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3期-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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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俞樾、梁启超、屠寄、严复、郑孝胥的交往
金泽荣从汉城出发，到上海登陆后先去苏州拜访俞樾。在来中国之前，金泽荣给俞写了一封信，“极道仰慕之诚并以诗文数篇见示”，俞当时已是85岁高龄，仍赋诗二章答之，“已感深情传缱绻，更惊健笔擅纵横”，“莫惜缘悭难觌面，好凭鱼雁话平生”，并以《春在堂全书录要》一册寄之。金寄诗文稿给俞，俞也将自己的文集录要回赠。两人年龄相差29岁，以文会友，金对俞是崇敬仰慕，俞对金是赏识提携。应该说金泽荣得到俞樾的赏识是促成他流亡中国的重要原因。俞是清末著名学者，得到他的认可，也就得到了中国学界的认可，金泽荣以文章报国，以著述为业，这一点对他是至关重要的。他在《奉和俞曲园先生》诗中说，“远海几回劳梦寐，尺书难得罄衷情。玄亭载酒他时约，预嘱阳侯送棹轻”，诗书往来，岂能倾诉情怀，还是相约会面时共诉衷肠吧。
金泽荣请俞樾为自己的诗文集作序，俞樾后来写道：“……余读其文，有清刚之气而曲折疏爽，无不尽之意，无不达之词，殆合曾南丰王半山两家而一之者。诗则格律严整似唐人，句调清新似宋人。吾于东国诗文亦尝略窥一二，如君者，殆东人之超群绝伦者乎。”（俞樾《沧江全集序》）金泽荣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俞樾寄来的序文，“……及余辞归沪而序文至，则距请不过五六日，盖其年已极隆而精力之不衰者如此，而序中所论所赏多有令人感动者，实余文字游世以来数十年所不几值也。”（《挽曲园先生》）扶杖见客已是礼遇，应允作序更属难得，何况仅五六天后序文即寄至沪，俞樾是声名卓著的学者，金泽荣得知遇之恩矣。“大作敝稿序，平驯有韵而成又甚速，孰谓先生已耋也哉。诗文之评俱极精深，使人油然有感。”（《答俞曲园先生樾书》）
梁启超也是金泽荣敬重的中国学者。梁启超创办《新民丛刊》时，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金泽荣自署“中华新民”，应该说是受了梁的影响。梁启超说康有为“于中外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他本人也立志“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金泽荣在中国找到了以文报国、以史报国的知音，他委托张謇请梁写序。梁启超在《丽韩十家文钞》序中说：“夫国之存亡，非谓夫社稷宗庙之兴废也，非谓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盖有所谓国民性者……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者，殊非夸也。”这里说的“文学”当然是广义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将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金泽荣在《明美堂集》序中也说，“自古人国未尝不亡，而于亡之中有不尽亡者，其文献也”，和梁启超的思想何其相似。金认为“委巷辁士，官府小吏之所记录，皆足为亡国之遗宝”，这是他对整理、保存民族文献的态度，著述、修史都是以文章报国。因此他定居南通不久，曾返回国内搜集资料，“一部阳秋狂妄计，归装辛苦聚遗书”，他剃发换装妆成中国人，以避开当局的搜捕。金泽荣和梁启超的会见是在 1922年的南通，梁启超应张謇之邀来南通参加中国科学社七次年会。金已年逾古稀，仍亲往拜访，有《梁任公至南通余访见之明日有赠》诗，“一朝欢喜逢名士，千古归来有此时”，“泰山文望昌黎氏，泽潞兵谈杜牧之”，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近代史学家屠寄（光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北京大学国史馆总纂）在主持通州师范国文专修科期间，也和金泽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屠寄为撰写《蒙兀儿史记》搜集旧籍和外文史料，纠正了《元史》的许多错误。他慕名去金泽荣家借书，读到金的诗稿，非常赞赏，要金赶快刊印出来。当知道金手头拮据时，屠寄表示“吾且为子谋之，即取行囊发金”。金泽荣后来记叙道：“余止之，而先生执之甚固，仍以招醵，于是自本校学生以及中学校、师范学校诸职员群然响应”。不仅如此，张詧（字叔俨，号退庵，张謇三兄，曾随庆军赴朝帮办后勤，以军功保举知县，后辞职回乡协助张謇创办各项事业）为屠寄饯行时，屠说“请以所为饯者为醵，则吾不饮而已醉矣”，张素敬重金，“笑而应之，自己至酉所醵金凡七十有奇”。金泽荣自选诗文集《沧江稿》很快在翰墨林书局出版，金在序中记录了事情经过，并列出屠寄、张营等38位捐资者的姓名。
