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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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第98节：江上有奇峰 偶尔露峥嵘（4）
徐说：“我？还不跟你一样？她那些东拉西扯毫无逻辑的话，谁也很难翻出来。”
小沈：“这真叫没辙。她的讲话向谁请示过了？她胡说八道，还指挥了西北战场，谁替她负责？”她越说越气，我只好劝阻。
我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弥补，至于责任，只能由她自己负。
七嘴八舌之间，大家感到彼此的心贴近了，几天的相处互相也都了解了，说着谈着天已大亮了。
老陈最后出门，对我说：“江青那首诗，你记得吗？我可是记了。留给你看看。”她从记录本扯下一页，交给我。
我走进卧室，尽管全身疲乏得像散了架，仍然毫无睡意。这几天已完全处于失眠状态。拿着老陈交给我的纸条，看那首江青自己写的诗。那首诗是江青思想深处的自白。对她而言她已经被锁得太久了，现在已到了该露峥嵘的时候了。这样的心声坦率露出来，她已毫无顾忌。相反，她怕别人悟不出她的意思。
毫无疑义的是，江青确实在有计划地为自己树碑立传。她要制造舆论，在全世界树立自己是中国领袖人物的形象。她认为维特克是可以让她达到目的的人选，所以才要大加拉拢，要给维特克资本，给维特克一些别人所得不到的材料。她不顾一切，甚至泄露机密。这一切只是为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吗？不是！她在谈话中没有逻辑，胡编滥造，但对怎么为自己辩白，怎么歌颂自己，却都是有意识安排的，同时又明枪暗箭伤人。有些话故意说得不清不楚，让维特克去编造去发挥。
记得江青在某次谈话中说过：“文化大革命”要打倒打烂的首先是国务院、官僚机构。刘少奇是自己送上来的绊脚石。周恩来、彭真才是主要的革命对象。并且说了不少党内高级领导者之间的许多分歧。她拿出那首诗，分明是她心灵深处的自白，她是野心勃勃的！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还有一帮人在支持她。否则她能如此猖狂吗？江青这个人会装疯，其实不疯。有时是泼妇本性的暴露，有时是以为自己已经登上了顶峰，可以为所欲为了。
翻来想去，我心中作痛：“文化大革命”这几年，已经搞得天下大乱，国家民族都在倒退，如果有朝一日，这班人夺走了国家的大权，那真是不堪设想呵！……过去的一切又在我脑中闪现。1938年的江青，1947年的江青，1964年的江青，眼前的江青……时而交叉，时而重叠，这个人似曾相识又完全陌生：她渴望成为社会的中心，她一心想使自己跟着别人伟大起来。她那好出人头地的天性与她随口编造谎言的本事，真是相辅相成呵。
时间已经到了8月27日。大家估计江青的谈话快到尾声了，但并非如此。她每日下午6点左右才开始谈，每天请维特克晚宴，而且都要说到半夜2点以后。
还是在那座大建筑里，每隔两小时换一次房，以便通风和保持恒温，坐了下来就开讲。
江青：“他们的领导骨干是叛徒、特务，革联成立了假党，不要我，现在才知道。过去党中央不知道，延安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才知道。据说我离开上海之后，救国会也不要了，改为救亡协会。在这些群众组织中，骨干为叛徒、特务，但广大群众是好的。如七君子事件，我要去营救，到学校去帮学生搞抗日的爱国宣传。周扬他们是假党。当时他们要迫害鲁迅，我也是被迫害者之一，他们扣我许多大帽子，我不理他们，因为有群众，他们也不敢怎么样。剧协党团不要我，说我是托派等等。为‘三八’节搞演出，票都卖出去了，事先也开过会，但到时候他们都不来。国民党也不让演，黄绍竑的侄女签字才让演出。我临时上台演双，我还发着高烧，还有个演员装醉，给我一拳。到延安后我要求组织审查两次，要他们那些人交代。周扬、胡乔木都保他们。在延安，组织上说，你的历史我们清楚。但我已是毛主席的妻子，需要群众了解我。所以第二次到党校。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知道，他们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
“鲁迅在五四以前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反对孔夫子是一贯的。他在五四运动后被北师大赶走，跑到厦门大学当教授，然后到上海，他自己说他1927年至30年是观潮派。1931年就不观潮了，而是拿起笔作刀枪。1933年或1934年，陈赓同志到上海就住在他家。瞿秋白未叛变以前，同他在一起。当时鲁迅在上海的处境虽然不好，但他不仅在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广大工人中，威信都很高。但他身边包围一群人，都是所谓左翼，大弟子丁玲、萧军、胡风，当面装出左，背后干特务。‘四条汉子’说代表党组织爱护鲁迅，说托派要整他，实际是‘四条汉子’要整他，国民党整他。但他临终都在战斗。
第八部分第99节：江上有奇峰 偶尔露峥嵘（5）
“1935年党中央、毛主席、红军到达陕北，毛主席打下了一个城市，就找报刊和书来读。为掌握情况，鲁迅的书随时都读了。《我的一封公开信》主席就看了，并推荐给周恩来同志，说这人可有点性格。他长征时挑了很多书，我有主席的手体，是很珍贵的历史文献。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群众性、阶级。而王明提‘国防文学’，这毫无阶级性。鲁迅坚持这口号，这就引起围攻。
