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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外交风云亲历记-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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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一个是教务主任的妹妹,一个是教务主任老婆的老朋友的妹妹。我在这里是很受气,演话剧要用普通话,我又是山东话又是普通话,一开口她们就笑我,后来我就不说话,找一个对我好的同学,天不亮就起来朗诵。有一次实验演出,剧名叫《湖上悲剧》,是资产阶级的,田汉写的。教务主任让他的妹妹排在星期六,星期天给那个朋友的妹妹,我演出是星期一。观众很少,我自己哭了,观众也哭了。那时是自然主义者。到化妆室下妆,校长来了,他站在门口叫我的名字,说我是很有希望的,能演悲剧。我那一肚子气变成眼泪,从另一个门走了。这就是我在艺术学校的情况,到处受气。    
    “我还要说说在青岛。可能是1931年到青岛,很冷,潮湿。一到那里就注册旁听生。是我老师要我去的,说将来要成立戏剧系,给我借了路费。我原不想去,想回家做女工。想得很容易,后来同学和朋友劝我去。我生长在海边的县,但到青岛第一次见到海,高兴得跳起来了。我们成立了海漠剧社,专门宣传抗日救国,在学校在工厂。最大一次旅行公演是1933年旧历年,利用农闲。因为怕被抓,就分头走,省吃俭用。到了第一个村,叫崂山湾,离青岛几里路。我们没有经验,敲一面锣叫人看戏,有的男的穿西装,也有的穿马褂,女的穿旗袍,反正老百姓看了不顺眼就是了。演完戏已是下午一两点,我们想买吃的,村里派人拿了一块大洋给我们,说村子小,不卖饭,让我们走。到村外,我们坐下了。有些出身是小姐、少爷的人就不想干了。我说我们做得恐怕不对吧,得变个方法,我还不懂得用总结经验这个词。我建议到前一站王各庄先住店,说是游崂山的,先做群众    
    工作再说,大家同意。到了王各庄先住店,我们展开群众工作,我做小孩的工作,教他们唱歌。因为日本鬼子到过那里,问日本鬼子好不好,要不要反对日本鬼子。他们喜欢我,就往家里拉。其他的人也去找我,要我唱戏。唱了一段,他们也高兴了。第二天,他们为我们拉场子演戏。演的节目中有一个叫《放下你的鞭子》,还有一份讲演稿,说苏区的情况。观众中有沈鸿烈的海军,说我们演得好。要约我们去驻地,大家不敢去,我说我去。我赶快跑到村外,把剧本藏在坟碑下面。我们共去4个人。他们说国共合作如何好,还送我们回旅馆,又送吃的。原来这是上海暴动后跑出来的沈鸿烈的部队,其中有共产党员,还有党支部。沈鸿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后来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在这个村子住了几天,走时群众都来欢送。我们到了别的村子,没钱,饿着肚子到处跑。公共汽车在山口,都跑了,受不了,最后坚持的只有两三个人。知识分子下乡困难,挤上车子要票,说没有钱,车到青岛还给你,不干,旅客讲情,说不能把他们留在这里。下车到处找朋友还钱。这事印象很深,我一直忘不了。    
    “在青岛,主要听闻一多的课,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那时杨振声校长是小说《玉君》的作者。还有女讲师,叫方令儒,都是美国留学生。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一。当时老师称赞我,说我像谢冰心。还有个教员是男的。作家沈从文很欣赏我,要我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最主要的写了个剧本,可能是1931年的下半年,标题是《谁的罪》。母亲生病,儿子是革命者躲出去,警察来抓,折磨母亲,儿子又回来看母亲,被捕,母亲死了。我老师赵太侔兼这门课,叫我去。说你很爱写,你写的这个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说什么叫共产党、国民党?他看我是个大傻瓜,就不解释了。老师认为我的剧本还是不错的,说独幕剧太短了,最好发展成三幕。从此我想,什么叫国民党、共产党?开始观察了。他是国民党的组派,当时不知道。‘九一八’以后,我去请愿,他说我捣乱。他到树林,猜他一定是国民党。他是少数民族,他自己没读好多书,我以后不受他接济了,自己找事做。他说李小姐,你写的强盗太斯文了,他骂人的时候你用的是‘该死’,其实强盗是不会这样骂人的。从此我不去听他的课。    
    “沈从文通过他妹妹沈舟舟找我,要我每周写一篇故事,他给我改。我就不去。    
    他们知道我家里穷,想让我给他织毛衣,给较高工资,我拒绝了。我听说她在北京法国学校读书,学费很贵,每学期500大洋……”    
    我坐在旁边,真是越听越糊涂。她在青岛一会儿是县立女子小学,一会儿又是艺校,老师怎样都扯在一起了?开始听来是,但是过后再一琢磨,江青说家史也好,学历也好,都经过一番思考的。她描写一些具体细节虽并不动人,但可以让维特克从其中了解她的性格特点,她从小就培养出自己的革命性,至于拉到许多名人名作家,当然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说明自己从来就不是个无名小辈。江青自己编织的故事并不美妙,却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很难听得出头绪的。难怪老陈她们说没法儿记。    
    


第八部分第95节:江上有奇峰 偶尔露峥嵘(1)

