送至京审讯”，仍将作何办理缘由及有无盘获者，即行覆奏。［35］
　　第五道谕旨是因乌什事务较繁，命永贵在叶尔羌迅速审理高朴案内人犯，驰奏以后，即返乌什，暂派和闻办事大臣冯兴阿往叶尔羌管理地方及采玉之事。［36］
　　第六道上谕分析了案情。乾隆帝说：检阅五月间高朴的奏折，其呈请间年一次，于密尔岱山开采玉石。密尔岱山久经封闭，严禁开采，并安设卡座一处，以防私窃，乃高朴藉称“严防回人之涉险营私”，而欲间年开采一次，显系暗与商人串通渔利，“特借此奏豫占地步，得以逞所欲为，其居心实不可问”。高朴曾代色提巴尔第差人往密尔岱，即送色提巴尔第元宝五十个，“计其所得，不过婪索之一股，分贿以塞其口”。且止此一次，已多至二千五百两，“则高朴婪得之数，不知几何？其从前勾通商人私卖之弊，不知又有几次？均不可不确切根究”。又，伊什罕伯克所得，据称仅二千余腾格，其系与高朴通同作弊之人，何乃反少于给色提巴尔第之数，其赃银必不止于此，著永贵一併严切讯究，务得实情，迅速具奏。［37］
　　第七道旨是命令严查贩玉的私商。谕旨说：偷采玉石，例有禁令，商人出口私自偷买，运回贩卖，已有应得之咎，乃竟敢与钦差大臣讲明勾通，赴山偷采，“尤为可恶”。恐商人先已私运进口，甘肃的嘉峪关及陕西的潼关，均系大路总汇之区，各商进口，必由二关行走。著传谕陕甘总督勒尔锦、陕西巡抚毕沅，即饬属下在关留心盘诘，如有客商私贩玉石经过，即行严拿，奏明治罪，并将其所带玉石搜查送京。
　　第八、第九道上谕是根据阿桂之奏而发。留守京师的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奏：查抄高朴家产时，发现高朴从叶尔羌寄回家中的信，其中讲到：“所有物件俱令常永、李福两次带回家中”，“家人李福差往内地别处办事，年底方得回京”。高朴家内查有金珠玉碗。李福、常永尚未到京，现派员分路截拿。隆乾帝在第八、九两道上谕中讲了四个问题。其一，夸奖阿桂，称其“善于办事”。其二，责令缉拿高朴家人，李福既系奉主之命往“内地别处办事”，大约不是去苏州，就是在江宁置办物件，命江苏巡抚杨魁、署两江总督萨载分别于苏州、江宁严密查拿，一经缉获，即锁押解京。此二人皆高朴所用之人，高朴行事，二人必知。解到北京时，著阿桂严加刑讯，令将高朴数年婪赃作弊之事，和盘托出。其三，痛斥高朴。他说：查阅了色提巴尔第所开高朴的金珠、玉碗等物之单，单上所载玉碗甚多，家信又云“系极好者”，而高朴每次所进玉器，不过九件，且俱平常。今高朴“乃以佳者留藏家内，即此一端，亦可见其天良尽丧矣”。其四，审讯有关侍卫。侍卫纳苏图为高朴携带物件，“且甚为亲密”，解玉之侍卫绰克托，受高朴之托为其携带物件，“自系通同一事之人”，著阿桂将二人严讯，务令供吐实情。［38］
　　第十道上谕是指责曾任巡抚，布政使的叶尔羌帮办大臣淑宝懈弛无能，“高朴如此任意扰累，色提巴尔第俱不能堪”，淑宝所司何事，岂可诿为不知，著永贵对其严行究讯。［39］
　　乾隆帝随即又连续下旨，责令缉拿为高朴办事的熊先生，究讯高朴家人之隐匿私藏银两者，因从家人常贵住房内刨出银二千余两，等等。
　　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连下三道谕旨，处死高朴，奖惩有关官员。他宣布诛戮高朴及其党羽说：
