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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外交风云亲历记-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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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江青又觉得在延安演话剧没意思,因为许多老革命、老干部并不喜欢看话剧,而喜欢看京剧,她就想改行演京剧。本来她从未认真演过京戏,只会哼哼两句,这时她下了决心要演。她开玩笑说要拜阿甲为师,后来也真是阿甲他们教会她演京戏的。到了1938年春节前,阿甲他们几个会唱会演会拉琴的,预备演一场京戏《打渔杀家》,这出传统京剧剧目稍加修改还有点革命的意思。江青参加了这次演出,演桂英儿,阿甲为衬托她,扮演老肖恩。在延安这也算首次演出革命京戏。彩排那天,康生来看戏,这也是少有的事,可能他早与江青认识,看完以后便大加赞扬,并声称毛泽东主席特别喜欢看京戏,等正式演出时,他要请毛泽东来看,江青十分高兴。平常江青偶尔和我闲谈,她是很崇拜英雄人物的。她曾说过一句话,给我留下极深刻的记忆:英雄人物创造历史,她如果不能成为英雄,也要成为英雄的终生伴侣。也许她曾想过,自己不能成为伟大的英雄人物,也可以跟着英雄的丈夫伟大起来吧。    
    《打渔杀家》正式演出时,康生果然请了毛泽东主席一起来看戏。他们坐在前排,康生频频鼓掌叫好。演出完毕时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当然特别接见了江青。    
    过后不久,江青就在鲁艺消失了,再也不见她到鲁艺来了。接着流传着各种新闻,最引人注意的是,江青在杨家岭和毛泽东住在一起了。在鲁艺,这种传闻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波动。因为在鲁艺,不少从上海来的同志对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事情都知道一些,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第六部分第67节:旧事重提(4)

    大概是6月的一个星期天,延安的天湛蓝的,晴空万里,我觉得只有在延安才能看到这样美丽的蓝天。我洗完衣服,在窑洞前靠在两张木板凳上,一边看书一边晒太阳,这是让人最舒畅的享受了。忽然听见山下喊我的声音,接着跑上来一位小战士,要我到杨家岭去一趟,说是到了那里就知道了,我只好跟着去了。杨家岭是当时中央领导住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来到一个窑洞门前,小战士喊了报告,就把我引进去了。原来是江青在里边,她坐在一张木桌前,让我也在一条板凳上坐下,显得满亲热地问这问那。说是几个月不到我们那儿了,大家对她有什么说法,其他几个学校又说她些什么。我告诉她,没听见什么特别的,只是老见不到她了,大家有些奇怪而已。    
    她突然地站起来说:今天你在这里吃午饭吧,请你吃炒土豆丝(这在当时的延安是好菜了,学生是吃不到的),还让你见见主席。说完走出窑洞,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这时我才抬头张望。窑洞里像其他人家一样,仅有一张木桌和两条板凳。土炕上铺了较大的褥子,还有一条军被和军毯。地上有个没有生火的炭盘,还有个瓦罐和水壶。我觉得已经坐了好长时间,心里总不那么安稳,又不敢出声。    
    我轻轻走到窑洞外,这一片平坦坦的泥土地里也看不见个人影。心里好生奇怪,怎么连个警卫战士都没见到呢,江青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当时我心想:我听过毛主席作报告,但和他从不相识也从没有说过一句话,那么大的领导我还真有点怕。江青不回来可能有别的事去了。这么一想,我就按照原路下了山,过了河,回到我自己的天地里去了。    
    打那以后,还见过一次江青。当时她有点生气,说我没出息,上不得台面。那不辞而别的事也就过去了。从此,我们好些年都没有见过面。直至1939年我离开延安,分派到重庆工作。    
    1950年以后的13年中,我没有见过江青,只是在某时候听说她当了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了,某时候又听说她写了有关电影《武训传》的调查报告了,某时候又听说她去苏联养病了……直到1963年底1964年初,全国第一届京剧现代戏会演,她才突然出现。我还不清楚她是以什么身份出现的。自从周扬领她看过《红灯记》排演后,关于她的传闻就越来越多了。    
    另一件令我难忘的事,也是在京剧现代戏会演前后发生的。被称为“八个样板戏”之一的《奇袭白虎团》是山东省京剧院准备来京参加会演的剧目。剧本刚送上来时,曾有些争论:有人认为公式化,脸谱化,没有戏;有人则认为虽然有这些点,但可以改好,这是反映当代军事题材的剧目,应该尽量帮助改好。于是大家建议把这个戏从山东调到北京来演出。看演出当然要比看剧本形象多了,看过之后再定是否修改。山东京剧团到北京试演《奇袭白虎团》时,江青又突然出现在剧场,但看完演出后她没有在台上露面就走了。    
    过了没几天,我忽然接到通知,江青要在她的住处(中南海内)讨论《奇袭白虎团》。我是稀里糊涂跟着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齐燕铭去的。同去的有周扬、林默涵、周巍峙等人,其他人我记不清楚了。我们被带进一处三明大客厅,客厅的隔扇都是红木雕刻的,十分讲究,但陈设的却是舒适的现代沙发。我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有一种威严、压抑、透不出气来的感觉。大家等了好一会儿,江青才飘然而至。她高昂着头,好像谁也没瞧见,俨然是女皇驾到的派头。我感觉大家也都是屏息着呼吸的。她走到一张特别为她准备的高背沙发上落座,随即扫视众人,开腔讲话:“这是很好的戏嘛,我看很有基础,完全可以改好,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我已经为山东京剧团准备好材料,给他们本钱。抗美援朝的事情,你们不知道,我可都知道。告诉你们那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奇袭白虎团》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段插曲。你们告诉山东京剧团,戏很好,一定可以改好。呵,对了,那个带队的什么宣传部长,不就是谭启龙的老婆吗?告诉她,我支持,但得按我的指示改好。唔,那个小武生叫什么?好得很!唱、念、做、打都不错,是个可造之才。……”散会后我们默默退出来,我心想她说的不全是废话吗?谁改?如何能改得更好?她说完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有一点肯定了,山东京剧团可以来京参加会演。往后《奇袭白虎团》没作多少改动,就那么一直演下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江青又说什么山东省不接受她的意见,妨碍她修改样板戏,那个女宣传部长也被打成反革命,《奇袭白虎团》就成了江青指导创作的样板戏。    
