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电子书 > 文学历史电子书 >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 >

第19章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介入精神和民族意识。 
  “介入”,是指对现实与人生的深切关怀。介文入学,也就是关切现实与人生,创作主体具有强烈的干预生活意识的文学。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萨特(Jean…Paul 
          Sartre)曾详细论述过写作的介入性质。萨特认为,语言也是一种行动方式,是行动的某一特殊瞬间,人们不能离开行动去理解语言。说话之所以是一种行动,是因为任何东西一旦被人叫出名字,它就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无邪性质”。如果你对一个人道破他的行为,你就对他显示了他的行为,于是他看到他自己。由于你同时也向所有其他人道破了他的行为,他知道自己在看到自己的同时也被人看到;他不经意做的动作这一来就如庞然大物那样存在,为所有人而存在,它与客观精神相结合,获得新的规模,它被回收了。这以后,这个人又怎么能照原来的方式行动呢?当一个人的行为被人评论后,他就不得不面临着两种抉择:或者固执地继续这一行为,明知故犯;或者放弃。所以,“我在说话时,正因为我计划改变某一情境,我才揭露这一情境;我向自己,也向其他人为了改变这一情境而揭露它;我触及它的核心;我刺穿它,我把它固定在众目睽睽之下;现在它归我摆布了,我每多说一个词,我就更进一步介入世界,同时我也进一步从这个世界冒出来,因为我在超越它,趋向未来。”[法]萨特:《什么是文学?》,《萨特文论选》(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4月初版,第102页。根据这一理论,萨特认为,作家是选择了某种次要行动方式的人,他的行动方式就是通过揭露而行动。因为写作就是一种说话,所以也就是揭露,而“揭露就是改变”。他还指出,文学“是一面批判性的镜子。显示,证明,表现:这就是介入”。[法]萨特:《关于我自己》;转引自施康强:《萨特文论选》“译者导言”,同①,第20页。文学介入,归根结底就是承担全世界,承担整体。写作既是提示世界又是把世界当作任务提供给读者的豪情。在介入观的基础上,萨特将文学的作用提到相当的高度:“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法]萨特:《关于〈家庭的白痴〉》,《萨特文论选》(施康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4月初版,第136页。从介入文学观出发,萨特因而倡导一种生产文学、实践文学。当然,萨特的介入文学观未免过于夸大了文学的功用,同时将介入视为文学的一种先天性质,不仅与其“存在先于本质”的存在主义理论自相矛盾,而且其绝对化的结论也难以面对文学史的复杂事实,即历史上和现实中既有为被压迫者代言的文学,也有为压迫者歌功颂德的文学。在后者的情形中,写作不仅不是揭露和改变,而且还起着掩盖和维持现状的作用。因此,与其说介入是文学的先天规定性,毋宁说是主体自我选择的结果。然而,萨特的介入观毕竟认识到了文学的介入功能,指出并肯定了文学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并强调作家参与历史进程和文化创造的责任,因此是一种积极的文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介入文学可以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或具有现实主义文学品格,但并非所有的现实主义文学都有强烈的介入意识。萨特本人就对现实主义评价不高,并刻意对介入文学与现实主义作出了区隔。他认为,现实主义由于相信能够对现实作出公正的描绘因而是一种谬误。因为现实不可能被公正地描绘——既然连知觉本身都是不公正的,既然只要人们叫出对象的名字,对象就已经被改变等等。其实,如此全面切断介入文学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联系并不合适。萨特所说的只是一种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解。而且介入文学如果脱离一定的创作方法必定无从实现。当然,介入文学也不一定仅归结为一种特定的创作方法。就现实主义而论,我们不妨将是否具有介入精神而将其区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如此来衡量吴浊流的小说写作实践,则他的介入文学主张最终体现为积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我们稍后将论及。 
  另一方面,以“介入”定义吴浊流的文学观,并非说明吴浊流是一个萨特意义上的“战斗”作家,萨特在二战时期曾经参加地下抵抗组织,并且信奉马克思主义。而是对其关切历史与现实的文学主张和人文情怀的涵括。吴浊流并不是一个呐喊着意识形态口号的激进作家,其文学对现实的介入主要是自觉地以对历史与现实的真实书写,把“思想没有痕迹地化入作品”,诉诸读者的良知和审美情感,来达到铸造民族精神并影响社会现实的目的。 
  吴浊流的文学观并无形成系统的理论,然而它却具有理论的辩证逻辑,因而散见于多篇随笔的文学主张却也呈现出某种内在统一性。“我写的小说带有历史性的性格,所写的各篇都是社会真相的一断面……若将此十九篇连串起来,日据时代及光复后的社会情形之投影,以及政治的影响不消说,同时,社会的歪风畸形怪相也可以窥见的,所以亦可作为本省社会之内幕来看吧。”“我对外省作家有一个希望,即中日战争时,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抗战史实,如以此为背景写成小说,例如把台儿庄、大场镇、长沙、长白山、缅甸等地,我国军民英雄抵抗的血战记录起来,可留于后世。此等历史小说,要根据史实,所以要赶快着手,再过十年就无法采访,现在写还有老一辈参战的英雄可以请教。” 