‘国防文学’是地地道道的反共汉奸文学，当时在这个口号下，演出了《赛金花、《石达开的末路》等。1935年我回到上海时还有革联，组织了业余剧人协会，第一次演《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我演女主角。当时演这类戏也是不正常的，但还是很有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戏。演《赛金花》搞分裂，甚至要搞死我。我并不想做电影演员，但一举成名，电影老板来找我订合同。当时鲁迅尖锐批评他们这些，你想他们不要把他置于死地？如能接他到根据地，他能多活几年。像他这样的人无须入党手续，他是非党布尔什维克。所以对鲁迅要历史唯物地看，他前期是个激进民主主义者；中期观潮；后期起来作战，一直到逝世。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英勇的旗手。”
维特克：“刚刚江青同志谈的党与鲁迅的关系，对外界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很有用。因为在这方面外界有很多模糊的看法。”
江青：“1933年陈赓住他家。瞿秋白叛变前也与他接近。1935年毛主席派人去接他，那时上海正围攻他。我知道的关于他的事还太少了，学习也不多，不过所说的都是事实。当他们要搞死我时，舆论通通起来，就是《大公报》不表态，他们逼我自杀，并放空气要绑架我。我认为不值一驳。那时我身体很坏，我薪水虽多了些，但我有家庭负担，我到供黄包车夫的饭铺吃馍，别人说我是怪物。惟一的嗜好是买书，书店的人认识我，我没钱，他们送书到家，以后再给钱。有时我还到当铺去当，真是没有法子。我那时的生活你们都不会理解的。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三次公演，都是成功的，但都赔钱。我从不揩男人的油。旧中国男女朋友一起外出，车饭费都是男的出，我不这样，有钱时抢着出，没钱时说，这次你出，下次我出。为了看嘉宝的《茶花女》，在第一流戏院，我到得比较早，等到朋友来时，我抢着买票，排了队要买票时，才发现被人掏了腰包，这次只好让朋友买票。看完戏又坐黄包车到处向朋友借钱。
“在座的同志都没有这样的感性知识。我还要养家，一个母亲，一个守寡的姐姐，当时要有气魄才能顶住。我天天上马路，你要绑架就绑。群众动了公愤，见了我拉手送花。《大公报》有个女记者，她要我表态。在路上还碰见另一个骂我的记者，要同我拉手，我说你用斗大的字骂我，我在这里等着你，我绝不离开上海。我本来要离沪，电影公司的合同没到期，加上这事更走不了。后来比较同情我的朋友说，你还是写，这才写了《我的一封公开信》。我被捕第一夜睡醒了，就想起苏联领事馆那面红旗，始终相信这面红旗中国会有，这样你就知道李玉和是怎么创作的了……”
第八部分第100节： 批《武训传》评《红楼梦》（1）
在8月27日晚，江青为了使维特克能了解她全部自编的历史，谈话就变得更为杂乱、东拉西扯，多次插进一些毫无逻辑的叙述。比如，她把赫鲁晓夫痛骂一顿；还提到阿登纳访苏、苏联逼债等等。从这些枯燥、混乱的谈话中，大家可对江青自编的历史有较为清晰的了解。
江青：“下面说一说到延安。我的信一出来他们没理了，不骂了，我可以走了。
我是‘七七’以后，‘八一三’以前走的，到西安正是‘八一三’。从洛川到延安是坐毛主席的车，当时不知道。一进城门，看见安澜两个字，眼泪就掉下来了。到延安诉苦，说有个党不要我，我怎么也找不到党，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说，没事没事。
“讲一讲延安文艺座谈会，什么历史背景下决定开这个会的呢？就是因为这些人也到了延安。他们从1941年开始，周扬带头，丁玲写了《三八节有感》，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延安现在还比较落后，我们工作中有缺点，如果搞深井、梯田，那里是粮仓，但是开发很不够，这首先是工作做得不好，有坏人干扰。其次有点钱，支援被压迫民族和人民。
“延安你已去过了，现在延安很不能令人满意，但比起我们在延安的年代那已好得多了。但周扬这伙人就制造反革命舆论。团中央还同时出一个墙报，叫《轻骑队》，那也是恶毒攻击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他们原来住上海亭子间，到延安住窑洞，吃劳动人民的，但不下乡，不同人民接近，而干反革命的勾当。我们那时演了《松花江上》、《火烧飞机场》，还有其他健康的节目，如《兄妹开荒》。这时毛主席认为问题得解决，开始调查研究，他与所有的人谈了话，我有的一块参加，有的没参加。我参加开幕、闭幕两次座谈会。毛主席的讲话，雄辩地把这批家伙驳得体无完肤。这个作品我个人认为不是单讲文艺的，哲学、政治、文艺各方面都涉及到了，每读一次都有新的体会。如歌功颂德的问题，他们说他们是不歌功颂德的；写光明面黑暗面问题；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问题。主席说：描写黑暗者未必伟大，歌颂我们者未必渺小。
“历史背景是：王明回国，又带回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国防文学’就是他在文学方面的口号，这是斗争的继续。《论持久战》王明不登，封锁了。党校没有毛主席的著作，只有王明的《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主席打破封锁的办法就是到处作报告。我是毛主席的崇拜者，你不需要人崇拜？那没有学生听你的课。问题是对待崇拜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对我，也是吹捧我，我知道就坚持压下去。这是我向你解剖自己。”
维特克：“由于解释了背景，就能更清楚了解。”
江青：“《新民主主义论》也应该谈一谈。王明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