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六卷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作者:沈庆利-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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霖的失望与不满，才使得吕赫若很小就对封建家庭文化的专制与腐朽，产生了深刻的感性怀疑与冷峻的理性反思，并为他以后走向反叛家庭与社会的人生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家族叙事之一：家与家族的衰颓
吕赫若表现家族衰颓的作品，主要有《财子寿》、《合家平安》和《逃跑的男人》等。小说《财子寿》从一个特定侧面表现了周海文一家由盛转衰的过程。周海文的父亲周九舍曾经是位闻名一时的英雄人物。他曾一人抗击了众多土匪的袭击，最后土匪留下十余具尸体仓皇逃走，他自己却毫发未伤。这一事件使得周九舍的声名迅速传播开来，老百姓都把他尊为英雄，津津乐道于他的事迹。即使在周九舍去世多年的“今天”，当地的人们一提到他，仍然立刻油然而生“一种尊敬的念头”。在那次事件以后，周九舍依靠自己的名声和信誉，很快成为当地有名气有势力的富豪，并盖起了富丽堂皇、装饰精巧的“福寿堂”。但周家的鼎盛随着周九舍的去世很快就走向了败落。在周九舍去世四年后，他的几个儿子们就吵嚷着分了家。嫡长子周海文乘机把弟弟们赶出了家门。偌大的“福寿堂”只有自己这一房儿女居住。周海文宁愿让十几间房子都空着，也决不租借给同村的百姓住宿。正是周海文的狭隘、自私、吝啬以及不思进取、目光短浅的性格，导致了从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这份家业在坐吃山空之中逐年减少。
不仅作为周九舍嫡系长子和家长的周海文是如此，周家的其他几个儿女也并不争气。例如周海文的弟弟周海山虽然呼吸到了时代的新鲜空气，决不像他哥哥那样狭隘与保守，他“穿西装、涉足花街柳巷，极想脱离乡下”。但他却缺乏起码的商业头脑。他来到大城市里，用分得的那部分财产投资经营了咖啡厅、撞球场等，但是不到四五年之间，便一败涂地彻底破产，直至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所谓“富不过三代”的传统民谚，在周海文家里得到了明显的应验。实际上还没有来得及等到第三代，周家的破败与衰落就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稍微具备一些理性就可以发现，周家兴盛期的短暂实在是一种必然。从周家的发家史来看，周海文的父亲周九舍是靠着自己草莽英雄的名气而先成为乡邻们敬畏的民间权威，然后与农村基层政权相结合做投机买卖。在日本占领台湾以后“被推选为三庄的总理”，“这个时候做米的买卖事业刚好顺应潮流所需，所以他的财产逐年增加”。可见周家实际上具有更多的封建性特点，他们家的致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权力资本运作的结果。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商，也与西方那种伴随着工业化而导致的资本积累完全不同。如果说周九舍本人还是靠他的胆识与对机遇的敏感度取得了成功的话，那么到了他的儿子周海文这一代，可以说既缺乏现代工业文明所造就的经营与管理才能，又丧失了父辈的胆识和眼光。相反，周海文却继承了其父专横跋扈、贪婪自私的本性。他们从小过着的养尊处优的富贵生活更使他们养成了懒惰无能、墨守成规的个性，只能躺在父辈留下的基业里任其腐朽和没落了。
另一篇作品《合家平安》也是以家族的衰颓作为主题背景的。小说中的范家，原是远近有名的望族，到了范庆星这一代才呈现家势式微的迹象。在小说文本中，作者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渲染范家所居住的那所大房子的豪华，以及主人公范庆星和他的妻子玉凤过着的悠闲、奢靡的贵族生活。但是，这种贵族化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范家就走向了败落，而先前那种贵族化的生活，对范庆星夫妇来说更像是春梦一场。范家的败落，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个家庭的主人范庆星嗜食鸦片烟。凭一支鸦片烟管，就足以把万贯家产耗得一干二净。后来在亲友们的帮助下，范庆星把几个儿子集中在一起，在闹市中心经营了一家饮食店。刚开张不久，生意也曾红火过，范家眼看着要走向“中兴”。但是好景不长，范庆星的鸦片烟瘾重新复发。把刚刚赚来的钱财吸了个精光不算，还倒腾得自家的饭馆彻底破产，儿子们也只好作鸟兽散。经此事变，范家彻底一蹶不振，真正过起了入不敷出的赤贫生活。范庆星的两个亲生儿子，最后只能远走他乡过活，他的长子兼养子有福则穷困到了无屋可住的地步，只能暂时栖居在舅舅家弃置不用的稻草小屋里，“小孩四人，一人一个模样，个个营养不良，眼里满是眼屎”。——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家族历史主题，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当然，吕赫若对封建家族步入衰颓的描述，体现出的意蕴是多重而丰富的，绝非“反封建”三个字所能囊括得了。作家对旧式家族的衰颓，吕赫若实际上又抱有一种复杂而矛盾的情感态度。作者对封建家族“不肖子孙”的强烈谴责，其实正无法掩饰他对整个旧式家族步入衰落的强烈惋惜之情。如果说在《财子寿》、《合家平安》等作品中，作者由于采用了冷峻、客观的写实态度，特别是不动声色的第三人称叙述语气，应该说基本上还能把创作主体的情感指向隐藏住，但在《逃跑的男人》这篇作品中，作者有意识地采用了原本是封建家庭一员的王庆云的叙述视角，通过作为孙子辈的主人公的语气，尽情宣泄了痛惜家族衰颓而自身无能为力的复杂情感，以及对作为“败家子”而败坏了整个家业的父辈的强烈不满和愤慨。根据王庆云的叙述，他的祖父曾是远近闻名的举人，向来以“武力和财势享盛名”，在当时可谓是无人不晓。而且那时候整个家族的生活过得非常奢华，单是佣人就有二十多个。他们家的奢华通过祖父王举人的丧事最为典型地表现了出来，丧事竟然持续两个月以上，经费则花了十几万元，单是坟墓的建造就花了五万元。但祖父的去世也成为整个家族走向衰颓的转折点。不仅因为举办这场规模浩大的葬礼，王家欠了不少的债，而且祖父去世以后，他的几个儿子们很快就瓜分了整个家产。更重要的是，作为长子长孙的主人公王庆云的父亲这一支，尽管分得了全部家产的三分之二强，然而毕竟经不起父亲吸食鸦片的奢靡，进而毁掉了家产。此后随着庆云母亲的去世，这个家庭就只能靠卖田维持日常的开销了，它无可挽回地走向了末路。作者还用主人公的两个叔叔家由于厉行节俭，勤劳持家，他们每家的财富在逐年增加，很快就达到了父亲一家财产的五倍之多这一细节，与父亲一家的迅速没落故意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达到检讨父辈的罪过，为封建家庭的衰败寻找原因的良苦用心。
