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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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辆汽车的刹车、安全带、充气口袋系统又是非常可靠，在汽车从“自由线路”滑向“野蛮线
路”之前来了个紧急刹车，及时避免了更大的危险。
媒体、民间社团的力量，可以说是“刹车”系统，立法系统的制约，可以说安全带装置，而独
立的司法力量，则是充气装置。所有这些避险机制及时启动，最后的结果是，虽然布什政府
这个“司机”开错路线几乎翻车，车里的美国人民受到惊吓，最后还是有惊无险。
美国的媒体在报道政府的这些“丑闻”时，可以说是争先恐后。04 年初阿布监狱丑闻最先的
报道者中，有美国 CBS 电视台的“新闻 60 分”节目，《纽约客》杂志也进行了长篇报道。
之后美国各个媒体掀起了声讨美国政府的热潮，04年起，《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
等详细报道了监狱里的审讯技术以及关押犯的悲惨状态，并呼吁政府尽早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时代》周刊干脆发表了几十页的卡塔米审讯日志。
与此同时，各个民间的人权组织也开始积极行动，捍卫“敌人的权利”。其中最著名的是纽约
的“人权观察”，它对关塔那摩的囚犯状况做长期的跟踪调查，推出了系统的调查报告。“宪
法权利中心”这个组织不但给卡塔米这样的人提供律师帮助，而且协助受害者积极参与对美
国政府相关人员的起诉。与关塔那摩相关的书籍、音乐、话剧、电视片、游行示威纷纷出现，
高校、教会、电台、电视台对关塔那摩的讨论层出不穷，批评的声音占绝对优势。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立法机关开始有了反应。“反虐俘”最著名的代表，是共和党参议员约
翰麦克凯。他说，“为了赢得这场反恐战争，我们不仅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而且需要价值
观念上的胜利，虐俘让我们在价值观念上损失重大”。2005年10月，参议院以压倒优势通
过反对虐俘的法案，“禁止对战俘使用残酷的、不人道的和污辱性的审讯手段”。压力之下，
布什政府于12月签署同意了这个法案，以示“美国政府反对虐待，尊重国际法规”。
司法的力量同样不可忽视。从 03 年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就开始接手相关诉讼。04 年判决
关塔那摩在押犯有权通过程序挑战他们的被关押状态。2006年6月，最高法院判决关塔那
摩在押犯确系日内瓦协议的保护范围，同时还判决，政府不能另设行政军事委员会来审判犯
人，审判必须通过常规法庭或者军事法庭，再次限制了行政力量对司法力量的干涉。
其实，即使是布什政府，也从来没有公开提倡过“虐俘”。要知道最早开始启动调查阿布监狱
虐俘行为的，是军方自己，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对某些温和的“刑讯逼供”，布什政府可
能曾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后来，随着各种社会压力的增强，他们不得不一再站出
来表态反对“虐俘”。事实上，布什政府也的确有为难之处。一方面要从准恐怖分子嘴里“榨”
出有用信息，另一方面还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如果另一次 911 发生，需要负责的可不是
《纽约时报》或者“人权观察”，而是美国政府。可能令某些官员想不通的是，对卡塔米这样
的“准恐怖分子”大声放音乐都被指责为“虐俘”，与此同时，某些伊斯兰极端组织正在砍下象
博格这样无辜美国人的头颅。
然而，正如麦克凯所说：“我们是比我们的敌人更好的人”。文明社会必须用更高的标准来要
求自己。在这个标准下，阿布监狱的17个虐俘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中有两个美国士兵，
甚至被判处了10年和3年的徒刑。美国驻伊的总指挥官桑切斯也称，是阿布监狱丑闻导致
他“被迫退休”。与此同时，关塔那摩的囚犯正在一批批地被释放，就是卡塔米，据国防部的
最新消息说，由于他曾经经受的“虐待”，美国很可能无法起诉他。甚至相反，一些被释放的
关塔那摩囚犯，开始反过来寻求起诉美国政府中的相关人员。
固然，关塔那摩的阴影仍然没有完全清除，美国社会仍然在为“敌人的权利”进一步斗争。然
而，已有的这些斗争至少表明，关塔那摩那 700 来个人的痛苦并没有白白承受。他们的痛
苦，已经被美国社会转化为强化其人权保障机制的信号，以防止更多这样的痛苦。泱泱大国
的运转，政府不可荩齬/》？？不出错，重要的是这个政府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是否承认它，
是否改正它，是否在一个更大政治框架中受到制约。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社会能否容忍政府
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来践踏人权――不仅仅是“我们”的人权，而且是“敌人”的人权――归根
结底，人权是人类的权利，不仅仅属于“我们”或者“他们”。
民主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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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报纸，又是一则伊拉克的坏消息：巴格达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46人死亡，104人
受伤……某种意义上，这种新闻已经不是新闻了――天天都能读到的新闻叫什么新闻？哪天
打开报纸没有发现伊拉克的死人消息，那才是新闻呢。
伊拉克到底怎么了？地球人都在思考。
查尔斯克劳桑莫，美国一个保守派政治评论家，曾经这样反击那些反伊战的人：自由派老
说多边国际行动更道德，我就奇怪了，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告诉我们，解放两千五百万被压迫
的人这件事不道德呢？
姑且不论美国打伊拉克是不是的确为了“解放”被压迫的伊拉克人――对于许多“天真”地这
