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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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执，而是因为父亲情急之中，决定行军方向，事前没有和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就下达了命令，违反了党内纪律。
一向光明磊落，极重视党性修养的父亲，坦诚地接受了一切，积极协助接替他的周恩来工作。
当然，毛泽东也未因此而影响对父亲的信任，不但仍委以重任，并且对父亲的意见仍然十分重视。
土地改革是当时关系到解放战争全局的重要问题。
3．毛泽东黯然扶柩（3）
这年１１月，他们转移至米脂县杨家沟后，父亲血压高病情加剧，不得不离队去钱家河村休养。行前，毛泽东和父亲就土改问题进行了一次专门探讨，委托他研究各解放区土改的经验教训、老区及半老区土改的区别和划分阶级等问题。
父亲肩此重任，无心养病。为获得第一手材料，他抱病在米脂县杨家沟附近的３０几个村子进行广泛的调查，访问农民，询问其生产、生活情况，征求他们对土改工作的意见。父亲还亲自参加一些村子斗争地主的大会，实际感受农民进行的土改运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父亲对全国土改情况比较清楚了。１２月，出席了毛泽东在杨家沟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就土改问题作了重要发言，明确提出了对农村各阶级应采取的政策，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会后，父亲返回钱家河，利用病休时间进一步研究土改问题。
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父亲撰写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并于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上进行了演讲。
毛泽东对这篇讲话十分重视，做了精心修改，并决定此文作为进行土改的纲领性文件下发，代替中央的“一月决定”，即《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草案）。
此后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一些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文件中，多次肯定父亲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１９４８年５月２５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印发１９３３年两个文件的指示》中说：兹将１９３３年《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略加修改，印成小册子，并加入弼时同志的报告为附件。然后将其发给各级党委及工作团，当做正式文件，遵照实施。“这两个文件中没有讲到的问题及关于富农和中农分界的问题，则以弼时同志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２日《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说为准。”
转瞬，到了１９４９年，新年伊始，北平解放了，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但年仅４５岁的父亲动脉硬化、糖尿病及脑供血不足等病情却更加严重了。血压２２０，心律不齐，心跳常达１１０次／分钟。４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让父亲休息养病。
毛泽东非常关心父亲的健康，在指挥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特派专人给在玉泉山静养的父亲送来一缸金鱼，并附函：
弼时同志：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敬祝健康！毛泽东。
新中国开国大典后不久，毛泽东专电斯大林，商量父亲去苏联治疗一事。父亲赴苏前，毛泽东特专程来我们景山东街的家中送行，再三叮嘱父亲安心治病，尽早恢复健康。
这年底，毛泽东赴苏访问。当时，父亲正住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毛泽东到医院检查身体，并看望了父亲和其他在此治病的中国同志。１９５０年年初，当父亲转到莫斯科郊外巴拉维赫疗养院后，毛泽东又一次专程去看望了父亲。当苏联医生告诉他任弼时的血压已有所下降时，他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一天，父亲征得医生同意，离开疗养院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一心想让老战友换换口味，特吩咐厨师除做两样不放盐的菜外，还准备了一盘湖南家乡风味的辣酱烧黄鱼。可当毛泽东听说医生不允许父亲吃刺激性的食物时，便又把那盘鱼端得很高，还幽默地说：“对不起啦，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敢不听啊！”父亲两手一摊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摇摇头，会意地笑了。
饭桌上，父亲向毛泽东建议，应该赶快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到苏联来学习，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类专家。
毛泽东很赞赏父亲的远见卓识。他不无风趣地认同：“今后的大规模建设，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人来取经。过去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骑的是毛驴，吃的是粗粮、野果。也没有人欢迎接待，还要同妖魔鬼怪们斗法，好艰难啊！现在我们派人来取经，有飞机坐，吃黄油面包，还有专人欢迎接待，碰杯祝酒，舒服得很哩！告诉那些来学习的娃娃们，要学习唐僧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要学习孙大圣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那他们就一定能取到真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
3．毛泽东黯然扶柩（4）
１９５０年５月底，父亲从苏联返回北京。本应继续静养一段时间，可是他却怎么也躺不住。经毛泽东同中央商议，同意父亲每天工作４小时。但是，真一恢复工作，父亲就把病情抛到脑后，先是把工作时间增至每天５小时，后又要求医生增加到８小时，而实际上每天他往往工作８小时以上。过度劳累使他猝然倒下，永远倒下了。
