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称霸海上-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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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井离乡，反而感到更为自由，对周遭的改变和旅行的态度也较开放。另一方面，因为可耕地变少，大量人口投入商业，涌向繁忙的港市和新都杭州。在13世纪末，杭州有将近100万的人口，就像马可·波罗（MarcoPolo）在旅游当地时所看到的，已经是一个“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大的”城市。“它有12个主要的城门，”马可·波罗指出，“每一个城门所包含的市区……都比威尼斯（Venice）和帕多瓦（Padua）更大。”虽然位于杭州最南端的高级住宅区里，有着围墙环绕的花园和壮丽的园林，然而住在市中心的老百姓，多半群集在街道狭窄的竹造或木造楼房中，有时甚至一个屋檐下住了10个家庭。为了满足这些平民大众的饮食，在中央市场每晚都要屠宰数以百计的猪只，而驳船每天运送数以吨计的蔬菜、米谷、腌鱼到城里。就像杭州人说的：“东菜，西水，南柴，北米。”
变戏法的、说书的，随时随地都可看到。平底的彩船在运河上悠游着。这是一个欢娱的城市，到处充斥着恣纵情事。新奇的商店里，贩售着假发和装在笼子里的蟋蟀，以及驱蚊的薰香末。御道两旁，到处是茶馆，有钱人在这里啜饮香茶和梅花酒，只要他们有意愿，也可以上楼走进厢房，在镶金的红灯笼照耀之下，享受“乐妓”歌舞，沉醉在感官的欢愉之中。即使放弃了北方各省，来自西边和北边强国的压迫，还是使宋帝国一直处于不安的状态下。加上杭州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因此，宋高宗在绍兴二年（1132）下令建立了中国第一支常备水师。海洋变成中国的新“长城”，它防御以陆上为根据地的敌人。
而户部尚书章谊在当时解释说：“今朝廷暂驻浙东，襟带江海，实凭川险，以却胡骑，然则巨浸湍流，盖今日之长城也……今有巨浸湍流，顾岂可无守御之备哉？守御之备，莫如舟师……金人攻城长于用炮，我之舟师中流以守，则矢石有所不及；金人野战长于用骑，我之舟师中流以守，则骑兵不能奔冲。是二者固可以夺金人之所长矣。”参见LoJungpang（罗荣邦），“ThedeclineoftheearlyMingnavy”，OriensExtremus，5：2（1958），页502，转译陈克，《东南防守利便》（1131）（《学海类编》本，1919年辑），卷三，磁28—29。
译注：查陈克该书该卷，并无相关文字。章谊的奏章，见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第六册，卷三三四，页四三四五。
国内的河流和运河的系统，原本的作用在于供应整个帝国所需的商品，如今成为西边的防御网络，而长江是北边的防御线，海岸则是东边的防线。宋朝水师从商船和海岸巡逻艇组合而成的杂牌军，迅速成长为一支有效能的战斗舰队。在高宗建炎四年（1130），有将官（译按：统制、正将、副将等）11名和士兵3000人；孝宗淳熙元年（1174），有将官15名和士兵2。1万人；而在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有将官20名和募兵5。2万人。在13世纪初期，宋朝水师控制了从福建到日本与高丽之间的东海，并在中国的主要河川内巡弋。船只的总数到达6000艘，最大的有24英尺宽，乘载42名人员。所有战舰皆备有撞竿、抛石机、各种从抛石机上发射的火器、防护板墙与射击装备。
由于皇帝提供奖金鼓励在船只设计上做革新，因此研发出各式各样的新船，以及水师的火炮；其中发展了10种不同的远洋大帆船、10种不同形式的战舰，以及渡船、水船、客船、马船、粪船，另外还有12种特殊船只。关于宋朝的水师，见《宋史》，卷一八六，页8—9；吴潜，《许国公奏议》（1231—1260）（《十万卷楼丛书》本，刻于1876—1892年，卷三，页五）。伴随着创新而来的，是开放的心胸。中国学者对于其他地区的文化，放弃了高姿态，除了研究阿拉伯和印度在航海技术及地理学上的贡献外，也陆续改良了本身的星象图和航海图，还研究外国的潮汐及海流。不但如此，他们还发明了航海用的浮水南针。高宗时代有位名叫莫汲的太学祭酒，从这位严谨的儒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探险家的诞生。莫汲定期休假，出海航行。他之所以这么做，并没有其他特别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关于莫汲的出海探索，见周密，《齐东野语》（《学津讨原》本，1805年刻，卷十八，页三。译注：据《齐东野语》，卷三，“莫子及泛海”条载莫汲出海云：“〔莫汲〕后为学官，以语言获罪，南迁石龙。地并海，子及（莫汲之字）素负迈往之气，暇日具大舟，招一时宾友之豪，泛海以自快，将至北洋，海之尤大处也。舟人畏不敢进，子及大怒，胁之以剑，不得已从之。及至其处，四顾无际。须臾，风起浪涌，舟掀簸如桔NE9C0，见三鱼皆长十余丈，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鲶状，其二状类尤异。众皆战栗不能出语，子及命太白连酌赋诗数绝，略无惧意，兴尽乃返。”
13世纪初，中国拥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贸易。远洋商务帆船平均大约100英尺长，25英尺宽，载重量120英吨，以及水手60名。最大的船可载300英吨的货物加上500至600名人员，而且拖着救生艇。在设计上，船底变窄有如刀锋一般，以便在海上航行时能够乘风破浪；船首和船尾的空间都空下来，以增加航行的速度。在船的中央部分有3个独立的船舱：最前面未铺设甲板的舱房，用来设置厨房和储水仓；中间舱房则分成4个隔间，用来堆放货物；后面的舱房则配置了很多窗户，作为军官和商人睡觉的地方。这种船配备了超出船尾外的尾舵、100英尺长的主桅，以及80英尺长的前桅。从南部的福建及浙江各路来的松木，为这种船的主要材料，而船的尾舵则是特别用广东来的坚硬木材乌楠木制造的。船板相接的缝隙，是由丝绒碎布浸泡在桐油、石灰混合物之后再加以填补；船帆则是用高级的竹子编织而成。在风势强劲的晴朗日子，这种帆船可以航行300英里。