样地认为的人，恐怕会有类似的困惑：别人好心好意去解放你，你咋就不从呢？
问题是，好的东西，就可以强加于人么？伊拉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难
题，而且是一个道德难题。如果一个病人拒绝吃药，你可以出于道义劝他，甚至强行灌药，
但是灌药的过程中把这人打得遍体鳞伤，打出来的病比本来得的病还重，这还合乎道义吗？
2004 年，克劳桑莫提出一个概念：民主现实主义。其核心主张就是美国应该公开实行“单
边政治”，主动出击传播民主制度，而不是扭扭捏捏寻找什么“国际共识”。与其浪费时间去
寻找并不存在的共识，他说，不如大刀阔斧地单干“扁兔崽子”（anti…sonofbitchpolicy）。
然而，就是右翼政治学家福山，都批评这个“民主现实主义”的政治主张“奇怪地脱离现实”。
归根结底，不同的眼睛看到的“现实”不同。克劳桑莫看到的是那些“流氓国家”的流氓行径，
而福山看到的――以及我们现在每天翻报纸看到的――是伊拉克一天又死了多少多少人。
06 年 12 月 6 号，美国众议院任命的“伊拉克研究小组”发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提出解决
伊拉克问题的“方案”。其核心主张无非是两条：第一，美军不能无限期地留在伊拉克，美国
政府应该给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自己加紧解决宗教种族冲突，否则美军就应该在
2008 年开始撤军；第二，建立中东地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尤其应当把伊朗和叙利亚拉
进谈判桌，进行地区对话。
派系团结加地区对话当然是好事。但是，这些主张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假定对方――伊拉
克也好，伊朗叙利亚也好――是一个理性的、统一的、既有对话意愿又有相应行动能力的实
体。
不幸的是，不理性、不统一、缺乏对话意愿更缺乏行动能力，恰恰是中东方面的“现实”。伊
拉克已经被宗教派系斗争折腾得遍体鳞伤，至于伊朗，看美国出丑本来就不亦乐乎，人家有
什么兴趣跟你真心实意地对话？
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施奈德近年来写了两本书：《从投票到暴力》和《选上去打》。这两本
书针对的，恰恰是冷战结束以后这个令人痛心的现实：在许多国家，民主化进程与种族宗教
冲突激化并驾齐驱。苏联民主化以后，车臣地区烽火连绵。南斯拉夫民主化以后，各种族打
得让人眼花缭乱。布隆迪1993年刚实现第一次和平选举，第二年就发生了图西族和胡图族
的种族仇杀。施奈德承认，正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
过战争，但是，“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化国家”却是滋生暴力冲突的温床。在他看来，90 年代
之后激增的种族民族冲突恰恰是民主化本身的结果：为了赢得选票，无数政客不惜煽动本来
不存在或者较微弱的种族仇恨。换句话说，民主化“制造”了派系冲突。
说种族民族冲突完全是“民主化进程”制造的，当然不公平，事实上，专制者同样会“制造”
种族宗教矛盾。比如布隆迪，在民主化之前两个种族本来就相互砍杀。但是，说民主化需要
一定的社会条件，却不无道理。如果说民主化的“西方文化条件”已经在现实面前不攻自
破――毕竟，不少儒教文化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民主化的经济条件也令人生
疑――美国从英国殖民者手里夺得政权实行雏形的选举时，人均GDP恐怕比现在许多专制
国家要低得多。但是，民主化的“国家认同条件”却一次次地得到历史地印证：一个社会里如
果没有基本一致的“国家认同”，民主化不但可能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带来很多新问题。
如果说专制时代还可能一个“大流氓”镇住无数“小流氓”，民主化过程中则有可能出现“群氓
乱舞”。
这当然不是说，一个多民族专制国家就别指望民主化了，事实上，即使根据施奈德的统计，
和平实现民主化的多种族国家比血流成河地渡到民主的国家要更多。但是伊拉克这样的例子
又的确告诉我们，在一个种族裂痕很深的社会，民主化有一个“社会准备”的问题：如果没有
强大的公共领域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治煽动家相抗衡，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权运动作为民主化的
基础，如果没有种族调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动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
甚至内战。毕竟，真正的民主化，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形态的
转型。在崇扬民主价值的同时，对民主化进程中的陷阱保持警觉，才是真正的“民主现实主
义”。今天伊拉克的乱象，恰恰是“民主理想主义”的后果。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就
是给人灌药，也不能把人给灌得一命呜呼。
美国大选贵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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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数十亿美元买来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自己国家的责任，物有所值
随着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落幕，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每次到这个时候，总
有一个声音冒出来：选举太贵了，花太多钱了，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而已。
美国总统选举的确贵。1996年总统大选花了4。8亿美元，2000年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