    这一天谈话已换了地方。这里是一所较新的庞大建筑物,大院四周种满米兰树、白兰树,栏栅是茉莉花,这些花夏天开得特别茂盛,随手可以采摘。当我们走进大楼时,一看屋顶好高,四周是北方少见的落地大玻璃窗,除了门口放着四张椅子,供警卫人员休息外,整个大厅空荡荡的。忽然从左侧走出来一个身穿西式服装的女服务员,她领着我们,走过长廊上到二层楼。又过了一条长廊,进入一间大会客厅,大厅的一边摆放着沙发。这间大厅四窗紧闭,室外的热浪被完全隔绝了,使人有舒适感。    
    吃过晚饭,江青带着维特克及其他人,慢慢走着又转了几道廊子,来到另一间大房间。参谋已经带着维特克先进去,宾主在沙发那边坐下。    
    江青突然一声叫:“小张,你今天给北京打长途电话了?谁让你打的?”    
    “这是规矩,我们随外宾去外地,是要每天向北京汇报情况的。”我回答。    
    “我的事不用汇报,向北京打长途是我的事,不用你管。以后不要再打了。”    
    转过身,江青走近维特克,立刻换了声调;微笑对着维特克:“这里空气新鲜,又凉快。我要生活在20℃至22℃的恒温中,这才不感冒,我不喜欢空调的冷气,所以需要常常换房子。我未来之前,这间客厅的空气和温度已经调换好了。”    
    江青像是对着维特克说的,又像自言自语。小沈正在左顾右盼,像是没有听见江青的话,也不翻译。她心里对江青这种卖弄享受很是反感。江青瞪了小沈一眼,也没好说她什么。    
    宾主相对坐下,江青又讲开了:    
    “现在说上海。到上海的第一夜,住朋友家,在一个剧社,可能与苏联有关,上演《怒吼罢,中国!》,是进步的,苏联刚与我们建交。朋友请我去先施公司吃夜宵,有两件事印象很深。我是以群众组织的关系到上海去找党的关系的,通过田汉找党。我知道有个‘春秋剧社’是左翼的。田汉住哪里不知道,只能通过社会关系,这是冒生命危险。头天晚上在先施公司吃夜宵,听下边吵吵嚷嚷,往下看好像有人打架,朋友说别看了,是野鸡拉客人。第二件是他们要我参加演出《怒吼罢,中国!》,演一个角色,我不能不答应。每天找‘春秋剧社’,我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讲,也听不懂,但很快找到了春秋剧社。我到那里就说是北方来的戏剧工作者,要找田汉,把党的关系藏起来了,但这样也有被捕的危险。田汉有两个弟弟老三和老五。老三来了,这是很不好的人,但他带我去见了田汉。带到母亲的家,什么路记不得。田汉叫我哪儿也别去了,就住在他家,要弄清问题。因他们认识我在青岛的一个同志,我说了这个人的名字,他们就信任我了。过几天,田汉、周扬、阳翰笙三人共同跟我谈话,他们说青岛现在中央知道了,要我放下关系,党的关系可以接上。他们问我想做什么工作,当时有两个电影公司靠拢我们,还有剧社,问我上不上舞台,甚至问上不上银幕,我拒绝了。我要求做群众工作,基层工作。这样他们同意,叫我到北新‘晨更工学团’。那里很荒凉,陶行知在大场办‘山海工学团’,他是很有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重庆时他的地位与闻一多一样。大场很大,‘晨更’与陶有关系。我们募捐,有时找陶。他对我很好,陶也是留美学生,学杜威的。他原叫陶知行后改行知。他在南京办晓庄师范是很有名气,他提倡思想自由。在他那里学习的有一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被捕时排队唱着《国际歌》被杀头,是很壮烈的。陶很爱护青年,我是被爱护者之一。‘晨更工学团’是义务学校,主要教工农子弟,还办店员补习班我去时,田汉派他的弟弟老五与我同去,他忽然间对我起好感,不顾那样的环境,老在屁股后追着,弄得大家都议论纷纷。田汉有个名字叫老大,这不完全因他是第一个孩子,而是上海流氓。龙头老大,码头二哥,插花三爷……直到老九,当时不知道。我冒险写了封信给田汉,请他把弟弟调走吧,否则我不能工作了。他是官僚主义。谁敢批评他呀,从此我倒了霉了。他弟弟是调走了,我的党的关系也不给解决了,因我的关系都在他们那里。晚上我在街上走,很危险。碰上廖沫沙,他的妻子是我们一个老同志的女儿,他们住在小亭子间,有个小桌子,叫我睡在小桌子上。他诉苦,说风声紧了,有人要逮捕田汉,田汉已经搬家了,但他没有钱搬不了。我第二天清早就到大夏大学去。我到上海前一年那里曾经是我党堡垒,但王明路线左得那样厉害,举着红旗去示威,大批学生被捕,并不都是党员,但党员都给搞掉了。1933年夏秋之交,夏天去的,后来据说国民党特务那里有几十,都有手枪。我去找一个同乡女同学,她对我很好。我问她:我想向你借一点钱。她问:多少?我说20元。她说刚交了学费。但看我很为难,说还有饭费、零用费,借给20元。我回到廖沫沙那里,给他要他赶快搬家,但钱一定要还我,因为我是借的。结果从此以后,既未见他们,一个钱也未见,我怎么还钱呢?到中学兼课,教国语。一个钟头多少钱记不清了,除了车费都攒下来,我还了,我赌咒再不见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人。我在群众中定会找到党,党也会找我的。当时上海有文总、左翼作家联盟、社会主义文学会联盟、青年团左翼教联,都找了。我什么都做,凡是革命工作都做。    
    


第八部分第96节:江上有奇峰 偶尔露峥嵘(2)

     “红军北上抗日,募捐。1932年十九路军打了一仗,群众知道要抗日,不知道红军。五一、五四、五七、五九、五卅都要上街示威,飞行集会,飞脑袋去。1934年什么节日,可能纪念‘九一八’,这时我有党的关系了,党找了我,去示威,要我担任沪西区的指挥,临时交给我一队不认识的女工,尽管她们有的衣服比我穿得还好,但我这样子一看就不是女工。我在这儿演《婴儿杀害》,还有《锁着的箱子》,演完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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