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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书屋2005-01-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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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说一下,叶子变为麻将,但自身却并未消亡。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叶子是与麻将并存的:老爷一级的玩麻将,板儿爷一级的玩叶子。乡间至今流传着一个“叶子牌”的谜语:“膏药不贴疮,一百零八张。百病不能治,专治闷得慌。”前二年我还在文化市场上买到过最新版本的叶子牌。
  麻将出世之始,还是继承着叶子一百零八张的老传统,只是后来,大约是清朝快玩完的那几年吧,为了多些花色以增添玩的乐趣,便加了四张,这四张叫“公、侯、将、相”,还有的则是加了六张,除了“公侯将相”之外,还有“龙、凤”。到了民国,五族共和,废了君主制,做官的时髦改成做生意,“倒官”改为“官倒”,这几张牌就变为“东、西、南、北、中、发”了。但这些都是麻将的变异,正统的麻将就是一百零八张。而这一百零八张,就是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将!叶子戏演变为麻将牌,四十条好汉扩充为一百零八将,而名字呢,马吊之吊与麻将之将在音韵上不沾边,但“马吊”与“一百零八将”加在一起,却是不妨简称做“马将”的。另有一说:打牌又叫斗牌,还叫“抹牌”,“抹”字北方读音或做“ma”,与“麻”字或是一音之转。浅人妄测,不足为训,见笑见笑!我们还是听人家有大学问的吧。
  瞿兑之的“马将源于马吊,马吊源于叶子”之说也有所本,那就是戴名世的《忧庵集》。这戴名世是位大大的名人,其有名不在于他是麻将专家,乃是因为他是康熙时一件大文字狱的主角。这位新政权的翰林老爷吃着康熙爷的皇粮,却不为康熙爷效忠,写了本《南山集》,其中有不少同情旧政权的反革命(清朝皇上革明朝皇上之命)言论,被人检举,结果被镇压——砍了头。而他的其它不反革命的著作,也受了牵连,被查禁了,其中就有这本论过麻将(应该说是马吊)的《忧庵集》。
  但此人是个“寓教化于娱乐主义者”,在他眼里,什么东西都能与政治挂上钩。他说,这叶子戏始于万历末年,后来演变为马吊,这叶子或马吊取了“宋时山东群盗”四十人的姓名,便预兆着明末盗贼群起。而叶子戏改名为马吊,也是一种预兆,“马吊者,马士英、马吉翔弄权丧邦之谶也”。有一张牌叫“百子”,上面画着一位手提人头的好汉,署名阮小二,这就是“裤子裆”阮大铖在南明弘光时杀知识分子的预兆,而且巧的是,阮大铖的书室就叫“百子楼”。牌戏中有“顺风旗”之语,是顺治皇帝统领八旗入关之兆。有“闯百”之语,是闯王李自成之谶。有“献百”之语,为张献忠造反之征。马吊之戏的玩法是四家相斗而三家逼一家,这就预兆着关外清兵与李闯、张大胡子三家分裂明帝国。
  除了这些政治方面的言论之外,戴名世也说了一些技术性的话,比如“翻青”、“翻孔”、“京斗”、“南斗”之法,就可以为麻将学提供一些历史线索。而成牌曰“湖”,正是麻将的族徽,原来在明末时,这湖竟有“飞湖”、“追湖”、“砍湖”诸法,不知今天失传了没有,而不胜无用者曰“臭湖”,则似乎还为今天的一些麻将家所沿用。
  麻将在小民手里,只是赌钱和消遣的玩具,在大人先生手里,则小可以作为权钱交易的方便法门,大可以做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演习场地,但谁也没想到,麻将居然还有预言国运盛衰的功用,那一叠竹牌中就有老天爷的旨意,用时髦的话来说,其中就有宇宙的信息。所以麻将之学的深奥与广博只欠没有人挖掘,一旦挖掘,哪怕只露出金山一角,也足以让世人震惊了。
  当然,“麻将学”只是这门学科的统称,如果细分起来,诸如“麻将预测学”、“麻将心理学”、“麻将哲学”、“麻将会计学”,总要分出几十门类,我想,那时总该成立个“麻将科学院”才对吧。

  作家卖瓜 也可自夸?

