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4-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环矫媸谷丝劢绾驮龀ぜ叮硪环矫嬉簿醯梦恼挛茨苤の薄貌怀鲇辛Φ闹ぞ葜っ髅沽椒獾绫ǖ牟淮嬖凇�
2000年,列多夫斯基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查到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这两封往来电报,并在当年《远东问题》杂志第6期上发表。国内《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随即译载了这两封电报。但细心的译者发现俄方“发表的(毛泽东致斯大林)俄文电报稿中无顺序号5和9”,为对读者负责,特加“译者注”予以说明。后经译者向俄方查询发现,“由于作者和准备付印的编辑的疏忽,电报漏掉了顺序号5和9,以及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电报第6点中的部分文字”。“鉴于读者询问发表时是否省略了第5点和第9点,并考虑到这个引起专家们争论的文件的重要性,(俄方《远东问题》)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再次发表文件的全文,并加上斯大林亲手所作的标记。”于是,《远东问题》杂志2001年第5期再次发表了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也再次译载了此文。至此,米高扬报告所披露的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这两封往来电报全部内容,在历经数年的一波三折之后,终于以原始面貌公开发表。
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亲笔签字原件”现存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30,第13~17页”。该电报第9点后半部分明确表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马贵凡译,《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这证明米高扬报告所引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报内容是准确无误的。当时这封电报除原件外还加印了九份,其中一份就是呈送米高扬的。至于中方经中央档案馆查找,没有发现毛泽东拍发过此种内容的电报说法,并不能否定俄方档案的真实性,因为中方不能排除当年此电未存档或事后丢失与毁坏的可能。因此,仅以档案“告缺”已不能否定俄方所提供第一手档案资料。这样,米高扬的报告这一备受质疑的“孤证”,由于有毛泽东电报原件的“互证”而最终成为“确证”。
从上述两桩涉毛公案中可知,在史料研究中轻易下否定性判断是不科学的。被誉为中国史学界朴实楷模的前辈史学家严耕望(1916~1996)在其《治史经验谈》中谈到治史的一种“尽量少说否定话”的史学常识:“寻找历史真相,下断语时,肯定的断语比较容易有把握,只要你找到了可信的史料,纵然只有一条,有时也可以下肯定的断语。……但否定的判断就不容易,也可说极其困难,尤不可因为自己没有见到正面的史料,就否定某件事的存在。因为过去发生的事,只有少数记录下来;有记录的,又未必传世,一直传到现在;而现在保存的记录,自己也未必都已看到。所以,个人所知道的、所掌握到的史料都极有限,不能因为自己没有看到可以肯定那件事的史料,就否定有那件事。……这个道理极其明显,即无记录绝不等于无其事,自己未见到更不等于无其事。但学人们却常常以不知为没有,以书籍无记载即历史上无其事。因此常常违反此一铁的规律,而轻易的说否定话。”〔2〕
最后再说两话句。一句是重复的话:周海婴在其回忆录中披露的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是真实可靠的,毛泽东在1957年夏天的确说过“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的话;米高扬报告公布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两封往来电报内容是真实的和可靠的,毛泽东在1947年冬天的确曾考虑过让“除中共之外”的“所有政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离开政治舞台。一句是有点脱离题目的话:在新的历史资料出现并导致原有观点受到挑战以后,如果仍固守成见,坚持用原有观点作为论证的前提,并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和判断新资料的真实性,这在逻辑推理上无疑是自相矛盾,决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敢于面对和接受史实,才能同时对其作出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分析与评价。
注释:
〔1〕《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22页。
〔2〕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8页。
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
? 达 然
王 朔
在王朔出世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令人愉悦的阅读方式,一种据说是任性而为的写作方式。这种阅读与写作,把作者尤其是把读者从英雄、正义,甚至从真、善、美的理想主义和形式主义中解救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他明显地把相当一部分假正经和假崇高拉下了马,比如一本正经的表白,比如雪白的后脖子,比如评奖、比赛,比如学者,比如哲学名词,让人们有理由怀疑,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生活中,自己是否一直在上当受骗?就像中世纪的欧洲,代表着上帝、道德与良知的教会人士等大倡禁欲,又像封建时代的中国,所有上流人物的嘴边都在大叫伦理道德。于是,以德为美的下层民众严格遵守着,甚至为这些付出了生命,上层人物却在一边风流快活,一边窃笑不已。西欧教会不是出现过第一流的教会人士同时拥一对母女为情人,并在权力斗争中杀死自己外甥的事吗?