总之，在吕赫若笔下，我们看到旧式家庭内部，封建家长的挥霍腐化、败坏门风以及各成员之间的勾心斗角等恶行恶德，已经突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底线。封建家族不仅在外观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颓，而且从文化根基上、在骨子里也已腐烂透顶。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吕赫若在冷峻地写出旧式封建家族败亡的必然趋势的同时，又因这“忽喇喇似大厦倾”般的家族衰亡而痛惜不已；一方面，吕赫若从小就深受自己封建家庭的心灵伤害，特别是作为家长的父亲留给他的更多的是一种负面的心理阴影。吕赫若在这个家庭中更多地感受到了压抑、愤怒乃至叛逆；另一方面，吕赫若又深深地爱着这个生他养他与他有着扯不断的血脉传承的家庭，这个家庭的一切都在他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个家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都使他那样熟悉、那样亲切、那样留恋，以至于时隔多年以后他还是记忆犹新。而这样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态，又何尝不是吕赫若对整个传统文化母体既反思又留恋的复杂心态的缩影呢？
三、家族叙事之二：冷峻的“审父”倾向
与对封建家族走向衰颓的表现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叙事主题，是吕赫若小说中强烈的“审父”倾向。考察吕赫若笔下所倾力塑造的、作为父亲角色的一系列中老年男子形象，他们几乎清一色地总是处在被批判与被讽刺的位置上。这些中老年男子堪称是社会与家庭的“中流砥柱”。他们掌握着家庭和社会的经济命脉，在家里是大权独揽的家长，在妻子和子女们面前保持着自己的权威形象；在家庭以外，他们则往往以腰缠万贯的商人、受人尊敬的绅士与“社会精英”而自居。但是，在作者笔下，他们却是腐朽、贪婪和专制的一代人，是别人痛苦和社会罪恶的制造者。一句话，是“反面人物”的典型。他们与朝气蓬勃、充满民主精神和反抗意识的年轻一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作者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孤苦无依、备受侮辱与压制的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妇女群体，把变革社会的期望寄托在反叛家庭与父辈的青年人身上，则把愤怒的谴责与冷峻的讽刺泼洒到了这些“中流砥柱”的中老年男性身上。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作家当时的年龄与心理状态，就会发现这些中年男子形象更像是作家本人的父辈，作家对他们的否定和批判，实际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审父”意识。吕赫若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地启示读者：正是父辈们的无能、自私与短视，以及专注于贪图自己的享乐，才导致了整个家族的迅速衰落和败亡。不无巧合的是，在这几篇小说中，家庭的衰败与这些作品中的父辈形象大都吸食鸦片有着直接关系。父辈们的嗜食鸦片逐步挥霍光了全部家产。而父辈们的恶行恶德更是彻底败坏了清白、正直的家风，动摇了封建家庭的伦理根基。
《合家平安》中的范庆星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败家子和浪荡子形象。范庆星曾是当地有名的富商之子、巨额财产的继承人。但是，高人一等的优越家庭环境与巨额的家产不仅没有成为范庆星进一步开拓进取的基础，反而成为他纵情享乐、得过且过的借口，并从小形成了他那根深蒂固的寄生性格。小说描写道，范庆星年轻时，曾经把当时还比较少见的百元大钞“像银纸般地任意挥霍”。但无论多么富有的家庭也经不起如此过分的奢侈与浪费。更要命的是他染上了鸦片烟瘾，整天陶醉在鸦片之中，在一种虚幻的“羽化登仙的状态”中消耗着生命与活力。而且不仅范庆星一个人吸食鸦片，还纠集了一帮子“烟友”与食客围绕在他身边，共同在他们家里坐吃山空。起初这些“烟友”与食客，还只是范庆星的一些远房亲戚，后来甚至出现一些“陌生的面孔”混杂在其间。久而久之，范家竟成为“近邻部落驰名的鸦片巢窟”，“不管是遥远地方的鸦片吸食者或经济拮据者，都毫不客气地聚集在范庆星的家中”。这帮人在范庆星家中不仅吸食鸦片，还在范家白吃白住，向范庆星借钱，拉他入伙投资，而“一有亏损，就一律归咎是范庆星的责任”，搞得范庆星只好变卖田产还债。他们还利用范囤积鸦片的心理，乘机抬高鸦片的价格，赚取范庆星的钱财。然后再假称要帮范庆星加工鸦片，“却尽情与他一起吸食”。等到范庆星家产荡尽，那些先前从他那里白白获得了鸦片，在他家里“蹭饭”、“蹭烟”的“朋友”们，又纷纷抛弃范庆星。——在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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