  
  ? 杨建民
  中国的文坛高手,知人论世往往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纵横捭阖,雄焰万丈。但要他说说自家文章时,却往往遮遮掩掩,更少有自吹自擂,这大约与自谦内敛的文化传统有关。但细想想,这也是情有可原。说好说歹本来应是别人的事,自己跳出来说自己的文章,多少都有些难为情。
  这些年读书,我偶尔也见到作家自评自个的话。虽数量有限,但可见作家的性情和风采。
  鲁 迅:鲁迅作品累累,可直接评述自己的文字很少。在《自选集·自序》里,鲁迅说写完《呐喊》、《野草》之后,“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措辞十分收敛,既“虽然”,又“似乎”,最后一句还是批评。
  较完整的自评,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这是以选者身份动笔的,所以连自己的名字也一并指出:
  在这里(《新青年》)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微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这段自评较他人的研究,来得细致,譬如提到其思想和艺术之源的果戈理、尼采、安特莱夫,但对自己的超越也如实表达,特别说自己摆脱外国作家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也是相当自信的。
  胡 适:胡适是一位老实的诗人,这与他的性情有关。
  虽然他直接谈及自己诗文的文字并不多,但却有一整篇《谈谈“胡适之体”的诗》的文章,从中当然可以读出他的自评。其中写道:“他(胡思永,胡适的侄儿)的诗,第一是清楚明白,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胡适在总结时说:“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的嫡派。”
  胡适的诗,优劣与否我们暂且不去说,但出现在那么一个古诗文盛行的时代,却的确可以体会出胡适自述的感受:“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尝试集·四版自序》)他的虽不够成熟却颇有大效用的诗文,的确是可以称“体”,可以值得人们记忆的。
  朱自清:从行文及他人记述可以清楚看出,朱自清先生是位典型的谦谦君子。要让他来说说自己的文章,实在太难。如鲁迅一样,朱自清也写过一篇《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可是,这篇涉及新诗创作初期如胡适、周作人、康白情、冰心、宗白华以及“湖畔”四诗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甚至白采等的诗作者,却一字不提在当时诗坛颇有影响的自己,这叫人不得不有些遗憾。
  但笔者还是见到一点朱自清的自评,而这有限的几句还是他人“逼”出来的。这是真的。
  作家吴组缃是朱自清的学生。他在回忆自己听课时,谈到这么一件事。当时朱自清讲一门“新文学研究”课:“有一天同学发现他的讲演里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质问。他就面红耳赤,非常慌张而且不好意思。半晌,他才镇静了自己,说‘这恐怕很不重要,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到,而且也很难讲’。有些同学不肯罢休,坚要他讲一讲。他看让不掉,就想了想,端庄严肃地说:‘写的都是些个人的情绪,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无愁之愁;没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罢。’就是这几句……”
  由此可见,朱自清对自己文章几乎全是批评还有点反讽。这虽不是准确的文章评价,却让我们对朱自清的为人有一定的体认。
  老 舍:老舍没什么对自己整个文章的评议,但于语言方面却极有心得。他在《老舍选集
  · 自序》一文中颇自负地说:“我很会运用北京的方言,发为文章。”这一点读者及评论家有一致的看法。他专有一篇文章,说到《我的“话”》。其中提到自己写的剧本:“我留神语言的自然流露,远过于文法的完整;留神音调的美妙,远过于修辞的选择。”还说:“我可是直觉的感到,我用字很少……”
  对自己的几篇作品,他也略有评价。譬如说:“《断魂枪》、《上任》和《月牙儿》三篇,技巧都相当的有进步。”而这几部作品,在读者中评价也颇高。“至于《骆驼祥子》,则根本谈不上什么技巧,而只是朴实的叙述。它的好处也许就在此:朴素,简劲有力。”(《老舍选集
  · 自序》)
  他说《骆驼祥子》根本谈不上技巧,也许与一般的评价不一致,但特别指出的好处——“朴素,简劲有力”(也是作者自负的地方),也许一般的评价还关注得不够。
  汪曾祺:汪曾祺的小说在“文革”后开一代新风,散文亦令人叫绝。其实他自己对此也是颇觉得意,不过在一般的文字中没有表达这种情绪罢了。
  198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册汪曾祺散文《蒲桥集》。在不大的封面空白处,浅浅地印着一条广告提示: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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