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传--又四十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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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言行；　并且忠心工作。　
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也开过五天学习会；　而且北京卫理公会还准备开控诉会。但北京的控诉会开得并不成功；　因为有王明道先生的影响在；　他们所要推行的控诉行不通。到十二月；　政府就开始施加压力了。在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北京基督教联合会的学习会上；　市统战部一位姓王的干部讲话；　历时达三小时之久；　说教会必须一面倒；　并且最后还点了王明道的名。　
一九五二年二月；　“三自”开始通过《天风》对王先生施加压力。在他二月廿一日的日记里；　有这样一段话：　
“警察来借会堂开会；　告以会堂不外借；　系信仰问题。伊嘱予召集负责人讨　
论二、三日后；　再听信去。昌林示予以方送来之《天风》三О一号；　谓北京基督　
教团体捐献运动报告中有‘全市教会除王明道主持的基督徒会堂等少数教会外；　
都普遍发动了信徒捐献。’意在对予控诉；　予则以为无异代予声明。”　
这个运动是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发起的；　要大家“努力捐献；　支持中朝战士”。对一般信徒去参加此种活动王先生不加干预；　但他自己却从不参与。　
八月十日；　北京‘三自’方面的要人赵复三先生去王克忱先生家。王是基督徒会堂的元老；　在北京贝满女中任教。赵先生问他能否参加三自学习班？　又问基督徒会堂的执事都有哪些人？　意在将教会的中坚分子拉进学习班；　藉以孤立王明道。这是北京‘三自’方面的新策略。　
八月十五日；　齐瑞亭先生自天津来；　向王先生谈及天津教会的状况；　说有人讲将来要用铁扫帚扫掉王明道；　以此威胁并恫吓王先生。翌年五月；　基督教联合会又立公约；　规定任何教会均不得请王明道、王镇或杨襄城讲道。　
除了以上所提的这些外面的压力之外；　王先生还有教会内部的压力。有的弟兄看见共产党的某些优点；　就撇下基督而就马列；　提倡在教会里既要学圣经；　又要学马列。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王恩庆弟兄；　这种思想在某些青年人中发生了影响；　而且有人竟然放弃了信仰；　加入共产党。在解放后新思潮的影响下；　王先生的儿子从大学二年级起；　信仰也有了动摇。他并不是完全不信；　而是徘徊在信与不信二途之间。王先生因为教会工作的繁忙未暇顾及；　直到一九五一年七月六日才得与儿子有一次长谈。经过两个小时的谈话；　觉得父子之间的关系增进了许多。但从这时起；　每逢想到儿子的信仰动摇；　心中就感到忧苦。　一九五一年除夕；　王先生跪在神的面前祈祷。在他一九五二年元旦的日记里这样写着：　
“昨夕十一时四十五分跪而祈祷；　念及自己多犯骄傲之罪；　存心、说话、行事恒夺取　
神之荣耀；　顿觉一己之败坏可憎；　乃在神前认罪求赦。又为铎儿代祷；　求神使之恢复信心；　
勿入歧途。祷后心中得平安与力量。十二时许就卧；　得明晨讲题：《今年且留着》。”　
王先生爱子至深；　儿子也十分孝父；　而且行事为人都无愧于父亲的教训。他知道父亲心中的痛苦；　所以一九五二年除夕他在上海工作时；　还特地打电报给王恩庆弟兄说：“请安慰我父。”但王先生内心中的隐痛直到他离世归主的日子始终未尝消释。从王先生的亲笔日记和与他最亲近的朋友处得知；　王先生一生受打击最大的事莫过于儿子的信仰问题。　

