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2-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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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层面上的叛逆意识，2、情感倾向上的百姓情怀，3、人生态度上的坚韧执着
先说叛逆意识。
知青总体可分为文革以前和文革开始以后下乡的两部分。前一部分人数比较少，到文革爆发前为止大概就200万左右，其中除极少数志愿者，绝大部分是由于家庭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不能就业而下乡的。不论外化的形式怎样，他们心底是苦涩的，寂寞的，社会的种种不公，在他们心里布下了浓浓的阴影。他们是戴着革命的高帽子，戴着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被送往农村的，然而就在这喧天锣鼓和口号声中，叛逆意识也在萌发和滋长。
文革后下乡的“老三届”，大多数则更是出于无奈和被迫。这时由于数量巨大，是全校全班“梗抬”，从而淡化了家庭出身背景，造成一种“公平”状貌，减少了心理阻力。然而，从城市到农村的环境落差和从天之骄子的“红卫兵”到“九等国民”知青的心理落差，不论“再教育”的呼喊多么嘹亮，也难以抹去他们的失落感。在农村或农场的实际生活境遇中，逆反心理和叛逆意识得以迅速滋长。
一种精神或意识的滋生和形成，需要适当的气候和土壤，即环境和条件。按说在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划入“阶级敌人”的人最该具有反叛意识，而且这些人的绝对数也不小，按8亿基数和毛泽东5％的估计，也是4000万之众。但事实上这些挂牌阶级敌人并不能形成一种明晰的反叛意识，一种叛逆氛围，更说不到一种整合性的力量。即以此中的“精华”右派而言，虽然总数有55万，但自从被标定以后，或发配天涯海角，或留原单位，都处于强制性的被监管环境中。糊涂的自认罪孽深重，洗心革面，潜心改造。清醒的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最能说话的55万人一齐失语，各自孤独地撒进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不但在公众场合，甚至在私人环境中也已丧失言说的自由。因此不论人数多寡，均以丧失一种整体性的存在。而且，思想没有交流的语境，没有磨砺的刀石，也是断难锐利成锋的。
知青则不同，尽管物质生活境遇相对艰苦，但政治环境却相对宽松。不论农场还是插队，知青们又都相对集中，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个人气很望的小环境。在政治管制无法像城市、单位那样严密的农村，在知青们自己的氛围中，大体是可以自由地言说的。他们用不作遮掩，也较少顾忌，有什么牢骚、想法、委屈、不满、是可以倾诉的；有什么新闻、故事、消息，甚至匪夷所思的传闻都可以一吐为快。特别是分散插队的知青，几乎不受组织行政的控制，无需接受强制性“洗脑”，其言论自由度高于当时所有的其他国民。他们以落魄的境遇，瞪着怀疑的眼睛，出以玩世不恭的情态，任何严肃的政治宣传，在他们圈内常常化为笑柄，任何神圣的偶像，他们都敢于表达些不敬，包括对毛泽东本人。举个例子，在当时我所处的农村，知青们说起毛泽东来就简称“老毛怎样怎样”。试想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城里的干部、工人敢吗？可以说在当时中国大地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知青话语”和知青人文环境。他们人数众多，分布面广，流动性大。在街头巷尾，车站码头，茶房酒肆，北国南疆，相对来说就数他们最敢于自由言说。他们是无声中国最活跃的群体，最有生气的部分。十亿人口的中国，就绝对数来说，他们远远小于工农兵学商等任何一个能划得出来的阶级或阶层（来来去去，下乡或上调回城，常年保留在农村的知青数量也不过就几百万），但就其影响来说又远远超过了任何阶级或阶层。除了政府的报纸和广播，全中国到处都能听到的就是他们的声音。这声音又总是和官方的宣传异调，传出的是活中国的活人的声音。在倾诉自身怨愤的同时，也传导民间疾苦，社会积弊，天下不公。其实他们未必是当时中国最受苦受难的群体，但他们却是最敢发声和最能发声的群体。某种意义上成了全社会反叛意识的代表，在社会整体瞒和骗、假和空的氛围中，知青们拥有相对真实的生活。一大批年轻人生活在这样的“知青氛围”中，使他们成了最不易被宣传愚弄的一代，成了中国最先反思和最能反思的一代。当然，这是就其整体而言，知青中也确有高高兴兴而来高高兴兴而去，被娘老子安排来镀金的；或已被封为“代表”，经常在报上露脸会上露头的“头羊”等，不在此例。
知青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叛逆氛围，与所处的边沿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有关。他们没有干部降职下放之忧，工人开除公职端掉饭碗之忧。已经是知青了，还能怎么样？再降就降到“阶级敌人”那一堆去了。弄一小撮过去倒是可以的，要一下子把数百万人都划过去在操作上有很多困难，还会堵塞这条疏解城市压力的路。知青中有这样的口头禅：“老子知青半条命，我怕啥？”这虽然有些夸张，却形象地表达了一种最少顾忌的心态。知青确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最不安分的群体，最希望打破现存秩序的群体，他们游走城市农村，以黑色幽默调侃官方宣传，传播社会真实，启动思想自由。在严酷得密不透风的政治高压下，知青群体差不多是唯一的亮色。正是这道特别的风景，从广阔的社会层面上润育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思潮。在我的感觉中，思想解禁以后的八十年代初的整体社会氛围，就很像是当年我所处的知青小环境的氛围的推广和延伸。
