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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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一见面，照例要先下几盘围棋，而后散步、聊天、说说笑笑，舒心惬意。
　　父亲和总司令，一个生在湖南，一个长在四川，年龄相差１８岁，简直就是两代人，然而他们的性格爱好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俩都是性格内向却又豁达大度的人。此外，对散步、打球、打猎、下棋、照相、篆刻、吟诗、习字……几乎都有同样浓厚的兴趣。难怪人们说他们是“如火如花的老少年”。
　　一天，朱总司令又来到玉泉山。父亲兴致很高。我们也都为父亲身体有所好转而高兴。父亲建议开一个家庭音乐会。他自己亲自上阵钢琴伴奏，让我拉小提琴，总司令带妈妈和弟弟远远、妹妹远征小合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唱了没两句，父亲也放开喉咙用俄文和起来。接着，我们又唱了两遍“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这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首歌。
　　歌声飞过窗棂，飞向山谷，飞向沃野蓝天。
　　……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２７日，这是我终生记忆犹新的日子。
　　突发脑血管意外的父亲病情急剧恶化，连日来，毛泽东、周恩来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先后都来看望父亲。但他已半身瘫痪，不能言语，只凭一只可以活动的手，与同志们握一握，再眨眨眼，对同志们的关切表示感谢。很快地，父亲进入弥留状态，偶尔努力睁眼看看大家，更多时间是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
　　中午１２点，又一辆汽车停在门外，正在忙于组织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司令，得信立即赶来。６４岁的他大步流星奔进屋内，大声呼唤：“弼时，弼时同志，我来啦，我在这里……”
　　话音未落，人才刚刚走到床脚铁栏杆处，弥留中的父亲听到呼唤，猛地坐起，睁开双眼，伸伸手，总司令马上绕过栏杆抢步抓住父亲的双手！
　　父亲突然倒下。
　　我的眼泪刷地流下。我知道，父亲要走了。我这一生只见过两次这样的情景。第一次，是７岁那年，我还是不懂世事的孩童，与奶奶相依为命。不料奶奶生病了，病势日渐沉重。一日晚上，亲戚们把我放到另一间房睡觉了，只告诉我奶奶病重。小孩子的我，哪里知道这天晚上会是奶奶生命旅程的最后！半夜，突然我被人摇醒：“快！快起来！”说罢眼睛闭阖的我被抱着，来到奶奶房中，只见奶奶床前围着的许多亲戚，马上让开空地说：“来了，来了！”这时我已清醒，跌跌撞撞地奔到奶奶床头。也是这般突然，卧床多时的奶奶“忽”地猛然坐起，大人们马上把我推到她身边，我大声地喊着：“奶奶！奶奶！”奶奶攥着我的小手，突然倒下，瞑目了……
　　许多老人都这样说：人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都有他心里最记挂的人，看不见这个人，他是不会咽气的！
　　奶奶是记挂着我的！
　　父亲呢？父亲记挂着总司令！
　　在隆重的追悼仪式上，总司令沉痛地举起右手，向并肩战斗了２０多年的忘年战友致军礼告别！白发送青丝，那是一番何等心境！　
　　　　　　　　　　　　　　　　　　3．毛泽东黯然扶柩（1）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位倒下去的创业者。我亲见毛泽东满目戚容扶柩送父亲西行。
　　他们曾是“校友”，但他们更是政治上的同志。在几十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奋斗过程中，他们追求真理，服从真理。他们有过认识上的分歧，也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更多的是统一认识后的相互全力支持。
　　父亲认识毛泽东很早很早。１９１５年秋，１１岁的父亲走出塾塘乡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高小部。此时，长父亲１１岁的毛泽东已是师范部本科第八班学生，并且自１１月开始即当选为校学友会文牍，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开始了他有组织的社会活动。
　　一师的学友会很活跃，在“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的宗旨下，组织同学参加各种课余的学术和体育活动。高小部与师范部仅一墙之隔，这时也组织了学艺会，父亲则成为谈话、竞球、竞走、音乐四种组织的活跃成员。１９１８年夏，两人毕业了同时走出一师校门，不同的是父亲进入了明德中学，毛泽东则结束了学生生活。
　　１９２０年夏，就读长郡中学的父亲加入了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包道平等为筹备员正在筹备的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旋即在该会推荐下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准备赴苏俄留学。
　　此去六七年，重逢之时，两人均已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９日，两人同时出席了中共“五大”，父亲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两人又同时出席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父亲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父亲除了仍负责团中央工作外，逐渐转向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自此踏上武装夺取政权的征程。
　　１９２７年９月，毛泽东开始组织、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由于种种不可行性造成队伍受挫。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暂时放弃冒险夺取长沙的计划，并致信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起义，得到认同。为此，激怒了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马也尔，指责“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据此，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持同一认识，决定特派父亲“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和查明省委决定停止长沙暴动计划的经过情况，报告中央处理。
