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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当代-2003年第3期-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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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有党务学校的几名学生向CC团密报,三人失踪当夜,曾在校区目击几个不明身份的人。虽然有黑夜的掩饰,但他们都记得这些人的装束,极像是“蓝衣社”。 
  嫌疑渐渐集中在了任觉五的身上。已胸有成竹的陈立夫,当即召集手下的文宣大将,布置舆论、组织反击。 
   
  接连几天,《中央日报》、《金陵日报》等主要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三党员命案”的分析和侦破报道。这些分析没有无端猜测,也没有武断认定该案系蓝衣社所为,而是行文冷静、义正词严。它激发了沪宁地区学界、市民对该案的持续关注。 
  与此同时,各种惯于捕风捉影、大肆渲染的小报,也一反常态。它们以缜密的论据、悲悯的情绪,不断将公众的视野,牵引向一个隐藏在地下的秘密组织,和其中的一个魁首——蓝衣社和它的任觉五。 
  舆论步步为营、层层深入。整个舆论造势,整整进行了半月有余。一时之间,“三党员命案”成为市井、街头耳熟能详的词汇。甚至年老的黄包车夫、买菜的小脚老太,一听闻闲汉议论该案,也能插嘴说上两句。 
  在这股舆论风潮中,案件侦破获得了重大进展。 
  首都警察厅负责该案的,是一名颇为正直、不问政治的能干侦探。他先是在现场松软的地面上,发现了汽车的碾驰痕迹,经过勘测,断定凶手分乘的是三部“道奇”军用吉普。此外,从现场的杂沓脚印上,也推断出凶手共有七八个人。 
  随后,经过党务学校的询问、拥车单位的排察等烦琐过程后,该侦探终于来到了蜀陕饭店。5、6月间,他终于从几个伙计的嘴巴里,掏出了案发当夜,任觉五等人曾离开该饭店两小时有余的口供。 
  党务学校的目击者,更从该侦探暗拍下的那几张相片上,一眼认出:案发当夜,这几个人,都在学校出现过! 
  至此,舆论、侦破工作已事实上地终结了。首都警察厅的几名便衣,连同中统的若干特务,都已经在朝天宫附近以及任觉五等人的住处,秘密监视各疑犯行踪。他们只等待着“上头”一声令下,就可以连锅端掉这伙凶手了。 
  但舆论、侦破之后,轮到的是权力、平衡。 
  任觉五等人被关押之后,并没移交法庭。据说,任觉五在被押期间,一口咬定他是在“执行纪律”。按照蓝衣社“生的进来、死的出去”的铁律,被杀三人既然加入过复兴社,那么,对他们执以死刑又有什么错呢? 
  这个说辞极大地打动了蒋介石。据说,蒋介石看过被害三人的入社表格后,沉吟了一会,随后说:“不杀。关一段,磨掉他的野性子再说……” 
  这一小群凶手就这样侥幸地逃脱了性命。不过半年后,任觉五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朝天宫。不久后,他更被委派为四川蓝衣社书记、四川教育厅长。 
  还不仅如此。几十年后,台湾成立了一个叫“任觉五教育基金会”的机构。至此,任觉五已经是一个教育名流、慈善长者了。 
  这就是历史。 
   
  6 
   
  霉雨季节结束了,宁沪地区一片艳阳高照。但笼罩着朝天宫的霉雨,不仅还漫天飞扬着,其中更开始夹杂着民国的冰雹、风霜。 
  随着盛夏的到来,已经声名狼藉的蓝衣社,再次遭受了一个重大危机。如果说,“三党员命案”只是使宁沪民众看清了蓝衣社的诡异真相、使它声名扫地的话,那么,这个危机所导致的后果,却是它组社以来最重大的深痛巨创。不仅声名,而且人事;不仅人事,而且组织。 
  这个危机,就是使蒋介石最终决定抓捕任觉五的“南昌机场大火案”。 
  第十五章庐山寒秋 
   
