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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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阅读中，我知道，不仅岩石圈，就是大气圈、水圈、生物圈……乃至于整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和宇宙，统统都是时间的女儿。
悟出这一点，我的内心有种亮光，并嘲笑、鄙视当时的政治运动。我意识到：坏政治是暂时的，自然法则是永恒的。
我的内心是一片宁静，不再受外界愚蠢、荒诞和邪恶的干扰。显然，外界是非理性的、病态的，而我的内界是符合理性的、正常的。
从地质学的一线门缝里望去，我看到：河流和岩石，海洋和大陆，都经历过各种变化；但指导那些变化的规律以及它们所服从的法则，始终是相同的。（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ｔｈｏ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ｖｅ ｒｅｍａｉｎｃｄ ｉｎｖａｒ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按我的理解，这正是大自然的“至诚”。
这正是“至诚者，天之道也”。（唐朝，李翱）
苏轼有言：“天不容伪。”
“世界哲学”安放在地质学原理上是可靠的。这才是懂得“天高地厚”。
按这条思路跟踪追迹下去，我必然会对古生物学（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发生浓厚兴趣。当然仅仅是把大门推开一条狭窄的缝，往里面的王国投以一瞥。心理动机只有一个：孩子般的好奇心。
第二部分思想、观念就是力量（2）
三、 为“进化论”卖掉裤子
“典衣买书”在我的６年北大时期是生活中一件不算小的事。开始萌念买批书是在１９５８年秋。我渴望自己能拥有一批心爱的名著经典。有下面几件事对我是个触动：
１． 温德先生的小书房很温馨，古色古香，书桌很大，是明式家具风格，拥有大约四书架的书，约一千本。我也想将来有朝一日有这么一个做学问的环境。当年我没有想到，这要等到４２年后（即２０００年）才得以实现，地点在上海浦东， 三室一厅，带一个阁楼，斜屋顶，共１３０平米——这是我的终老之地了。
２． 有一回我在温德先生家翻到一本１９４８年的英国杂志，里面有张照片深深触动了我：１９４０年纳粹飞机轰炸伦敦，有的书店和图书馆被毁。可是爱书的英国人照样从容地在废墟中淘书看，暂时忘却了现实的苦难。
一个热爱阅读的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
３． 想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达尔文日记》。我特别羡慕他搭乘军舰“贝格尔”号在世界各地（主要是南美）进行古生物学和地质学方面的探险和考察。１８３１年１２月１７日，２２岁的达尔文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能够实现考察世界的愿望，那是一个多么稀有和了不起的机会呀！要作好到海洋去的思想准备……”
我自己不能去考察，从书本上同达尔文一块去游历、开眼界，也是一件好事。这叫“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靠助学金是没有指望的。我拿的已经是最高一级了。对此，我要终生心怀感激之情。１４元５角虽不多，却使我有了基本的温饱。若是像今天去打工，消耗掉我的相当多的精力，我还有时间去“俯而读，仰而思”吗？
温饱之后还想买些书，这对我毕竟是个奢望。为了满足这个正当的奢望，我只有一个办法：卖掉母亲给我的衣服。
一共卖过５回，共计一只表、１个金戒指、３条毛料裤，一条羊毛毯。裤子是父亲的，有八九成新。
第一次采取行动便是为了买回进化论和达尔文的书，还有几本是古生物学教程和地质学。它激起了我的有关太古时期的梦。
典衣物的地点在前门大栅栏，要带学生证。价钱压得很低。
第二次是为了买回普朗克论文和讲演集，是为理论物理学及其哲学基础而狂热。归根到底是一次“朝圣”，向我心目中的“上帝”走去。
第三次是为了买英、德文原版的莎士比亚和海涅的全集。
第四、五次是为了买火车票回家探亲。６年，共回过３次家。北京—南昌路远，车票自然是个不小的负担。
昨天（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７日），我和南昌的大妹通了电话，共同回忆起往事和母亲在世的情景，为的是填补我在北大读书期间有关母亲的一些记忆空白。在电话里，妹妹告诉我，有一次母亲对邻居说：“我的儿子在北京读书怎么不花钱？不交学费吗？买书、买练习薄，不要钱吗？”
后来她才知道我每月领取助学金。但详细情况，她始终不清楚。我对母亲永远是“报喜不报忧”，免得她再为我牵肠挂肚。人的一生就是身处烦恼之海。我母亲摆脱不了生存的“烦”。
我父亲则很达观。所以在我的基因里既有忧虑又有达观。后来，我都把它们提升到了世界哲学的层面，成了“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提升要受教育）
所以我这个人有两个灵魂。或者说，我是两个灵魂的交织物或混血儿：“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前者是母亲，后者是父亲。两个灵魂的起步和开始形成，都在北大。对时间、空间的感受和体认便涉及到“世界痛苦”和“世界解脱”。
许多年（从大学时代开始），我一直处在“对生的沉思和对死的默念”状态，包括追问时空的本质。
有位法国文豪说：“时间盲目，人类愚蠢。”