海上的生活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有鲜肉与醇酒为伴，可算是海上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宋朝的海员一点也不怕深海的巨浪。就像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所描述的，暗礁和浅滩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搁浅，才是他们最害怕的：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桅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径入阻碧，非复人世。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舟师以海上隐隐有山，辨诸番国，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国顺风几日，望某山舟当转行某方。或遇急风，虽未及日，已见某山，亦当改方。苟舟行太过，无方可返，飘至浅处而遇暗石，则当瓦解矣。盖其舟大载重，不忧巨浪而忧浅水也。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编（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页196，引《岭外代答》）。
专为宋朝水师设计的各种战舰和巡逻艇之中，有两种极其特殊的船。“海鹘船”外观上有较低的船首和一个高耸的船尾楼甲板，加上船舷的两边伸出鸟翼般的浮板，事实上看起来就像一只正在飞翔的水鸟。这种浮板，可以增加船只在深海上航行的稳定性，它可能是由太平洋木筏上的横漂抵板演变而来。“飞虎船”则是由人力操纵的车轮船，可以在江河及湖泊的水战之中发挥极大的功效。车轮船的灵感，可能来自于直至宋代，灌溉仍经常使用的水车。
在绍兴元年（1131），宋朝水师曾经试着用车轮船，直捣华中洞庭湖上盗匪的巢穴。这一役的车轮船有8个轮子，由42人踏车。船外观上看不见轮子，当船移动时，看起来“如龙”一般轻易地在水面上滑行，因此，惊讶的旁观者以为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在车轮船的顶端甲板有弓箭手，以及用以在近距离撞毁敌军船只的甲板的撞竿。在盗匪俘获车轮船的技工和设计者之前，朝廷的水师确实在一些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上获得胜利。然而在这之后，盗匪们很快地建造了自己更大的车轮船。如此一来，这些飞虎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似乎是无法避免了。然而宋朝将领岳飞想出了一个办法打败敌人的车轮舟。绍兴四年（1135），他先在湖中某个区域抛下圆木及蔺草，接着引诱盗匪将船开进陷阱里。圆木及蔺草卡住车轮船的轮叶，盗匪们完全无法动弹。官兵用传统的平底河船摧毁了受困的车轮船。据说羞愤交集的盗匪头目（原编者按：指杨么），投湖自尽而死。
不久之后，宋朝水师面临了一个更艰巨的挑战。绍兴三十一年（1161），并吞大辽之后的金国，三路起兵进攻宋朝。金国以骑兵▲宋朝水师的秘密武器是令人闻之丧胆的车轮船，又称“飞虎船”
第一部分第二章 儒者与好奇心（4）
从西路攻击四川，另一路部队企图越过长江进逼南京，第三路从海上以600艘的战舰和7万的兵力阴谋夺取京城临安。宋军成功地击退了金国的骑兵。另一方面，长江的金兵遭遇了宋朝将领虞允文指挥下编制车轮船24艘的舰队。就像湖上的盗匪一样，金兵从未见过这种令人骇怕的新武器，居然前进时不用风帆也没有船桨。从车轮船上面，宋军以投石器发射霹雳炮——相信这是火药第一次用在战争上。这种火药，其作用的原理是以石灰与少量的铁屑混在一起，包装在陶罐或纸板内，再加以点燃。当这些原始的抛射火球落在水面或敌船上，一旦爆炸，“其声如雷”，硝烟弥漫，炙瞎人眼，也吓坏了敌人和他们的战马。宋军轻易地攻进敌舰，击败金兵。据说此役所有金国的士兵和战马都溺死了。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十六日，宋朝水师的主力倾巢而出，在山东半岛外海迎战最难应付的金国大舰队。宋朝水师仅拥有战舰一百二十艘和兵力三千员，虽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由于金兵把所有的船一字形排开，所以宋朝水师能够以火器把敌船一艘接着一艘地歼灭。关于绍兴四年与三十一年的车船战斗，参见LoJungpang，“China’spaddlewheelboats；themechanisedcraftusedintheopiumwarandtheirhistoricalbackground”，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NewSeries，Taiwan），2：1（May1960），页189；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Ⅳ：2，页420—421，andV：7，页166，转译杨万里，《海车赋》。
大捷之后的40年间（1164—1204），是宋朝水师的高峰。但在13世纪初期，水师的指挥权由海岸防卫巡防使移转到朝廷中央官员的手上。政府开始逐渐分拨士兵去做其他的公共工程。在理宗嘉熙三年（1239），某官员被派往南京东面的镇江视察长江水师基地时，他非常惊讶地发现：5000人之中仅有500人能够战斗。他上奏道：“余皆疲癃脆懦，纤细短弱，指一可什，决不能于惊涛巨浪之中，飞戈走戟，击刺如神。”参见LoJungpang，“MaritimemerceanditsrelationstotheSungnavy”，J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