  1 
   
  1934年6月的一个深夜,在南昌机场的一片陈旧营房里,一股黑烟冒了出来,黑烟越来越大,隐约间,可以看到吞吐着的火苗。 
  火势急剧蔓延。一个哨兵发觉起火后,当即朝天鸣枪。枪声惊醒了营房一带的空军地勤人员。他们来不及穿衣,纷纷提着水桶过去救火。 
  但已经来不及了,大火已经燃到了油库、弹药库一带。随后,一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伴随着冲天的火光,使地面不断颤抖。许多远在市区的南昌市民,这一夜甚至在十里之外都见到了火势。 
  火势不可抑制。此时,几千名军人、民工只能远远地站在空旷地带,看着冲天大火将连片的新旧营房烧成一片瓦砾。接着,停放在附近的一架飞机,也很快被大火吞没了。 
  一直到凌晨,火光才渐渐暗淡下来。一片灰烬的旷野上空,偶然飞过一只老鸦。天底下孤零零地是一架飞机的残骸,残骸边上,是一些行影孤单、眼中含泪的军人。 
  此时,一群接一群的通讯社、报刊记者赶到了现场。他们到处拍照、采访。在焦垣残壁、仍明灭着暗火的炭条间,中央社、《中央日报》社等主要传媒的记者,围住了在场的最高官员、前航空署长徐培根。 
  徐培根已接到调令20余日,但新任署长尚未到任,南昌机场仍由他主事。这个南昌机场的建设者满眼血丝,眼里不时地溢上泪花。面对记者各式各样的询问,他一言不发,从人群里挤了出去,然后不回头地向远处走去。 
  几个小时后,国内主要报刊,纷纷以头版头条刊发“南昌机场大火”的消息。 
  是无数华侨的血汗、市民的积蓄、妇女的首饰和学童的早点钱,支撑起了草创的中国空军。空军是中华民国的希望。由三万民工历时九月、艰难建设的南昌机场,更曾使举国欢腾,它牵连着无数的人心。这样的重重背景,使机场大火,震动全国。 
  当日,无数电报朝南昌、南京蜂拥而去,要求调查大火原因。次日,印尼、新加坡、马来亚、泰国,乃至美国檀香山等各主要华侨报纸,更以呼天抢地的笔调,转发新闻和黑糊糊的现场相片。一些华人团体也当即派员赴南昌视探。 
  大火使蒋介石也“惊诧、悲痛莫名”。他命令邓文仪,带同“调查课”精干人员组成密查组,弄清大火起因,“对玩忽疏职、导致此重大损失者,一概枪毙”! 
  与记者一样,密查组要调查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当夜在营房过夜,并指挥救火的蓝衣社魁首之一徐培根。 
  此时,该案系“人为纵火”的说法,在南昌、全国乃至海外,都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了。 
   
  邓文仪带领密察组整整奔忙了大半个月,得出结论:一个值勤士兵吸烟,烟头未熄灭即抛掷到刨花堆中,由此引发大火。该案因此被定为“过失事故”。 
  是时,随着各报刊、各民众团体对“大火案”关注的不断升温,各种各样谣传的层出不穷,邓文仪身上已有极大压力。他迅速整理《密报纪要》,并提出三条处理意见:公审并枪毙肇事士兵,追究其官长的连带责任;向海内外公布该调查结果,“以正视听”;最后,迅速拨款组织施工,以修复机场、平息不满。 
  随即,他匆忙赶赴庐山,将该《密报》呈递给蒋介石。 
  蒋在《密报》上批示:如此结案,甚好。 
  但此时,一个神秘的“告发者”出现了。 
   
