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作者:石一宁-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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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形式经过充分的中国化是可以成为民族形式乃至民间形式的。”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转引自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6月初版，第352页。尽管在以启蒙运动为思想标志、以法国大革命为政治标志、以工业化和自由市场为经济标志的西方现代性在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强加于中国，当尚沉酣于古老历史的辉煌梦想中的中国被列强的炮声惊醒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现代性之时，现代性本身却已在西方分裂为作为经济和社会变革产物的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与以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为代表的美学现代性，因而给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迷惘和困惑，然而置身于世界格局中的中国除了义无反顾地迈上现代性的途程之外别无选择，古老中国的现代化已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向。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化，诚然需要重视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并继承其中的优秀成分，并警惕丧失民族自我身份的“全盘西化”倾向，但在试图否定进化论、突变论的激进主义历史观的同时，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毕竟以‘现代性’为核心价值与审美取向的新文学相对于旧文学更能准确地反映现代人新的思维、语言、审美、心理习惯，更吻合于现代人感受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吴晓东：《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作家出版社1996年3月初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生对旧体诗词创作乐此不疲、作品驰名海内外并被公认为达到了很高艺术成就的政治家诗人毛泽东，在谈到自己的旧体诗词时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毛泽东：《致臧克家等》，《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初版，第308页。　
　　中国古典诗词在唐宋时代达到了辉煌的顶峰，然而，一个民族的语言和美学倾向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旧体诗词严格的格律要求使其别具一种整饬和音律之美，但“戴着镣铐的舞蹈”毕竟不是自由的舞蹈，更不是大多数现代人所再认同的审美趣味。同样的欣赏趣味的演变也在西方发生。叔本华虽然也认识到格律诗的艺术魅力，但他认为，格律诗人在音韵上费了偌大的周折，反而使读者如入迷阵，摸不到门径。而享受诗的乐趣，不会是在头脑昏然转向之时引起的。尽管大诗人能够克服格律诗的形式的困难，而能示读者以轻快优雅之趣，但只有这一点事实，还不足以令我们推举格律诗。“因为，这些形式本身就极烦琐并且又没有效果。就是连很有成就的诗人，用这些形式时，韵脚和思想也屡屡发生纠葛，有时韵律得胜，有时思想占上风，换言之，就是有时思想为韵脚所压抑而萎缩，或者，韵脚由于思想的贫弱而稍作退让。”［德］叔本华：《生存空虚说》（陈晓南译），作家出版社1987年4月初版，第199页。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亦曾指出：“诗的实质不是可以用韵律、格式一致或者对事物的抽象的倾慕，也不是可以用哀诉或者好的训诫展列出来，诗的实质是以上这些以及更多的别的事物的生命，它是在灵魂里面的。”“伟大的诗人的优点不在引人注目的文体，而在不增不减地表达思想与事物，自由地表达诗人自己。他对自己的艺术宣誓：我决不多唇舌，我决不在我的写作中使典雅、效果或新奇成了隔开我和别人的帘幕。我决不容许任何障碍，哪怕是最华丽的帘幕。我想说什么，就照它的本来面目说出来。”“伟大的诗篇对于每个男人和女人的使命是：你和我们平等相待，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我们。我们并不比你优越，我们所含有的，你也含有；我们所享受的，你也可以享受”。［美］惠特曼：《〈草叶集〉序言》（董衡巽译），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新1版，第506—508页。与新诗相比，旧体诗的格律不仅对诗人的自由表达有较大的约束，而且在语言上它很难脱离文言文，是一种只有少数人才掌握的技巧和文体，在创作者与普通大众的语言和欣赏习惯之间筑起了一道鸿沟，构成创作者与大众的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从而变为一种无法赢得广泛理解的与时代不合拍的诗体。同时，旧体诗与文言文的这种难以摆脱的关系，注定了它所运用的语言，有许多只是叔本华所说的“专供诗用的辞汇”。而“专供诗用的辞汇，距离我们的心较远，不能直接诉诸精神，因而使我们的感情处于冷淡的状态中，它是诗的会话用语，是画里的感情，排除真实的情感”。［德］叔本华：《生存空虚说》（陈晓南译），同①，第200页。　
　　诚然，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学形式，至今尚散发极大的魅力和光辉。它的创作者和爱好者仍为数众多，而且也出现了一些脍炙人口的篇章。近些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引起的文化本土化的反弹，旧体诗词的创作更有升温的迹象，习好者与日俱增。但是，在白话文和新文学取得全社会的共识因而早已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标志语文的今天，旧体诗作为一种文体，已很难再占据文坛的主流。因此将中国文学包括台湾文学置于现代性的趋势下来考察，吴浊流提出的汉诗即旧体诗作为当代和未来的“中国文化风格”、“中国文化格律”的构想，其有效性如何恐怕还只能存疑。然而，在今天台海风云变幻的语境中解读吴浊流这种倔强的国粹主义—中国民族主义情结，却是令人心头别生一番感动！　