　　父亲到湖南后，先后与马也尔、省委书记彭公达、省委委员夏明翰等会面了解情况，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今后工作计划，改组了省委，果断地停止了９月１９日长沙暴动计划。并向中共中央写出书面报告《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尽管报告很难免不带有当时全党出现的急躁情绪，但就整个报告而言，还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秋收起义的基本情况。特别是在客观上拥护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撤向农村。
　　父亲在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说毛泽东决定放弃进攻长沙，将起义部队撤向农村是对的，但，也决没有批评之意。暗中却是在为其辩护。对放弃长沙暴动计划，父亲未置可否，而是提出要“从长解决”，不要急于处理。对于起义部队的去向，则提出“湘东工农军如在浏、平能保存实力则须留在该处”。言外之意更明显，倘若起义队伍在“浏、平”不能保存实力，当然要撤向他处了。
　　父亲就是这样“全权代表中央”处理了湖南暴动问题。大约是如此处理不甚合中央意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湖南，调父亲回中央。
　　父亲调回中央工作后，非常尊重毛泽东，工作中密切配合，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当然，偶尔也发生过争论。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２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调集了３４个旅，计２３万人，从南、西、北三个方向逼近。战火烧到了延安大门口。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凭借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基础，打一场人民战争；采用“蘑菇”战术，集中优势兵力，伺机歼敌，以达到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目的。　
　　　　　　　　　　　　　　　　　　3．毛泽东黯然扶柩（2）
　　继而，依战争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又决定成立前委、工委和后委。
　　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人率党中央和前委及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及全国各战场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率工委，移至晋察冀解放区，完成党中央委托的任务；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率后委即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机关大部分人，转移到晋绥解放区进行工作。
　　留在陕北的机关人员全部武装起来，和警卫部队一起合编为中央支队，由父亲任支队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
　　父亲肩上的担子很重。一方面他要和周恩来一起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这个大战场，同时还要指挥这为数不多，但关系重大的警卫部队与胡宗南等几十万气焰嚣张的国民党正规军周旋，确保党中央和毛泽东万无一失。
　　１９４７年６月７日，险情发生。国民党胡宗南部刘戡率４个半旅从延安、安塞经蟠龙真武洞，由东南向西北扑来，离中央机关驻地王家湾只有几里路。与此同时，胡宗南部董钊也率军出延安经安塞高桥向保安进发。时下，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陇东地区，距王家湾几百里之遥。毛泽东身边的全部兵力只有４个连，加上后勤服务人员算在一起，也不过３００来人，真正能投入战斗的仅２００余人。形势相当严峻。中央决定立即从王家湾转移。
　　向何处去？
　　父亲以支队司令员的名义通知部队向北转移，如有情况可向东走。因为此时西有敌马鸿逵部、南有敌刘戡、董钊部，东又濒临黄河。父亲认为只有北面路宽、活动余地大，必要时可以过黄河。这样才可保证毛泽东和党中央的绝对安全。
　　而毛泽东坚决反对向北、向东，更不同意有情况就过黄河。于是两人激烈地争论起来。毛泽东主张迎着敌人向西转移，中央一定要坚持留在陕北。
　　父亲担心“向西转移，很可能和敌人相遇，即使避开了胡宗南的主力，西边也是马鸿逵的防区，部队仍有可能与敌人遭遇，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仍无保障。”毛泽东则预料，敌人不会往西，西边是一条很荒凉的小路，即使敌人向西追，速度也快不了，向北到高阳岔，则是一条大道，敌人若追来，速度会很快。
　　父亲考虑必要时过黄河，因他把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视为全党赋予他的重任。朱德总司令东渡黄河前曾再三叮咛留在陕北的警卫部队：“你们的任务很重大、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绝对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中央留在陕北，父亲当然完全同意，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作为中央支队的司令员，父亲把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作为考虑问题的根本立足点，这也是很自然的。为此，父亲竭力说服毛泽东同意自己的意见。
　　然而，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使他具有超常的胆识与洞察能力，并且，他毕竟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安危，满脑子都是全国解放战争的全局。他对父亲说：“中央留在陕北，是一个战略问题，这样可以牵制住敌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如果中央过了黄河，西北战场的敌人就会很快扑向山东，或其他战场。这对全国解放战争是不利的。”
　　父亲对毛泽东的智慧是信服的，在中央苏区时就认为他有才干。经过争论，认识统一了，父亲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尔后的事实，恰恰被毛泽东言中了。
　　后来形势稍现稳定，他们到达天赐湾后，毛泽东又批评了父亲，并撤去他中央支队司令员的职务。这倒不是因为行军方向意见相反的争执，而是因为父亲情急之中，决定行军方向，事前没有和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就下达了命令，违反了党内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