毛泽东十分悲痛。父亲逝世的第二天，中央即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这天上午９时，毛泽东来到家中亲视父亲入殓，并亲自扶柩，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毛泽东亲笔题写墓碑：“任弼时同志之墓”。至今刻有毛泽东手书的那七个大字的石碑，仍赫然在八宝山父亲的墓前。
4．周恩来掩面嚎啕（1）
我这一生见过周恩来无数次，并有幸在解放战争中转战陕北时与他和父亲同住在一孔窑洞里。我曾为他们消灭蚊子、烧死臭虫；我生病发烧，他亲自为我用冷手巾敷头降温。我熟悉他温文尔雅的亲切的微笑，习惯他叱咤风云又镇定自若的伟岸气魄……但是，在我２０岁那年的１０月２７日，我却亲眼目睹了他震撼山岳的情感爆发——掩面嚎啕，当着我们这些晚辈！
那是父亲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妈妈和我们都还没有从父亲去世的悲痛思绪中解脱出来。周恩来——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从日理万机的繁忙中赶到我家，看望母亲和我们。他和母亲亲切地握手，又拉着我们几个孩子，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坐在沙发上，就像二十几年后身患癌症时他斜靠沙发背，左手放在扶手上人们熟悉的姿势一样。他安慰着母亲，又叮咛我们，回忆着父亲的过去。我站在一旁，专心聆听，没有抬头地默默垂泪，只听他的话语夹杂着难以抑制的哽咽。突然，我被放声嚎啕的哭声震惊！我真不敢相信，一贯善于抑制自己的周伯伯会嚎啕大哭！老实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唯一一次男子汉的大哭，有谁能相信，他竟是人们敬爱的周总理！见此情景，我真为他担心，控制着自己的悲痛，扑到周伯伯身上帮他擦眼泪，连连喊着：周伯伯别哭了！周伯伯别哭了！安慰他，却又不知说什么好。我的小弟也拉着周伯伯的手大哭起来。我母亲毕竟是大人，他们又是老战友，急忙擦干自己的眼泪对总理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伤心，国家大事那么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周恩来与父亲，作为一代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有着极其相似的少年的追求和中年的奋斗，在为了实现共同理想的拼搏中，他们几十年间生死之交的那份战友情是无以言表的！
在寻觅振兴中华的道路上，他俩曾像平行的航船，挥手相望。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自上海启碇。２２岁的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１５届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登轮奔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次年春，１７岁的父亲也是从上海启程，乘日本邮轮，奔向东方，奔向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经验。
三四年后，国内大革命的风云召唤着他们，他们归来了，满载着奋斗的豪情归来了。尽管所去的国度不同，却求得了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生！在众多留学生中脱颖而出。１９２４年８月，父亲从莫斯科归来，在上海大学教俄文，并积极筹备共青团“三大”，开始了共青团的领导工作。９月周恩来归国，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五卅”“北伐”“四一二”“七一五”……他俩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浴血奋战。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光辉的日子。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中共掌握和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８月７日，父亲出席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议选出新的临时中央，父亲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于次年３月１５日调至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因在起义前线，未得到会，但也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他们两人在指点江山的生涯中并肩破浪。
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从苏维埃革命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一状况，共产国际曾给予很高评价。但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后的具体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共产国际却不甚了了，对各兄弟党及世界爱好和平人士也需要宣传解释。为此，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父亲去莫斯科承担向共产国际报告的使命。３月５日，父亲偕母亲一起离开延安，前往莫斯科。
4．周恩来掩面嚎啕（2）
１９３９年８月，周恩来因右臂骨折治疗效果不佳，有成残疾之虞。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莫斯科治伤。９月中旬，周恩来一行抵达莫斯科。分别一年多，两人在异国重逢了。周恩来一见父亲，便大步上前紧紧拥抱，连声问好。而父亲，首先注意的是周恩来屈伸困难的右臂。
“很痛吗？芽”父亲握住周恩来的左手，关切地询问伤势。
“没什么关系。”周恩来微笑着回答。
父亲叮咛周恩来安心养伤，可是永远闲不住的周恩来怎能老老实实躺在病床上呢？除了必要的治疗，他马上开始了工作。病床上还和父亲联名致信阿米拉夫，反映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学校的困难：因缺乏技术和教员教学难以进行，请求帮助解决，或者将较优秀的学员派往苏联办训练班。
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１２月下旬周恩来出院。这一时期，他与父亲分工合作，他负责为共产国际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父亲一边与驻共产国际的各国代表团联系，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一边作回国准备。
工作空闲，是两个战友，两个家庭及与其他旅莫斯科学习的同志相聚的绝好机会。至今我家还珍藏着三张那个时期他们的合影。
有一张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