　　吴浊流的“汉诗”概念，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厘清。用“汉诗”一词指代中国古典诗歌，吴浊流对此曾有解释。他认为，“查汉以前没有五、七言的诗，到了汉时代，才发展到五、七言，所以用汉诗二字最为适当。”吴浊流：《关于汉诗坛的几个问题》，张良泽编：《吴浊流作品集·台湾文艺与我》，（台北）远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第88页。如果汉诗指“中国格律诗”或“汉语格律诗”，古典汉诗指“古代中国格律诗”或“古代中国汉语格律诗”，这一定义大抵是正确的。而如果将之理解为“汉民族格律诗”和“古代汉民族的诗”，则是一种谬误。吴浊流曾说“汉诗具有中国固有文化的特色，是汉民族最高智慧的表现”，显然是将汉诗错解为仅仅是汉族诗人的创作。事实上，中国古典文学是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创造。在民族融合与同化的过程中，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文人也运用汉语写出了许多佳篇华章，涌现了相当一批杰出的少数民族诗人和作家。所谓汉诗实际上也包括了少数民族诗人用汉语创作的诗作。这是在把握和分析吴浊流的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观时所应注意的“民族”的这一内涵。一些中国大陆出版的论著也存在着对“民族”概念的错解。如说：“台湾、大陆更是千百年来共同沐浴着汉文化的文化传统。”“台湾人民对自己的本土地文化追根究底，表现出了对祖国大陆汉文化的认同，用强烈的民族意识对抗皇民意识。”丁帆等：《中国大陆与台湾乡土小说比较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初版，第117、119页。“汉族”是生物学和人类学意义的种族概念，而不是现代民族概念。“汉文化”并不能与“中国文化”划等号。如果承认中国文化传统是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创造，那么说台湾、大陆仅仅沐浴着“汉文化的文化传统”、台湾人民只是“对大陆汉文化认同”，无异于将“汉文化”从多民族文化构成的“中国文化”中排除。　
　　尽管吴浊流以汉诗作为“中国文化风格”、“中国文化格律”的构想是否一个现实的方案大可争议，但在全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的当代世界，各民族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具体就中国而言，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即其相对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严峻挑战。因此吴浊流所提出的思路，不只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21世纪的今天也仍是一个前沿的课题。　　　　
第二节　“台湾意识”还是“中国意识”？　　
　　在学术研究中，提出问题往往比回答问题更为重要。然而，吴浊流的民族认同问题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提出，会被认为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此前不会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模糊的有待廓清的问题。但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民党当局宣布解严后，台湾岛的社会政治朝多元化演进。伴随着政治自由化，分离主义思潮在岛内也弥漫开来。文学界内，也有“不少原台湾文学的中国性质论者，在没有做任何负责任的转向表白条件下，转换了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方向，从他们原来的原则立场，全面倒退”。陈映真：《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台湾文学论争在台湾文艺思潮史上划时代的意义》；转引自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初版，第360页。这些转向者不仅推翻了自己此前所有关于台湾和台湾文学的中国性质论，不仅在民族认同上自我颠覆，而且还颠覆他人。他们从重新解释历史着手，改写台湾文学史，重估经典作家，打碎已有定论，刻意标新立异，武断地将前辈作家与“台独”的历史资源划上等号。吴浊流就是在这股“新潮”的呼啸中被重新“发现”。吴浊流的民族认同这一伪命题，被一些转向者连篇累牍地反复申论之后，其命题的虚幻性已被严重遮蔽。因此，还吴浊流和吴浊流文学的真实面目，在这一问题上的除蔽是必要的。　
　　如前章所述，一些转向者认定吴浊流的民族认同从《亚细亚的孤儿》的写作开始就已与中国无关，换言之，在这些转向者看来，吴浊流从写《亚细亚的孤儿》起，就已是他们的同路人、“台独”意识的启蒙者与奠基者之一。有一位台湾论者如此立论：“一纸波茨坦宣言将台湾送入中国殖民统治者手中。由于长期被日本异族统治，以及对文化故国的怀想，战后台湾人对所谓祖国的憧憬是自卑情结反激的心理。这种心理使台湾人自始未能发现中国的本质，而再度沦入被殖民、被剥削的境地。”“吴浊流在战后所写的小说中，对中国殖民霸权及异化现象也有深刻的描述。《波茨坦科长》中的张玉兰，因对所谓的祖国存着无限憧憬，下嫁自中国来台搜括的范汉智，而终致悔恨莫及；《狡猿》中是市井之徒江大头藉中国那套招摇撞骗的官场文化而平步青云；《幕后的支配者》的阿九嫂受上海姥引诱，而骗领教堂的配给品。总之，吴浊流笔下的这些人物都是未能超脱或臣服于殖民主义宰制而异化的孤儿。透过对他（她）们的描述和评论，吴浊流传达了从孤儿意识中解放的认知。”“无论就小说创作的时序，抑或是历史的因果来看，吴浊流在1948年所写就的《波茨坦科长》都意谓中国接收台湾是另一个殖民统治的开始。当然，吴浊流从未如此说。但是小说里的叙述却透露给我们这层意义。”“的确，就整体而言，吴浊流小说并未表达明确、强烈的抵抗意识。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