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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5615-解读苏东坡-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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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巧他当徐州太守时,身边有个官妓,姓马,也叫盼盼:    
    徐州有营妓马盼者,甚慧丽。东坡守徐日,极喜之。盼能学公书,得其仿佛。公书《黄楼赋》未毕,盼窃效公书“山川开合”四字,公见之大笑,略为润色,不复易。今碑四字,盼书也。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东坡守彭城,参寥(子)尝往见之,在(东)坡座赋诗,援笔立成,一坐叹服。(东)坡遣官奴马盼盼索诗,参寥(子)笑作绝句云:“多谢樽前窈窕娘,好将魂梦恼楚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东)坡曰:“予尝见柳絮落泥中,私谓可以入诗,偶未曾收拾,乃为此老所先,可惜也。”    
    ——元·陶宗仪《说郛》    
    马盼盼身为官妓,敢在太守文书上擅动笔墨,已见受宠程度非同一般,摹仿苏轼笔迹如此相似,又见决非偶尔随从。最妙的还在苏轼与参寥子的对话上。这位僧友称马盼盼为“窈窕娘”,既见其美,又隐约显露其身份超越了歌妓,“好将梦魂恼楚王”一语,意指这位盼盼经常进入苏轼梦乡。徐州原名彭城,曾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将此时身为太守的苏轼称作“楚王”,暗寓“巫山云雨”之事。苏轼在话语中非常自然地露出他对“柳絮”的悲悯之情,“柳絮落泥”显然与身坠妓籍的马盼盼密切相关,如今“狂逐春风”妙语,却被参寥子抢先道出,苏轼焉能不喜、焉能不“惜”?更可惜的还在于,马盼盼身为官妓,苏轼对她虽“极喜之”,却不能违背朝廷之规,纳为侍妾、长期带在身边,所以他在燕子楼之梦后,才有了“新怨”之说。    
    数年之后,苏轼的友人兼崇拜者贺铸来到徐州为官,也曾题咏《燕子楼》。他在诗序中说:    
    唐徐牧张建封晚得姬人盼盼,宠嬖之,为起燕子楼於使宅北城上,以处焉。后更兵火,楼不复存。天圣中,故相濮阳李公出守彭城,复楼於故址。壬戌重九后一日,余与二三僚友置酒楼上,分韵赋诗,偶得如字。而侍酒官妓亦有名盼盼者,盖窃希唐人,因为见於卒章。    
    贺铸这里也将张之事,错记在张建封身上。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交待了依然留在徐州的马盼盼情形:说她“窃希唐人”,即暗指关盼盼之志。所谓“见于卒章”,即贺铸诗的结尾六句:    
    醉袖舞鸲鹆,艳声歌鹧鸪。    
    迟留故时月,桂影来座隅。    
    回首一相诧:今人如不如?    
    “艳声歌鹧鸪”,表明马盼盼当时在唱“鹧鸪词”。唐末韦庄《咏鹧鸪》诗说:“南禽无侣似相依,锦翅双双傍马飞。……懊恼奴家非有恨,年年长忆凤城归。”在唐宋之际,人们认为鹧鸪叫声似说“懊恼奴家”,又解为“行不得也哥哥①”。贺铸诗《序》中的“壬戌重九”,乃元丰五年(1082),此时苏轼已身为罪人,被编管在黄州,马盼盼纵对苏轼有千般思念,也是无由相寻,所以只能像鹧鸪一样,叫一声“行不得也哥哥!”诗中的“故时月”和“桂影”,显然是指三四年前苏轼在徐之事。    
    贺铸在徐州,还有一首《和彭城王生悼歌人盼盼》诗,读来更让人备感凄然:    
    东园花下记相逢,倩盼偷回一笑浓。    
    书簏尚缄香豆蔻,镜奁初失玉芙蓉。    
    歌阑燕子楼前月,魂断凤皇原上钟。    
    寄语虞卿谩多赋,九泉无路达鱼封。    
    贺铸诗题下原注云:“盼盼马氏,善书染。死葬南台,即凤凰原也。生赋诗十篇,因和其一,甲子四月望②。”甲子即元丰七年(1084),苏轼仍在贬谪之中,年初在黄州,四月正被移往汝州编管,马盼盼之死,正在时。诗题所说的“王生”,当指子由之婿、彭城人王适,贺铸在徐州多次与他唱和。可惜王适的十首《悼歌人盼盼》原作,已俱佚散,其中详情,无复再现。    
    贺铸在诗里只能自叙与马盼盼的交往,不能明言东坡,但“寄语虞卿谩多赋,九泉无路达鱼封”一语,还是隐约留下了东坡的印记。虞卿为战国名士,曾游说赵孝王合纵抗秦,因救魏有功而被拜相,后来流落逃亡,以著书立说闻名。虞卿之时,根本没有什么“赋”体,所谓“寄语虞卿漫多赋”,恰恰露出了刚在黄州写罢前后《赤壁赋》的东坡先生的身影。“九泉无路达鱼封”一句,哀叹她的痴情已经无由传达,只能让人再三伤悲。    
    这些诗作表明,马盼盼虽无燕子楼专房,她却与关盼盼一样,走上了忧郁而死同归之途。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苏轼在徐州另外两首告别佳人的词,应是写给马盼盼的。先请看《江城子·恨别》: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    
    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    
    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    
    回望彭城、清泗与淮通。    
    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江城子·恨别》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名句,被苏轼转借至此,“既相逢,却匆匆”,表明相处恨短。前人论及此词,便谓“语极沉着,一往情深①”;或惊叹“伤别之意,至矣、尽矣!②”还有人认为词的“结语从李后主‘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转出,更进一步③”,这些评价足以说明,苏轼对这位徐州佳人情深意挚,已到难舍难分的地步。    
    再看另外一首《减字木兰花·彭门留别》:    
    玉觞无味,中有佳人千点泪。    
    学道忘忧,一念还成不自由。    
    如今未见,归去东园花似霰。    
    一语相开,匹似当初本不来。    
    别酒无味,犹如啜引佳人眼泪;一念之差,身陷官场,失去了江湖散人的自由之身,无奈之际,只能用“匹似当初本不来”来开导、安慰对方,情之挚、意之切、别之痛、离之哀,无限幽怨尽在其中,可又有谁知道,苏轼这种真情挚意,是为一介官妓而发呢?