  2 
   
  《密报》抵达蒋介石案头的第二天,南昌的一家小报即全文刊登该《密报》,并附长篇评论。该评论尖刻指出:南昌机场火势之大,罪魁祸首岂是一个烟头?民国官场黑幕之深,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士兵? 
  该评论一口断定,拟枪毙的那个士兵连同打算撤职的几个军官,都不过是一个替死鬼。而该案系人为纵火所致,“纵火意在消弭贪污罪证。该员地位甚高,且和调查主官勾结甚深,官官相护,不仅贪污前案,即此滔天巨案亦将石沉大海……”。 
  全城哗然。当日,此报一印再印,一时洛阳纸贵。南昌街头几乎人手一份。 
  当日,全国、海外舆论都一片哗然。南京、上海、汉口、西安、广州、南洋等地的上百家报刊,都纷纷增发“号外”。一些“号外”甚至不像南昌小报那样还略有遮掩,它把矛头直指徐培根、邓文仪,宣称徐培根系纵火罪魁,邓文仪是包庇祸首。 
  此后一周,舆论持续升温,物议沸腾。百万华侨、民众无比愤慨,在各个城市的街头,他们口诛笔伐。各地电报局天天爆满,甚至一些漠然国事的学者、团体,也纷纷发电报谴责官场黑幕,要求严惩徐培根、邓文仪。 
  当时流传于民国朝野,此后几十年仍流传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一些说法,就在这一周内传播开了。 
  在大陆流传极广的一个说法是,这是一起极端恶劣的人为纵火案,其纵火主谋徐培根和许多高官一样,不仅领着一份薪水,而且很深地介入了证券、期货等投机领域。民国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这个人在投机场一再失意,一败涂地,不到一年时间,他先后投入二三百万元,但都血本无归。 
  二三百万元!这几乎够支付一场小规模战争的军费了,这么多钱,徐培根是哪里来的呢?是贪污,是挪用购买飞机的公款! 
  到1934年5月底,一纸调令下来,徐培根不再担任航空署长。此时,不销毁经费的收支账目,其贪污必定发案。于是,在新任署长到南昌交接的前夜,他指使卫兵,在几处营房泼上汽油纵火,制造了大火案。 
  事情还没完。这个说法接着谈到:邓文仪、密查组接手调查后,迅速发现了大量的纵火证据。他已经命令特工监视徐培根的行踪,准备随时逮捕。但这一天徐培根不请自来,刚一落座,他就掏出八万元现金的巨款和一管手枪,然后对邓文仪说,机场确实是他纵火焚毁的。现在,邓文仪要么接受他的八万元贿赂,把这个案子掩盖过去;要么,他就一枪打死邓文仪,然后自杀。 
  邓文仪在这个流氓手段面前被吓坏了。再说,对八万元他也并非无动于衷。 
  这个说法有很深的民间演义的痕迹,但几十年来一直盛传不衰。它始终流传的一个关键,是民众、报刊对当时的官场贪污腐败,都持“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心态。 
  另一个说法,至今仍流传在台湾,而且进入了许多严谨的历史著作。 
  这个说法也谈到,大火是徐培根纵火导致的。其用意也是消弭腐败证据。不过,徐培根的钱不是来自贪污、挪用,而是来自向美国公司购买飞机所收取的回扣。他原本只想烧掉那片旧营房,因为购买飞机的开支账本存放在那里。但没想到一点火,火势就不可控制,才造成了这把震惊民国的大火。 
  收取回扣,会在账目上留下什么证据?南京贪污成风,许多“铁案”经过说情,都能不了了之,徐培根又何必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去销毁“证据”?这是“收取回扣”说法的两大疑点。但此时舆论已经失控,全社会都处在一种极端愤怒的情绪下,没有人会去略略地考究这些“疑点”。 
  更重要的是,那个神秘的“告发者”已将这个说法,报告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对自己领导下的政府、官场也丝毫不信任。对贪污腐败,他也持“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态度。他立即先入为主地相信,是徐培根收取回扣,才有随后的大火案,才有南京政府的颜面扫地。 
  随着各地抗议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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