　　“讯据永贵奏：审讯高朴婪赃各款，高朴俯首无词。因讯其心腹家人沈泰等，据供称任内积有金银一万数千两，珠宝不计其数，等语。从前喀喇汗在厄鲁特办事，动向回人勒索，几至激变。今高朴系钦差大员，肆行扰害，与喀喇汗何异，稍迟数年，恐又有乌什之事，深可痛恨。著传谕永贵将高朴审明，即于该处正法。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和卓、什呼勒伯克果普尔，怂恿高朴，酿成事端，亦断不可留，家人沈泰等，虽系高朴主使，就中图利，致令伊主获罪，亦属可恶，均著一同正法。”［40］
　　乾隆帝所说处死高朴的原因，讲得很好。高朴之贪婪不法，本应问斩，但其所以如此之诀将其定案处决，确非一般，而且此时这一案件尚未结束，还牵连到不少大臣，还在进行审理之中，照说是不需立即执行的。乾隆皇帝这样坚决、迅速、果断地斩杀高朴，充分显示出其高瞻远瞩的英君明主之气概。高朴之该诛，高朴罪恶之大，不在于其敛取了几万两银子，而在于他“扰累回民”。作为皇上派遣的钦差大臣，理应传喻帝旨，代君行事，抚绥“回民”，安定“回疆”，哪能私役“回民”三千余人开采玉石。需知，此乃极苦之差。出玉之密尔岱山，远距叶尔羌城四百余里，“崇削万仞。山三成，上下皆石，唯中成玉，极望莹然，人迹所不至也”。采玉之人，要冒极大的风险，历尽艰辛，才能攀上其处，又要经过许多艰难困苦，才能将坚如金石之玉凿下，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这几十、几百、几千斤重的玉石运至叶尔羌，转运外地，不知有多少“回民”葬身于崇山之上悬崖之下，又不知多少人劳累伤病而死。正因为这是苦害“回民”的大祸，搞得叶尔羌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所以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等激于义愤，出于为回民请命，才拒重金而不顾，冒死上疏弹劾高朴，不是到了再也不能忍受的地步，这位平时进见办事大臣高朴需要下跪叩首的伯克，怎敢控告相门后裔、皇贵妃之侄的钦差大臣？乾隆帝一知此事，就立即深刻地认识到此案关系重大，下谕严办，并于案发之后的第十二天，便降旨以其与“勒索回人，几至激变”的厄鲁特统治回疆时之喀喇汗（罕）相提并论，对其将激使回疆变乱而切齿痛恨，立谕处死。案犯正法之快，前所未有，乾隆帝此举万分正确。
　　在三天之后十月初二日的谕旨中，乾隆帝对高朴扰乱回疆将酿大祸之事，以及斩高有利于回疆、有利于国的理由，讲得更为清楚。他说：
　　“回疆办事大臣，经理该处事务，责任匪轻，当体朕意，抚辑回民，俾得安居乐业，不宜稍有派累滋扰，致蹈素诚覆辙，贻误国事。……高朴在叶尔羌勒取回人财物，赃数累累，已属从来所无，……（又）派回人三千余，至该山（密尔岱山）采取玉石，致诸回受累含怨。……高朴在彼，回人无不抱怨、……（色提巴尔第、永贵）二人至彼，而高朴之事始得败露，回众藉以辑宁。若无此调换，其事必不能破，回众积怨日深，一二年内，必致如昔年素诚在乌什激变之事，而叶尔羌地大城坚，较乌什尤甚，尚复成何事体。……夫高朴以昏妄乖张，自罹显戮，在彼实为大失，而于国家绥靖回疆之举，则为大得，朕益惟感天庥而凛敬畏焉。”［41］