          ……这些议论显示着这样一种认识:文学要介入现实,首先应该对历史与现实进行真实的书写。即既要表现民族的“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与英雄人物,也要表现平凡的生活与人生;既要表现生活的光明,也要揭示社会黑暗与畸形人物。而对社会“真相”和“畸形怪相”的描写不是目的,在此前提下要形成文学的教化作用:“一个真正爱国的作家,不仅要面对现实,把‘思想没有痕迹地化入作品’,以发挥文艺的潜移默化作用,而且更应该刺激社会、领导时代,走进一个清新明朗的境界。”“回想我写这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的动机,是因为我们在殖民地生存的本省知识阶级,任你如何能忍耐善处,最少限度也要遭受到像这篇小说中的主角一样的精神上的痛苦的。所以,我写这篇小说来给有心的日本人看看,并且留给我们后代的人知道。” 
          ……文学的教化意义并不等于丧失文学的独立性,要求文学成为政治或商业牟利的工具。就台湾的具体环境而言,文学也不应该拿来做反共政治的工具,从而沦为反共宣传的空洞口号:“‘反共八股’和‘口号文学’,是一对挛生兄弟”,因此“爱国家、有良知的文艺作家”,应该自觉地弃绝“味同嚼蜡的‘口号文学’”。只有坚持文学对现实的介入,同时保持文学作为审美艺术的特性与独立性,文学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评判,从而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一个文艺家其作品须要经得起历史的批评,而且要对得起子子孙孙,才有文艺价值可言。”“文艺作家若不丢掉口号文学及模仿文学,将来恐怕无法经得起历史的批判。”作家通过文学作品介入,投射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怀,并且以作品中表现出的作家良知唤起社会良知,实践自己的人生抱负,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维护生命的尊严,实现生命的价值和获得超越性的生命意义。因此,文学“就像我们人身某种维他命”;也因此,从事文学创作“比白死有价值”,“为文艺而死是死而无憾。” 
  值得指出的是,吴浊流的介入文学观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和中国(大陆和台湾)新文学的主流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有着一定的民族根源和民族色彩。吴浊流不仅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热衷汉诗创作,而且受到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张良泽《不灭的诗魂》一文说,吴浊流“读的作品很多,而且日本的有名作家作品他都读过,并且他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也很大,从小就在汉字的环境中长大,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后来走上了汉诗这条路。至于新文学方面,他的小说及文学创作,除受日本作家影响之外,主要受中国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学的影响。30年代的作品大概在台湾都可以看到,如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都可以从大陆流传到台湾”。(台北)《台湾文艺》杂志第58期,1978年3月。日本学者尾崎秀树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评论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时就曾指出:“中国文学的传统活在它里面。在鲁迅和茅盾里面可看到的属于人生派的凝视现实之眼,也存在于吴浊流。……我感到产生这样作品的文学风土里,似乎有大陆文学传统的根。”[日]尾崎秀树:《吴浊流的文学》,(台北)《台湾文艺》杂志第41期,1973年10月。从古代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杨伯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第185页。《毛诗序》的“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12月初版,第140页。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转引自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7月初版,第120页。到近现代的严复、夏曾佑的“(文章)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转引自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第6页。康有为的“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同⑤,第7页。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同⑤,第8页。“支那人之爱文学也,如爱性命,有热心之革新家起,欲革新各种社会,必革新各种文学投国民之所好,而导之于各种完全人格之域”,梁启超:《论支那文学与群治之关系》;同⑤,第8页。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以及鲁迅所力行的“为人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初版,第512页。和成为“改革社会的器械”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同①,第239页。的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1 2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