    京剧会演结束了,文艺界大多数同志都感到欣慰,也受了教育。大家都认为京剧这个古老传统的剧种是能够反映现实生活的,许多著名的京剧演员都有决心要亲自参与这场京剧革命,并为此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六部分第68节:旧事重提(5)

    记得在闭幕式的前一天下午,周恩来总理召集京剧及文艺界知名人士开了会,总结了这次会演的经验,给大家很大鼓舞。到会的有数百人,大家非常兴奋。按大会的安排,周恩来总理将会见大家并讲话。时间刚过两点周恩来总理就迈着轻快矫健的步子走了进来,大家自然使劲鼓掌,而随后跟着进来的却是江青,周扬等人隔一段距离走在后边。多数人并未见过江青,认识她的也难免吃惊:她怎么来?周恩来总理先讲话,大意是,这次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对戏曲界的大检阅,说明戏剧工作者决心改革,使戏曲能更好地更具体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赞扬、肯定了老艺术家们的热情,给文艺工作者鼓气,希望大家都能以饱满的精神,开阔的思路进行创作,不要因为受到一点批评,就无所适从,失掉信心和勇气。周恩来总理的讲话给了每个与会的同志以鼓舞和力量。    
    接着,江青讲了话,人们都报以掌声。她一站上台,脸无表情,开头就来了一句:“今天我是来给你们泼冷水的。去年冬天毛主席对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批评,你们一定都没有忘记吧。文艺界已经改了吗?……”我听到这里,心里咯噔一下。江青为何如此讲话?其他同志也都像挨了一闷棍似的呆住了,谁也不理解她怎么一出场就如此杀气腾腾。    
    江青接着发表了长篇讲话。她到底讲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也许就没听明白,反正她在破口大骂。使我记忆最深的一句是:“解放这么些年,你们都在干什么?人民养活着你们,你们是在白白浪费人民给的粮食……”看起来文艺界又要祸从天降了。    
    1964年底,也就是全国京剧会演之后,我调到了外交部。    
    1965年,全国农村开始了“四清”运动。中央各个部门也分批派干部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夏末,我首批到了苏北盐城地区的南通市。那时外交部在这里有一个“四清”工作队。我们这些队员,根据上级规定要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倒是和解放前夕我们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差不多。我住在如皋一户姓林的贫苦农民家里。那时的南通市在当地算是较富裕的,有两条像样的街道,好像还有一两家卖百货的大店铺。我们一两个月轮流回到县城买些吃的用的。那时的苏北还是个很贫穷的地区,但这个小城真像天堂一般了。    
    我住的那个村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还清晰地记得林姓人家:他们家是贫农,一家四口人,住两间破小草房,房屋非常低矮,没有窗户,潮湿异常。家里的母亲有五十来岁,但已老态龙钟,佝偻着身子,在家里负担一切家务,还照顾四岁的孙儿。我和这位老大娘住在一室,白天随着年轻夫妇去下田。她家种着几分稻田,那时自留地只有门前屋后一点点。她家养不起猪,只养了几只鸡,下的蛋可给孙儿增点食。平日他们都是两稀一干,糠菜各半,吃饭的时候端上来的是几块烂咸鱼或一碟咸菜。    
    那时,我们同农民三同的目的是扎根串连调查情况,要抓出在农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住在这户农民家中两月有余,他们一日三餐都无法解决,对于搞什么“四清”确实毫无所知,也毫无兴趣。说实在的,在下乡之前我们也都学习了有关文件,实际上是不甚了了。农村里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走资派?以后我又调到一户村干部家里扎根,他家的生活比那户贫农稍好一点,但仍然是每日两稀一干,离资本主义还有十万八千里呢。这使我们回想起1947年在晋西北搞土地改革斗地主的情景。说实在的,那时的所谓地主,其实也是穷人一个,只不过有床铺盖,有半缸粮食而已。比起那些赤贫算好点,把他当地主斗了,可以分他的地,分他的粮。后来总结经验的时候,都认为是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数十年来各种运动各种斗争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在那段时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倒是来自北京的各种新闻,我们大致隔三五天能看到北京来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等。当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形势表面还是比较风平浪静的,而稍有敏感嗅觉的人,也会在“前十条”、“后十条”、“桃园经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的下面感觉到一点什么,所以大家一有机会就会跑到南通市,看看报纸,听听消息。    
    终于慢慢流露出了不同寻常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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