　　在九月二十八日的三道谕旨中，乾隆帝又宣布革绰克托职，晋升永贵和色提巴尔第。他说：叶尔羌伯克色提巴尔第公爵对高朴等人的通同舞弊，能“秉公呈报，甚属可嘉”，著赏给贝子职衔，以示鼓励。总办回疆事务的乌什参赞大臣绰克托，蒙恩擢用吏部尚书，高朴如此声名狼藉，绰克托为何不据实劾奏，“其通同徇隐，几酿事端”，著即革职，拿交刑部治罪，命永贵补授吏部尚书。［42］
　　他还就此奖惩专门讲了赏罚分明之事。他说：
　　“朕于臣工功罪，一秉大公至正。如高朴贪黩负恩若此，较伊父高桓尤甚，不能念系慧贤皇贵妃之侄、高斌之孙，稍为矜宥也。又如绰克托，前因其总理回疆，尚觉认真，特加擢用，乃敢徇私误公，咎难轻逭，因即黜革拿问。
　　若永贵，原因市恩李淑芳身获重谴之人，今办理此事，公正可嘉，因复加恩擢用，此诸臣所共知共见、祸福惟视其人之自取，朕并不稍存成见于其间。将此通谕知之。”［43］
　　乾隆帝虽下谕将高朴斩杀，但对这一大案并未就此罢休，而仍在抓紧清查审理。直到乾隆四十四年四月，他先后下达数十道谕旨，责令臣僚追查，历时七个月，才算最后结束了这个案子。他主要抓了以下四个问题。其一，追查高朴私采盗卖玉石的详细情形和具体数目。经查明，高朴之家人李福，与原系镇江监生充任四库馆誊录的熊濂，为高朴代管笔札，由高朴给银为熊捐了州同职衔，二人往苏州贩卖玉石，在苏停留半年多，“携带玉料，值银数十万两，肆行贩卖”，已获银十二万八千余两。二人又于九月十七日，“乘坐大船，上有兵部左堂旗号，船内有箱四十余只”，过关北上，九月二十六日被署两江总督萨载遵旨于淮关拿获。可能因李福已有所闻，预先藏匿，故船上只被官府搜出现银二万四千余两和会票、期票所开的四万六千余两。［44］高朴的另一心腹家人常永，率领跟班张元、马德亮等人，带大车九辆，载高朴的玉料三千斤和家人的玉料一千斤，被陕西巡抚毕沅在长武县盘获，常永亦已先将大量玉料四处藏匿。据商人卫金义之货单载称，玉如意一枝，需售银四千两。［45］照此估算，仅此两项玉料，就值银近百万两，见可高朴确是一个特大的贪官。
　　其二，惩处回疆有关官员。高朴曾因三月里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勒鄂对病故，奏请以鄂对之子鄂斯满接替，乾隆帝认为如此则叶尔羌之阿奇木伯克将为鄂对家世职，“久之与唐时藩镇”无异，未从其奏。现查出鄂对与高朴相好，对高朴之“扰累回人、偷贩玉石”，不仅不竭力劝阻，反而“扶同附合”，并“私采玉石”，还给与高朴金五十两、玉二千余斤，“令其带回内地售卖”，又欠苏州贩玉商人张銮银七千余两。帝谕革去鄂对之子鄂斯满所袭贝勒职衔，仅授其为散秩大臣，留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并令鄂对家属交出欠张銮之银，没入官府。［46］因主事职衔达三泰除高朴所派三千人采玉以外，又添派“回人”二百名，“回众俱皆怨恨”，帝谕将达三泰严刑究讯，送刑部治罪。［47］
　　其三，严厉斥责高晋庇侄枉法。九月下旬，大学士、两江总督高晋见高朴案发，奏称春天“高朴差家人赴苏州办贡，路过江宁，曾寄家信一次”。乾隆帝览奏后于九月三十日下谕，痛斥高晋“徇私容隐”，不早为举发，“获戾甚大”，著将高晋交部严加议处。不久，又查出，高朴的家人到江宁见高晋时，高晋曾给与“护牌”，牌内开写：“接准钦差驻扎叶尔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