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目睽睽之下的今日教会-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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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基督徒走进来时，这位新派自由神学家又伸手到柜台底下，然后也对他说：「这就是我们店中仅有的一种货色。」新派神学能有这种本事，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两头对的说法。任何两个绝对相对立的理论，对他们而言，都可以变成宗教信仰上的真理。

　　让我们用「人类坠落」这件事来举例。旧式的自由主义神学家，抛开圣经提及人有罪这件事不谈，而凭空地为人类建造起一个理想的新世界，幻想这个乌托邦明日即将降临人间。新派自由神学家，如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等人则承认人非至善（他甚至不在乎使用罪人这个名词）　　，这样看来，他们似乎要比旧式自由主义神学家更接近这个现实的世界。但究竟人是怎么成为罪人的呢？罪究竟是什么呢？圣经中提到人的坠落是由伊甸园开始，而新派自由神学家说事实上伊甸园存不存在都不关紧要。他一再强调人是残忍的这件事实，却毫不关心圣经对人之所以会落到这个地步的解释。他毫无凭据地为自己盖了一座空中楼阁，一方面绝不承认圣经的历史性，一方面又要保留圣经所指出的真像。

　　再谈到自由主义中许多单独的信条，更是把自由主义神学家们领到莫明的境地中去。他们认为圣父、圣子之间并无差别；他们否定基督的神性；又不相信基督与罪人之间的关系；更断然地否认了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以及任何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的经历。他们只强调世上最重要的事不外是人在今生今世所必须面对的种种问题而已。

　　更有甚者，他们亦不承认一个罪人与得救之人中间有何不同。由于他们否定反命题之存在，于是在新派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就产生了一种为他们所默认，也可以说是被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的普世得救论。在荷兰一位存在神学家对我说：「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不是垂直线的，而是水平面式的。」我当时即问他，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他不以为有些人是称义得救的，而有些人却不是。他说，其实世上人人都是好的，人人也都是不好的。当然，我们知道，人，即使是基督徒，也不是绝对完全的，但由他当时所用的字眼以及说话的口气看来，他并不是这个意思。

　　因此，当存在神学家向这世界说话的时候，他可以把世界当做教会；而当他向教会说话时，他又可以把教会当做世界。在教会与世界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存在。其实这也难怪，因为他对什么是反命题这个观念从来没弄清楚过。

　　滑稽的是早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瑞典乌普沙拉大学中一位无神论派的教授，何戴乐博士（Dr。Hedeinus）写了一本书，批评龙德大学的神学教授们，称他们为「披着主教和牧师袍的无神论者」。他说如果我们希望基督教能被一般的知识份子所接受的话，它至少必须是一种合乎理性的思想，能够被人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将它的内容表达出来。总而言之，他又说，如果新派的自由神学就是基督教的话，那我可是一点儿也不想和它沾上关系。我能用世人所能理解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新派自由神学却做不到这一点，这样说来，我岂不是要比它还强许多么？这种说法正与后来的毕善德（J·S．Bezzant）在其所著的　Objections　to　　Christian　Belief　一书中称这种新神学为胡诲一样（注五）。
　　
　　圣经与神的话

　　我一再说过，这种新神学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肯定的教义。但有一点是例外，那就是，新派自由神学家们自始至终都异口同声地说圣经不是神的话。他们的名言乃是这样：「圣经不是神的话，但包含了神的话在内。」传统的基督教历世历代以来将它的权威建立在圣经之上，新自由神学家们绝对反对这一点。虽然如此，他们却又要装作仍以圣经为他们信仰的最高权威。我该如何来形容他们呢？这就好像一个人把桥拆了之后，凌空而行，却叉要装作桥仍在那儿一样。特别是在早些年前，新自由神学家们这么说，在理论上，圣经包含著神的话，但只有在个人读经之际，神才能将圣经中部份的话语变为神的话供给他。这也就是新正统派被称为「关键神学」　　（Crisis　Theology）　　（又可称转捩点神学）的原因。当一个人读经的时候，圣经中某部份经节会在突然之间变成神的话语，这就是一个关键，或称一个转捩点，正如一人被闪电击中一样。不过这究竟是理论，在实际上，每个读者必须自己决定，圣经中那部份是神的话，那些部份不是神的话。

　　让我们用一九四七年在奥斯陆举行的青年会议为例。这个会议正是在新正统派的高峯时期举行的。在这段时期之内，新正统派以满怀盼望的姿态出现，再加上许多困扰新正统派神学家们的种种问题尚未出现。这种现象正与当时世俗的存在主义十分相似。首先，大家满怀希望，但接着重重困难也就来了。只要想想跟随亚斯伯（Karl　Jasper）的那班人，在早期当他们接受亚氏的「最终经验」　　（Thefinal　experience）之说时，是何等地怡然自得！我们若仔细思想一下，就可以发现，在亚斯伯所用的字句与其最终经验之说，以及关键神学的观念与其所用的辞句之间，正有一条很明显的平行线存在。奥斯陆青年会议最后正式下了一个这样的结论：

　　「要决定圣经中那一部份能对我们发生作用，一般说来，必须根据圣经中那些能向我们个人见证耶稣基督的经文来决定。」换句话说，年青人可以凭著自己主观的判断，来决定圣经中那些部份是神的话，那些不是神的话。同时，他们也有权自己判断那部份的圣经是用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而那些又不是。

