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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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效果，谁都不敢否定；但其副作用也是可怕的。例如打倒孔家店，当时的社会环境，推行这个运动是有充分的理由，可是当时主唱者能考虑到其副作用时，就不敢毫无分别地打倒孔家店，铲除孔教吧。如果当时用科学的眼光来分析孔教思想的长短，以其政治思想不合时代应该打倒，然而孔子的个人伦理及个人道德，千秋不悖，万载不变，应该保存的。可是他们不分皂白，铲除孔教，连头并根都拔掉，后来才觉其副作用之大，这时候骑虎难下，也无法可以补救了。
汉诗也是一样遭受其运动的副作用之一，我国的诗篇形式及其定型，代代相传，很少改变，积弊之大，早已不合时代了，当然应该要转变；但，不可无分皂白，连汉诗的好处都摧残无余，一切抛弃，而专事模仿外国诗以为时髦，造成文艺摊贩，争相采新集异来贩卖国人。吴浊流：《对诗的管见》，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92、93页。
事实上，对五四运动的反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没有停止。比如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那场“民族形式”论争中，就有一些论者指出五四新文学与广大群众仍很隔膜，它普遍存在的欧化，就是“洋八股”的表现。对民族传统的极端否定，忽视了旧形式的意义，趋向全盘西化等，“使文艺之民族新形式还没有最高完成，语言形式的缺点还严重存在。”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转引自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6月初版，第351页。一些论者则提出，五四新形式与旧形式、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不应相互排斥，而可以互相渗透、合流。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同①，第351、352页。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进入历史新时期后，文化界和文学界对五四运动的反省进入更深的层次，而且至今仍在进行。有学者指出，五四新文学是以一种激进主义的姿态出现的。这种姿态体现为对传统文学采取的是一种整体性的否定与反叛的态度，突出强调了新旧文学之间的变异性、断裂性而忽略了两者间的连续性和延承性，这是一种以突变论和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变革的理论设计。“这种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忽视了对文学传统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譬如说，用古代汉语创作的旧体诗词在现代汉语诗歌之外已然形成了另一条并驾齐驱的线索，从周氏兄弟、郁达夫、胡适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主将，到毛泽东、陈毅等一代政治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胡风、聂绀弩，到‘四五’运动的天安门诗抄，旧体诗词远非白话新诗之外微不足道的点缀，而是形象化地标志着古典文学传统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介入着‘现代’生活。然而迄今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对旧体诗词的线索仅仅是偶有提及，这一文学现象显然未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吴晓东：《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作家出版社1996年3月初版。
对传统的诗歌形式的迷恋，并不纯然是个人趣味的问题。其中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传统形式本身。传统诗歌形式之所以在历史上盛行并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与其本身的艺术魅力是分不开的。中国传统诗歌形式的显著特点之一，即是对平仄即声律的运用。中国古代文论家早就发现声律对诗文审美之重要性。西晋陆机《文赋》云“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南朝齐周颙发现汉字的四声调，沈约提出作诗必须避免八种声病，刘勰则于其文论专著《文心雕龙》中辟“声律”一章作系统论说。刘勰认为，音律的制定乃是根据人的发声。而声音包含声调，是来自人的“血气”即生理机能。在人的语言中，所有的声调都有平仄之别。如果都用仄声字，“则响发而断”；都用平声字，则“声飏不还”。因此，声调平仄的配合应像“辘轳交往，逆鳞相比”。平仄和谐，“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他还认为，诗文的美丑，寄托于吟咏之间；吟咏的滋味，流露于字句之中；字句的气力，则以和谐和押韵为归宿。对声律的研究、发现和实践，使中国古典诗歌历经四言、五言和七言的发展，至唐宋时期达到巅峰成就，并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声律、对仗（对仗其实也包含着对平仄的考虑）等形式规范。这种形式规范既是以人的生理机能为根据，也是衍生于特定的民族心理、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是民族的审美意识、审美趣味和审美习惯的体现，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历史生活中，它是一种最普遍的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最亲切、最适宜和最具表现力的民族风格。
古典诗歌注重韵律与韵脚，并形成了严格的押韵规定，不独在中国，而且在西方亦是如此。如欧洲的“商籁体”即十四行诗，就是一种格律严谨的诗体。德国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也曾注意到格律诗的魅力：“稀松平常的内容加上韵律和韵脚，乍读起来似乎也颇有意味深长的味道。就像姿容平凡的少女经过化妆后，也颇能惹人注目。即使偏颇，错误的思想一旦写成韵文，也像满有道理。”叔本华认为，只有“真”才是美的。若能把真理赤裸裸地表达出来才最为可贵。而散文能表现伟大而美丽的思想，所以比韵文更具真价。然而，韵律和韵脚为何竟能产生这样令人意外的强烈的效果，也大有研究的价值。他这样分析：“本来，听觉所直接感受的，只是词句的音响，再加上旋律和韵脚，就好像是一种音乐。所以，它本身中已取得某种完全和意义，已经不是手段，不只是指示事物的符号——即不是言语意义的符号，而是为了它自身的存在。而且，这个音响的惟一使命是‘悦耳’，在完成任务之同时，也满足了读者所有的要求。因而这个音响所表达的思想，如今就成了附加物，就像音乐的歌曲所配上的歌词一样。那又像是突然而来的意外赠物，这里没有任何的请托或希求，很容易令我们欣然接受。假如这里再有散文所表现的思想价值的话，那就更令我们着迷了。”［德］叔本华：《生存空虚说》（陈晓南译），作家出版社1987年4月初版，第197、198页。格律诗的形式虽然严格，但它对音律的讲究和追求使它成为一种令人心神愉悦的美的形式。