再说百姓情怀。
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知青，一进入社会便与中国人数最多、所处社会层面最低的广大农民在一起，尽管在思想意识上还有别于普通传统农民，但从经济层面来看，其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已与农民无异。这样的处境和地位使他们懂得了从底层百姓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衡量是非。知青们与普通底层百姓实际处于同一利益共同体，他们自身就是普通百姓。这不同于干部下放，工作队下派，记者采访，作家体验生活，这不是旁观者的感受，居高临下的同情，从外部进入的体验，而是置身同一营垒中面对共同的利弊得失，进退取舍。所以这种与底层百姓之间的感情是血肉相连的。
另一方面，知青们因有过去的生活经历，熟悉其他社会层面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他们并不甘于自己的现实处境，十分惶恐在政府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眼中把自己和普通农民划等号。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和突出自己作为“知青”的身份特征。在当时的农村，虽然被说成是“广阔天地”，其实是封闭、落后、生产力极度低下的狭小空间，因为价值取向的分歧，因为实际利益的纷争，知青们和农民们也常常发生各种冲突碰撞。比如被戏称为”跳丰收舞”，顺手牵羊弄点鸡鸭鹅或蔬菜什么的，在知青们看来不算怎么回事，但是却引起了农民的普遍惶恐和憎恶。从农民所坚守的传统道德规范看来，侵犯他人财产的“偷摸”行为是最卑下可耻的。但知青们也许另有解释：革命不就是财产的重新分配么？既然生活这样拮据，又面对强大的政权，国家的拿不了也不敢拿，那么地里长的，田里跑的，顺手拿一点有什么关系？何况目的也就是吃进肚里改善生活。既不犯政治问题，也不犯刑事问题，安全稳当。所以知青们跳起“丰收舞”来，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惶恐，也不感到羞耻。尽管知青的人数总量远远不能和农民相比，但在一个个具体的环境中他们常常表现为强势群体。他们往往不是暗偷，而是明拿。在知青和农民的摩擦中，现在来看，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反思和自责的是知青。不过，知青和农民之间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冲突，知青们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却是和广大农民血肉相连的。知青生活经历形成了他们难以改变的底层关注和深厚的百姓情怀。这些年绵绵不绝一浪高过一浪的知青返乡潮，正是这种”关注和情怀”持久性的体现。
最后说说“坚韧执著”的问题。
这是从意志、性格、和气质的角度来说的。就像长征磨练了造反者的意志一样，下乡当知青的经历锻炼了人的性格，训育了人的气质。下乡是城市青年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大转折，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饥渴双重磨练着这些在农村无根的年轻人，无异于在他们刚刚提前结束学生生涯便被一下子投入一场严峻的”生存训练”，其严峻程度视其各人所下在的具体环境和家庭境况而定。如果所下的地区特别贫困落后，家庭又无力帮助支持，那训练出来的承受力和坚韧性就是非常的了。即使所处地区相对较好，家庭也能帮助支持，也必然要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经历各式各样的考验。就知青总体而言，起码要经历生活自理的训练，农业劳动的训练，还要承受对前途、理想、未来的精神熬煎。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塌糊涂的衣食住行，假大空的宣传愚弄，必须面对的现实的一切，都在训练着他们的体能和心智。使他们别无选择地走进孟老夫子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所设计的境界：“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毛泽东大概从自身的革命经历印证了孟老夫子的话，于是宣扬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途径，但他忽略了他现在已是统治者，这样培养出来的只能是现存秩序的叛逆者，是要“革”现存秩序和体制“命”的人，于是他实际培养的已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对于广大知青来说，在这样的非常环境中则至少锻炼了性格和意志，磨练了坚韧执著的生存能力。从正面说，他们变得能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在艰难中求生存思发展。从反面说，他们学会应对现实，虚以委蛇，窥测时机，阳奉阴违，假戏真做，韬光养晦。总之，他们在变得聪明的同时也变得狡猾。
知青们在经历农村岁月的洗练之后重新回城就业，常常被誉为表现“不错”，被单位视为中坚、骨干，知青们自己也有一种曾经沧海的底气，社会上将这种普遍满意归结为是经受过锻炼吃过苦的，其实他们这种“成熟”包含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投影给社会的也是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该文所表述的内容为作者本人观点，与《炎黄春秋》杂志及炎黄春秋网的观点和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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