　　这种凭空而建的权威完全是个人主观判断之下的产物。他们常说：「这段和这段是对的，你要问为什么吗？因为我说它是对的。」就凭著这一点，马可·　葛林（Michael　Green）对布德曼（Bultman）的批评倒算是颇有见地。他说布氏只有每个星期日上午主日崇拜时，轮到他讲道的二十分钟内，他是绝对无误的。

　　即使我们是极草率地翻翻巴特及其弟子们的作品，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群人是何等果断地否定了传统基督教对圣经的看法（他们这种作风可算是与旧派的自由神学不谋而合。）根据传统基督教的看法，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其中绝无错误。但布伦纳（Emil　Brunner）却说：「圣经中包含了许多有关史实、道德与教义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往往与我们由他处得来的知识不相符合。四福音中绝无谐和一致之处，全是满了空话、满了谎言。」他甚至更进一步地批评道：「他们之所以一再强调信心是有理性根据的，主要是基于两件事实，这虽然是两件人人皆晓的事实，但在我个人看来，却是颇难令人理会、明白的。头一件是论到圣经中的字句就是神的话（Word　of　God）这个说法，就是这种说法才造成『字句的默示』　（Verbal　　Inspiration）这类教义的产生，更进而引出许多不可收拾的后果来。」关于这一点，布伦纳倒是很坦白地承认，他的看法与喀尔文的截然不同。因为他说：「由加尔文的思想体系看来，加氏对圣经的看法过于拘泥，这种拘泥不变的态度才会造成『字句式的默示』这种教义的产生。而加尔文之所以会这么执著于他对圣经的看法，就完全是受到启示（Revelation）与圣经（Scripture）原是一回事之说的影响。」我们也可以举出另外一个持相同看法的例子。寇尔（H·T·Kerr）在新正统派的全盛时期，曾在「今日神学」　　（Theology　Today）这份杂志上发表过他的论调。他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可由目前这个过渡时期中看得出来。在这段过渡时期里，一向被人视为是绝对无误的旧式、传统性权威，如今已逐渐被当今存在神学的理论所取代。根据存在神学的看法，神的话固然要藉人的文字写出来，但这并不就等于说，圣经中一切的记载都必须被当作神的话来看待。」

　　另有一点我们亦须在此提及，那就是新派自由神学家们认为神的话亦可由他处而来，而不必只求于圣经。换句话说，其他的宗教作品，甚至于一些非宗教的作品，都可被当作神的话的来源。尼布尔（R．Niebuhr）曾写过一篇文章，论到女人在教会中担任职位一事，他说：「一些基要派的神学家们藉圣经引经据典，以期建立女人在教会中事奉的权利。如果教会能不站在基督教的立场，而坦白地承认，在宗教世界里对各样事所订的标准差距很大，（这一点是世俗理想主义所没有的现象），那么教会也许早就能胜过这种次要的基督教标准（Sub　Christian　Standard）（指教会对女人事奉这件事所持的立场而言。）这并不是说我们大家都该变为唯俗论者（Secularlist），但至少这种态度能使我们甘心让一些世俗的理想主义者，偶而也为神发发言。」换句话说，尼布尔认为，在某些时候，世俗的理想主义能比圣经还具权威性，更能表达神的话。

　　附带要在此一并提及的是，上面这种对圣经的看法，在最近一些新派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中间亦很流行。他们说他们现在要多强调圣经的重要性，而尽量少注重传统，但他们对圣经的看法却几乎与以上尼布尔对圣经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们相信由非基督教的教训中亦可同样地寻见神的真理（注六）。

　　一位北欧路德派的神学家曾说过，现在新派的路德派思想是绝对追随马丁路德的。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对马丁路德对圣经的看法无法苟同。其实一个人若不能接受马丁路德或加尔文对圣经的看法，他又怎能拥有路德和加尔文所信仰的基督教呢？加尔文与路德的言论之所以能如此地具有权威性与客观性，就因为他们的信仰是深深地建立在圣经是神的话这个基础之上。这个稳固的基础使得他们拥有一个客观的、绝对的标准。新派自由神学家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的言论正缺乏这种客观、绝对的权威性，因为他们对一切事物的判断完全以自己主观的看法为准。新派自由神学实在是黑格尔的综合命题与祈克果的高层经验的综合产物。　　　　我花费了许多篇幅来说明这种新神学早期发展的形态，以及它现今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当今教义的不纯正，正是藉著这种新神学思想出现的。世上有形的教会在讨论到教义的纯正与否这个原则时，所遇到的主要难处就是这种新派的神学思想。因此，我深觉我们有义务要认清新神学究竟是什么？并认清这种神学思想与当今世俗上流行的存在主义之间有没有连带的关系？我早说，自然神学不过是世俗自然主义的应声虫而已。
　
　　新希望成了绝望

　　最奇怪的是近代高层神秘主义（MOdern　Upper　Story　MYsticism）所跨出的第三步。他们在处理几个最重要的问题时所跨出的第三步，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结果。这种新派的世俗人文主义在起初看来，好像确是一种新希望。那时理性虽已将人类带至绝望的尽头，但这些人文学家们仍坚信，人总一定可以由他个人实存的经验中，寻见他一向所寻找的意义与希望。但这种实存经验，就如一座凭空盖起的楼阁一样，不但不能为人带来任何盼望，反而成为人类的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