金泽荣曾去常州看望屠寄，屠书联一幅：“思君不来怀闲素，何日痛饮开兰衿”，并旁书：“沧江老友积年不晤，顷来又不能久留，与订后约，当过平原原定之日数，方畅也。”在常州他们相携酌酒赋诗，遨游吟咏，访问苏东坡、唐荆川故居，赴友人家赏菊，金在常州短短几天写下近10首诗。金泽荣后来在南通得知屠寄逝世，写下了悲痛的挽诗：“当年倾盖乐新知，况是牙琴值子期……拙著伤人披不得，行问几处见魂回。”
金泽荣在上海结识了严复、郑孝胥。他在《自志》中说：“六十岁……去取书籍，以完吾史乎，遂行至上海，留候仁川直船，间至杭州观西湖，且交严复几道郑孝胥苏龛，甚欢，二人皆名士也。”他多次去严复寓所晤谈，以随身所带诗文手稿送呈严复阅读，严复则以所译《原富》《名学浅说》二书相赠。金在给友人信中曾说，“中国有严几道进士推吾文佳处可肩比魏冰叔、侯朝宗”，金对严复赞许他古文可与清初散文家魏禧、明末清初文人侯方域相媲美颇自负。金泽荣《寄严几道》诗说：“一代真才惟汝在，古来知己与神通。春云万里沧溟路，怊怅那堪独向东。”他称严复为“一代真才”，视为知己，甚至表示不愿独自回朝鲜了。严复的日记记事十分简略，有的仅记人名，不叙事由，有的缩略文字，甚至用记号代替，但他日记中却有5处记到金泽荣。严复也不以诗名家，保存下来的诗作不过200首左右，写给金泽荣的就有7首。严复对金修史的评价很高，“笔削精灵会，文章性命轻”，对他的文学造诣更是赞赏，“异同空李杜，词赋近邹枚”，可比汉代的枚乘、邹阳，唐代的李白、杜甫。
金泽荣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一向尊崇苏轼。郑孝胥的诗在当时诗界众口传诵，卓为一家，而且他字苏堪，居所海藏楼又取意苏诗。金泽荣在诗中把苏堪比苏轼，“一炉香瓣拜苏仙，仰睨风流八百年”、“直欲去赊江上月，云帆侧挂到君边”，表达了对郑孝胥的钦慕。郑孝胥也赠诗送金泽荣东航返国，“破碎山河剩断魂，脱身犹得客中原”、“如闻博浪椎能中，奋笔何辞溅血痕”，对金泽荣流亡中国、以文报国给予高度评价，朝鲜义士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固然壮哉，但客居中原不忘危难中的祖国，冒险回乡搜集图籍，奋笔修史，报效国家，不也一样可圈可点吗！金泽荣在上海还写有“赠郑苏龛孝胥”一诗，“陈林严郑一时誉，知子珊珊仙骨清”，把郑和陈三立、林纾、严复并列，可见金对郑的推崇，如论文学成就，郑是有资格和以上几人并列，至于后来政治上的失节，则是另一回事了。金泽荣和郑孝胥一直保持着交往，1920年，金有“寄苏堪为文寿峰崔寄园乞字”诗，金善书，他的书法作品曾收入《中国名人金石书画》第一集，1924年由上海合群石印社出版，可见已享有相当声誉，他替友人向郑索字，说明他们交谊甚深和他对郑的书法的赏识。
三、与南通文人的交往
金泽荣在翰墨林首先编辑出版的是《申紫霞诗集》。申紫霞名申纬，字汉叟，紫霞是他的号，是朝鲜著名诗人。申纬在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曾到过中国，拜翁方纲为师。金泽荣二十多岁时在京师看到他的诗稿就深为折服，惜其未刊。三十年后金泽荣流亡中国，简洁的行囊中却带着申紫霞诗稿本。张謇为之作序云，“沧江复为言其老辈申紫霞诗才之高，推服之甚至”，“沧江于紫霞之诗，可谓有颛嗜者矣”，“紫霞之诗，诗之美者也。沧江学之而工，而辛苦以传之不迂”。序中还说：“比与余书：子方劫劫然忧天下之不活，而仆忧一诗人之不传，度量相越甚远。余语沧江：活天下难，若子传一诗人亦不易，相与大笑。”《申紫霞诗集》出版后几乎全被朝鲜购去。金泽荣写道：“余刊紫霞申公诗二本一千部于通州翰墨林书局，而韩人主刊者尽数输去，以为售计故，余不得布之于中州，心常恨之。兹者，乃于二本略施删落而刊一百五十部，将以百部布赠中州词苑诸家，庶几湔涤其所谓恨者。然所以能有此者，岂余之力者哉，实中州诸君子之力也。故辄列诸君子姓名于左，以存不忘时。”金泽荣列出了16位文友的名字，其中有陈星南、习位思、费范九、徐贯恂、瞿竟成等南通学者。重印的书大部分是送中国文友的，南通图书馆藏的《申紫霞诗集》封面上就有金泽荣“此请邵大樗代赠南京词家”的亲笔题识。中国文友倾力襄助出版，起重要的精神纽带作用的，是中韩两国同属儒学文化圈，在近代有着极其相似的历史遭遇，都饱受日本帝国主义欺凌的原因，故国黍离之痛最能牵惹文人的心怀。
1911年，金泽荣自己的诗文集《韶濩堂集》出版。张謇在序中说：“晋山金沧江能为诗，隐山泽间，与之言，聩然君子也。观其业，渊思而挈趣，踵古而冥追。世纷纭趋于彼矣，沧江独抗志于空虚无人之区，穷精而不懈，自非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乎！道寄于文词，而隆污者时命，沧江其必终无悔也。故为之摅所感以序其诗。”一个柔弱文人，却以天下兴亡为忧乐，虽流亡他乡，仍恪守忠孝节义，以诗文言志载道，以诗文报国，这才是最可钦佩的读书人！他们的心是完全相通的。后来，金泽荣又出版了自选集《沧江稿》，他在封面上题写了：“此是正误最精之本也，覆赠吾啬庵老人。泽荣癸丑（1913年，笔者注）五月十八日”送给张謇，措辞之亲密，见出两人非同寻常的友谊和深情。
金泽荣以文章报国，在南通期间，诗文创作之外，他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修纂祖国的历史上，为整理、保存民族文化精粹而殚精竭虑。对于金泽荣修纂祖国历史的用心，张謇深以为然。在金泽荣《韩国历代小史》序中张謇慨然写道：
金君沧江当其国是抢攘之际，尝一试为史官。度与其志与所学拂戾不能容，而国将不国，乃独懔坚冰且至之惧，本其生平崇敬孔子之志，挈妻子而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