前半部他说错了。时间缓缓悠悠，不慌不忙，总是朝一个方向流驶，给人柔弱、无所作为的印象或错觉。
其实时间是最有作为的。它的目的性和方向性特别清楚，特别明确，而且是永不回头，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时间创造一切，也毁灭一切。它知道创造什么、毁灭什么。它有自己的选择和最高法则。它是法治。
在第一回“典衣买书”的壮举中，我买到一本《进化思想史》（英文）。其中提到两位１９世纪的法国人：
奇内（Ｅ．Ｑｕｉｎｅｔ），是位诗人哲学家，在１８７０年出版的《创造》一书中，他写下了一句箴言：“大自然是不回头的；她绝不去重新创造她所破坏的东西。”
比如恐龙就是一个例子。地球上再也不会诞生恐龙了。
古生物学家道罗（Ｌ．Ｄｏｌｌｏ）于１８９３年发扬了奇内的观念，把它提升为“不可逆的进化理论”。
宇宙进化、地球进化、生物进化……统统在时空这个大框架内、大舞台上进行。所有的事件（天上人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大大小小的戏。宇宙一舞台，万事万物都是戏。没有空间，哪来时间？没有时间，何来空间？时空是一枚金币的两个面。当然还有物质。
２０世纪德国大数学家魏尔（Ｈ．Ｗｅｙｌ，１８８５—１９５５）有本经典就叫《空间·时间·物质：广义相对论讲义》 （１９１８年），我知道它很艰深。时空结构和本质，说到底是上帝的结构和本质。时间、空间和物质的起源，归根到底是上帝的起源。
生物进化有方向、有目的、有自己的路线和节奏，因为时间是不盲目的。不懂得对时间深表敬畏的人，我劝他不要去研究生物的进化（包括生物的多样性）——这才是我当年卖掉裤子得到的教益。
从今天的眼光去看，当年我涉及古生物学和地质学绝不是不务正业，而是我份内的事。因为它为我的世界观提供、搭建了一个地球和生物进化的大框架。学社会科学的人，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也有必要读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等进化论的书（即使是卖掉裤子）。原因很简单：它能有助于你“善养吾浩然之气”。对各行各业，这气是至关重要的。气，可营造一个人的大将风度。
退一步来看，当年我跑到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去望野眼，的确有“以山林为小隐”、“以朝市为大隐”的味道。这是时代所迫。今天的大学生也许很难理解五十年代大学生的心态。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另类。像我这样的学生估计有一些。但我的生存方式和表现是很独特、很典型的。故意留一级恐怕只有我一人。这是病态环境下的健康反应；是健康的被扭曲或扭曲性质的健康。里面有坚强的主观战斗精神。（当然这是我今天的回顾和判断）
四、 死不瞑目
我是地球人。在我死之前，我怎能不对地球和生物现象谈谈我的看法呢？过几年，我一定写本《生物学的哲学》，为的是总结我多年对生物现象（包括地球的进化、气候变动和生物多样性）的惊叹。
如果不写，就死不瞑目。
各人有各人的“死不瞑目”。
我想起１９６３年被人暗杀而身亡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１９６４年４月的一天，她去找牧师，问：“如果我自杀，你认为上帝还会将我和丈夫分开吗？”
牧师开导她，说她的两个孩子需要她照顾。这样，她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我也有需要照顾的人和事物。撰写《生物学的哲学》便是其中一件。我忘不了当年我在北大卖裤子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１７年的经历。每个人都要找到继续活下去的顽强理由。
写完这一章是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１９日夜里１１点半。我缓缓放下了笔，看着窗外连夜的风和雨，想起唐朝韩愈的诗：“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
多亏当年我的初恋失败，促使爱的目标大位移，居然把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大门也推开了一条长长的缝！
汉朝焦赣说：“因祸受福，喜盈我室。”
又说：“初虽啼号，后必庆笑。”
此时此刻的我，书斋灯火通明，不正是这样吗？
第二部分爱哲学就是爱智慧（1）
爱哲学就是爱智慧。这是古希腊人给哲学下的定义。
哲学家就是爱智慧的人。
从一开始，我就很满意这种说法。不久，我更赞成这样一个定义：
哲学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世界终极原因”的学问——人们把它称之为“第一哲学”。走进哲学王国有多条路。最后是殊途同归。
一开始，我是从西方哲学着手、上路的。后来才推开了中国哲学的大门，其中包括印度哲学。这一推，便陷了进去，脱不了身，成了俘虏。
搞哲学，我是野路子。
那么，什么是正统路子呢？读哈佛大学、北大哲学系？或者是进复旦哲学系？我却不这样看。
依我看，最好的路子是先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然后再去推开哲学的大门，这才是“入正门”。哲学必须是个钟摆，来回在科学、艺术两端摆动。科学使哲学可靠、可信，艺术使哲学可亲、可爱——这是我在北大领悟到的，是我的一大收获，是用我的心血和灵魂换来的。这摆动其实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