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认为王朔的写作手法和写作态度是一种风景。然而王朔是取舍分明的,从来不写杂文或更为理性一点的文章,至多是在文化圈内打情骂俏,尽管掀起的浪一波不如一波。由此,一般人便认为他缺乏社会正义感,没有同情心,属于皇城根文化下的明哲保身行为。但是,王朔的文化自阉,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其本人或许认为,以飘浮为特点的浅表文化人的油控,想搅动整个社会,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在今天,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可以更确切地观察王朔及其现象。也许某些社会学家曾经想到过,也许连普通民众也会想到,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人(包括王朔)迅速富起来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面对那么多的负面效应,那么多的肮脏和卑劣,那么多的失望和沮丧……而恰恰在这时,王朔仍然大行快乐与享受之道,于驼鸟遇险藏身之爱好让世人哈哈大笑,以君子爱财取之文化的变戏法手段膨胀着自己的财富,以极度的玩世来告诉人们生存的意义在于玩心跳,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凡此种种,必然在一个非常大的文化背景下,引发关于文化的社会功能之讨论。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区别,但这一点颇像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提倡幽默闲适还是提倡横眉冷对之斗。这样的结果,应该才是王朔之流在更深层次上的意义──使提倡社会良知和社会正义者有了放枪的靶子,有了一个合适的文化背景,也更有了说服力: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犹如创世纪的关键阶段,我们的民族正处于思想转型的前夜,如果从来没有人愿意或敢于进行实质性的思考,民族精神定然会萎缩的。试想,假如没有王朔者流,假如没有“一点正经也没有”的年轻一代,假如没有整天嘻嘻哈哈的这一“族”那一“族”的,这样的批评,这样的深层忧虑,恐怕连一个落脚点都没有!因为没有王朔,我们还真以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还在“文革”的思痛中深沉反思,在伤痛文学的感染下以泪洗面,在现代民主法制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呢!却没有想到,一眨眼的功夫,怎么社会上净是些“小资”、POP、IT、宜家、玩车一族……要不就是人家几亿人观看的电视台都播出节目了,比如野蛮拆迁队、残酷收容所、处女强奸犯之类的,然后杂文家们才蜂拥而上——唉,其实都是从王朔者流那里搬过来的同类型低级幽默啊!只是这等幽默让人哭笑不得。于是有人在那里笑道:我们已经甘愿当成靶子了,你们就不能来点别的节目吗?
王小波
这个已经逝去的人,用自己的文笔告诉人们,优秀的思想还有一种更妙的表达方式。当然他的思想也有很不好的一面。他的杂文是写得很捧,所倡导的价值观颇有慧眼独到之处,但正确了一大堆,并不意味着事事正确。若奉为神明,则触王小波心灵者几稀。王小波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处:一者叫自由思想;二者叫科学;三者叫文明的生活方式。关于自由思想,王小波说得很到位。而关于科学和所谓文明的生活方式,则离真理越来越远了。
王小波对科学的看法是,科学这东西不骗人,不会玩虚弄假的,比如拿刀片做超声波,结果却收割了一茬茬的屁股;比如拿土炉炼钢,结果却炼出了牛屎。这笑话那年月的人都知道,但他是说走了题的。自从五四以来,中国人总是迷信科学,科学却从来没有认真地回报中国人。关于这东西的真理总是在变,在哥白尼之前,地心说是真理;在日心说被推翻之前,哥白尼也是真理;在牛顿以前,亚里斯多德是真理;在爱因斯坦之前,牛顿是真理;爱因斯坦也被推翻之后呢?当然也可以这么说:科学无止境,人类总在不断进步。可是我们为什么总在一个接一个地犯错误呢?而且,科学作为一把双刃剑,都架在每个人脖子上了,为什么这个号称崇尚自由思想的人却浑然不觉?如此看来,一个大力宣称自由思想的人,也可能不自觉地陷入某种框定的圈内,痴迷于其中,洋洋自得。故此,我们也就看到在王小波文中总是不断地重复着一模一样的观点和话语。比如罗素那句“须知参差不齐,乃是幸福的本源”,就说了有二十多次。
此外,关于科学,他还说过一些更为出奇的话。他认为,工业生产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农业生产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是这个:人们只糟蹋不收拾。依我看来,他说的不是环境污染,只是自家的厕所和楼道里那点臭气。至于那点臭气,臭臭也无大碍,更要命的是那些广泛存在的东西:大气污染、水体污染、食品污染、核污染。众所周知,工业,尤其是在我国遍地都是的初级生产,绝对会造成污染。如果照王小波的逻辑,污染是怪人们只糟蹋不收拾,那么工业污染的现实恰恰是:它只会糟蹋,不会收拾。根本就不是愿不愿收拾的问题,而是根本无法收拾!一个自称喜欢人文知识的理科生,却因为理科生的痴妄而时时背弃人文,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其实也可以理解,在王小波的知识体系里,除了理科那一套外,主要是罗素等理性主义的著作,当然也有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但我奇怪的是,他只看到了其反乌托邦的一面,为什么就没有看到其中所藏匿的对科学的深深恐惧?在西方世界,在卢梭的笔下,在马尔库塞(他也提到过这个名字,但语焉不详)、弗洛姆和哈贝马斯的笔下,到处都描述着科学的可怕,一个热衷科学的人怎么能不看看那些反科学的说法是否正确呢?这和那些喜欢某某主义、却不允许别人指出某某主义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