吴浊流将汉诗发扬光大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地坚持创作，不仅表现了一种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认同与情有独钟，而且也是对汉诗的艺术魅力的一种深切体验和心领神会。而在新文学基本上已一统天下的形势下，他的“顽固”反倒显示出某种特立独行的傲然雄姿。
然而，毕竟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掀开了中国文学的崭新的一页。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标志，一方面是文学的思想内容的丕变。如同郑振铎所指出的，以往的文学者“大部分的人，都中了儒学的毒，以‘文’为载道之具，薄词赋之类为‘雕虫小技’而不为。其他一部分的人，则自甘于做艳词美句，以文学为一种忧时散闷、闲时消遣的东西”。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转引自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第57页。五四新文学则以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为其话语核心，既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无情批判，也表现为对个性解放的大声疾呼。另一方面，是文学从古典形式向现代形式的转换。从语言来说，是文言文被白话文所取代；从文体上，章回小说、旧体诗词、小品文等被现代小说、新诗和新散文等取代。新文学的语言和文体的嬗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形式转换，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周作人曾这样论说：“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色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正同旧诗词旧曲的形式，装不下诗的新思想一样。”“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转引自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第55页。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被迫作出了现代性追求的反应。民族解放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中国现代史内在的巨大历史冲动，中国新文化包括新文学的建构和想象理所当然地被纳入这一总的现代性设计之中。“对于新文学的创作者来说，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与时代联系起来，明显地赋予文学创作者一种目的的感觉，即文学的创作工作是这样一种时代的工作，它本身是历史朝向未来过渡的一个重要部分。只是在这样一种时间意识之下，新文学才成为反传统的文学。”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作家出版社1996年3月初版。因此，“白话文运动不是一场单纯的语文变革运动，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现代社会、文化和价值的重建运动。它不仅是要‘通于俗’，要使知识分子和大众具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要通过国语推动与肯定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与创造。”旷新年：《现代文学观的发生与形成·民族国家的文学》，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第81、82页。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要求一种全民共用的语言。而五四白话文运动颠覆了文言文的特殊地位，填平了操持文言文特权的士大夫文人与普通大众的语言等级鸿沟。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取而代之并不是由于它是一种新的语言，而是因为它具有更强大的共同交流的功能，它使全民族在语言上平等地交流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而“五四新文学在打破古典文学传统的同时所依循的‘现代性’规范主要是西方文学的尺度。无论是小说（fiction或novel）、新诗、散文（小品文essay）还是话剧，这四种主要体裁基本上参照的是西方文学的分类标准。这种分类直接规定了究竟哪些文学形式可以忝列于现代文学的门墙”。吴晓东：《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作家出版社1996年3月初版。并且，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形式并非是凝固静止的，它们也处于历史发展的时态变化之中，后人不同角度的纵向与横向的解读和演绎不断赋予它们新的内涵。“我们生活在传统中，我们也创造着传统。……它处于不断凝聚而又不断更新的状态。它并非凝固不变，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经过历代先民的智慧创造，积淀而为丰富的文化诗歌传统，尽管它的构成之中有相当稳定的基因，但又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着的。”谢冕：《传统之与我们》；转引自孟繁华：《精神信念与知识分子的宿命——谢冕文学思想论纲》，贺雄飞主编：《世纪论语》，第299页。不仅是对旧传统的批判继承能创造出新传统，而且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吸收也可以发展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如同郭沫若所说：“外来形式经过充分的中国化是可以成为民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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