　　　　　第　九　章　圣　道　讲　习　班　

从一九四九年三月起；　基督徒会堂每礼拜四都有一个聚会；　在小会堂举行；　定名为“训练班”。第一次聚会只有二十几人参加；　会上主要讲圣经真理；　属“门徒训练”性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　性质没有改变。一九五二年初；　训练班以一个新的名称出现；　叫“圣道学习班”；　好像有了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学习班在一月十七日开班时；　出席者五十人；　会中首先是各人作自我介绍；　然后由王先生讲《在财物上清廉》。到一九五三年初；　“圣道学习班”改称“讲习班”；　有见证和茶会；　到会者三十二人。到一九五三年底；　这个聚会才正式叫“圣道讲习班”；　并且改为学校性质。　每礼拜四统一上课；　并不分组；　暑期还放暑假。不能来上课的；　一定要请假。　
本来各教会的门徒训练班和其它各种聚会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但是基督徒会堂的这个聚会就不一样；　政府把它看得非常重要。班里和班外的人政府分别对待：　班里的人被定为“王明道骨干分子”；　班外的人则被认为是一般信徒；　不去过分追究。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从一九五四年起；　这个聚会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了；　而是必须经过王先生审查合格方可。全教会只有几十个人参加；　因此这个聚会就被认为是教会的核心和骨干；　是所谓“内圈的人”。如果有人不是基督徒会堂的成员；　或者是从外地来的；　要求教会接纳；　讲习班的人常奉派去跟他们谈话；　了解他们；　看他们是否真的有生命；　然后向王先生汇报；　所以这些人被认为是王明道的嫡系。　
王先生办讲习班主要是训练大家读圣经；　目的在于培养他们将来为主传福音。会上总是由王先生先讲一些；　然后每个人都要发言。讲课的内容；　除了查经以外；　在一九五四至五五年间王先生还讲吴耀宗先生等三自会领袖的事；　和基督徒会堂为什么不参加“三自”；　也讲在沦陷时期基督徒会堂为什么不参加日本人搞的“华北基督教团”。这些事是反复地讲；　用来加深大家的印象；　并坚定信仰的立场。　
一九五四年后；　形势越来越紧张；　圣道讲习班的人也越来越多。取得教会信任的假弟兄趁机混入；　作政府的耳目；　而且后来还有派出所的公安人员来旁听。王先生此时感受的压力很大；　因为他所讲的内容很多都是与“三自”针锋相对的。王先生说：“三自运动是反对神的人用来从教会内部消灭基督教的最有效手段。历世历代迫害基督教的人都没有想到过这样高明的办法；　如今被发现了。”他认为这是撒但向教会的进攻；　也是摆在教会面前的一场严肃的战斗。为了捍卫信仰；　持守“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教会必须谨慎儆醒；　勇敢战斗。从政府眼里看；　基督徒会堂是一个顽固的反动堡垒；　水泼不进；　针插不进。圣道讲习班则是它的核心力量；　当然必须严肃对待；　不能等闲视之。　
圣道讲习班除了有假弟兄混入外；　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曹联璞弟兄曾公开对王先生讲：“我不信了。”这话使他十分伤心。王恩庆和曹联璞二人又倡议成立一个青年聚会；　一面学圣经；　一面学马列；　聚会中采取政治挂帅。他们对待那些他们认为不爱国、或者不管为了什么原因不服从组识分配的人；　总是予以指摘；　使他们抬不起头来。同时他们还说：“教会应该参加全国基督教会议嘛！　为什么不参加？”这两个人的工作等于是楔进教会内部的一根钉子；　使王先生非常为难。此时王先生的处境可谓内外交困矣。　
鉴于教会内部的压力日增；　一九五四年秋末冬初的一个礼拜天下午晚餐聚会之后；　王先生召集包括柳晓津、史昌林、王笃恩、孙振陆和王太太等十多个人；　在史家胡同东口严金光弟兄住的房子里开了一个会。王先生在会上征求大家的意见说：“现在王恩庆和曹联璞认为教会里应该有政治理论的学习。他们提出要成立一个青年聚会；　在小会堂里开会；　既要学圣经；　又要学马列。你们大家以为如何？　是不是可以同意他们这样作？”　
参加这次聚会的人都认为；　各单位的工作人员已在自己的单位里学习马列；　不必再到教会里来学。教会只能读圣经；　不能开这样的聚会。如果他们非要这样作的话；　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在这里就不能这样作。王、曹二人的意见被否决了。　
这件事看来并不重要；　但是从中可以看出；　王先生对待面前的这场属灵的争战；　与日伪时期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前的那场战斗中；　王先生得到神清楚的指示后；　就不再征求人的意见；　不去求人的同情；　只是单纯地倚靠神；　即使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但这次的战斗；　他就有些犹豫和惧怕；　想要求助于人；　给他以同情和支持；　恐怕这也是后来他软弱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　十　章　假　弟　兄　混　进　教　会　

一九五四年；　当这场属灵的争战进一步向前发展时；　不少形迹可疑的人钻进教会；　并且取得了弟兄姊妹的信任。无论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外围；　或是在基督徒会堂的内部；　都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北京基督徒学生会被认为是基督徒会堂的外围组织；　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青年学生都在基督徒会堂聚会。虽然名义上它并不属于这个教会；　但王先生对它确实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学生会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是学生；　但其下的各组负责人就不一定如此；　其中有的就是教师或国家干部。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是它的一个重要聚会；　一切大事都在那里决定。譬如说；　像学生会参加不参加“三自”；　就是在那个祷告会中讨论决定的。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主要是学生会的正、副主席和各组组长。在这些组长中；　至少有两个是来路不明的人。　
一个是娄古向；　四川人；　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助教；　住在乃兹府朱大夫的院子里。他怎么钻到学生会去的；　又怎么混进基督徒会堂的；　没有人知道。大抵总是表现得很热心；　也很爱主；　并且积极参加各项聚会。前任主席史昌林全时间服事主以后；　由于住在自己家里不方便；　就住在娄的家里；　因而学生会的工作祷告会就常在他家里举行。哪个人发过什么言；　他都知道。他在学生会担任联络组组长；　主席黄少府有什么事要联络；　都是请他去作；　其实黄少府对此人的来历并不清楚。一九五五年教会出事后；　这个人突然不见了；　到师大去找他；　也找不到他。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个人来；　黄少府还说：“唉呀；　我们太幼稚了！”其实事情是早已布置好的；　等到任务一完成；　他就被调走了。　
另一个是过琦钰。她是学生会的灵修组组长。学生会请传道人讲道；　都是由她去请。所以她对每个传道人的情况都十分熟悉；　工作祷告会里的事情更是没有她不知道的。她从学生会的第二任主席之时起；　就担任灵修组组长；　跟学生会副主席武贻俊在工作上有很密切的关系。可是后来武贻俊被捕了；　她却没有事。不但没有事；　而且还升了官。她原是药学系的学生；　毕业后分配到药物研究所工作。教会出事以后；　她被调到一个医学院；　担任人事处处长；　可知她一定对革命有功。后来她向人表示说；　她放弃信仰了。其实她根本就没有信仰；　她的信仰是伪装的。　
因为学生会和基督徒会堂关系密切；　所以娄古向和过琦钰进入会堂就相当方便；　因而他们能在基督徒会堂里收集情报；　向政府去汇报。　
在基督徒会堂内部和王先生夫妇身边；　也安插了一些人；　知名的是黎应福夫妇。黎原是傅作义将军的参谋长；　在绥远工作时期；　因释放过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这些人解放后已经在公安部门工作了）而对党有功。所以解放后他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身边工作。黎的夫人是唱戏的；　不知经谁介绍；　跟肖太太学英文。通过学英文；　了解有什么人跟肖太太家有来往；　肖家的事都是她给汇报的。通过跟肖太太的关系；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