佳人篇关爱佳丽 海棠虽好亦题诗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世人景仰的风流太守陡然之间成为戴枷受遣的罪犯,牢狱幽囚、编管远荒,偎红依翠的优游生涯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衣食不继和穷困潦倒。此时,贤妻闰之和爱妾朝云已成了他情感生活上的全部慰籍。东坡居士的恻艳之词骤然减少,只有应管辖他的太守、提刑等人之邀,为他们身边的歌儿舞女填词时,才能见到他与官私乐妓们交往的痕迹。    
    黄州太守徐大受是个极会享受的人,每逢重九、端午等节气,便邀东坡饮酒作词,有时还带着官妓私妾,到东坡家中饮宴。徐大受有四名侍妾,分别叫妩卿、庆姬、胜之、懿懿,还有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吹笙的私妓。这些佳人个个能歌善舞,东坡给她们一共写过五首《减字木兰花》、一首《西江月》、一首《菩萨蛮》,其中有三首是送给胜之的。这胜之也姓王,自称出身富贵人家,显然也是因先人犯了重罪、被编入妓籍后,又被徐太守购到身边的。元丰六年(1083)八月,徐大受期满离任,转赴湖南为官,不久病逝于途中。半年之后,苏轼移居汝州,乘船沿江东下,在太平州的当涂(今属安徽)又遇胜之,此时她已被转卖到新主人身边,重修娥眉,欢场陪笑。见到东坡在场,她先是以扇遮面,后便洒泪巾袖,十分凄惨。东坡见此情形,依照前韵,为她又写了一首《西江月》,用徐大受已在“瑶台阆苑”进行宽慰。由此可见,苏轼在流放途中,看到身如飘蓬的歌妓,更是满腹同情。    
    东坡被贬黄州及辗转回朝期间,还有两个女性必须提及:一是黄州官妓李琦,二是好友王巩的侍妾柔奴。    
    李琦亦被记作李宜,宋人笔记里,曾有如下两则记载:    
    东坡谪居齐安(黄州别称)时,以文笔游戏三昧。齐安乐籍中李宜者,色艺不下他妓。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诗曲者,(李)宜以语讷,不能有所请,人皆咎之。(东)坡将移临汝,於饮饯(别)处,(李)宜哀鸣力请。    
    (东)坡半酣,笑谓之曰:“东坡居士文名久,何事无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    
    ——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    
    东坡在黄冈,每用官妓侑觞,群姬持纸乞歌诗,不违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独未蒙赐。一日有请,(东)坡乘醉书:“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琦?”后句未续。    
    移时,乃以“却似城南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足之,奖饰乃出诸人右。其人自此声价增重,殆类子美(杜甫)诗中黄四娘。    
    ——周煇《清波杂志》卷五    
    两则杂记,内容虽然相近,却各有侧重。前篇对李宜不善言辞的性情描述甚为详细,后则对东坡回应的记载,极富戏剧性。一首小诗,对东坡来说,信口便可吟得,然而对一介歌妓来说,能得到他的一番赞扬,立即身价百倍,说不定会因此而改变命运。    
    柔奴是著名画家王巩(字定国)的侍妾,王巩因与苏轼私交甚好、往来讥讽诗文过多,被贬到岭外宾州(今广西宾阳)监酒税,三年之后才被允许北归。东坡与他相见后,发现王巩神情不减当年,除了自身性情豁达外,身边的柔奴的慰籍起到很大作用。请看苏轼自己的记载:    
    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时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定风波》(并序)    
    柔奴虽系女流之辈,却能随遇而安,以笑容面对凶险,持有这种心态,南国的炎热也被她的一曲清歌变作清凉之境,东坡不仅将友人的身体康健、容颜年少归功于她,还将其称赞为上苍赐给王巩的最佳伴侣,难怪当时有位自称“皇都风月主人”的名士,在《绿窗新话》里记载说,有了东坡这首词,柔奴便获得“点酥娘”别号,在京城里声名大噪一时。    
    苏轼自“元祐更化”回朝之后,官位越来越高,生活环境也由漂泊无依变为身置锦衣玉堂,他与当时的达官贵人一样,也在身边添置了三四个侍妾,侑宴歌舞,迎来送往。    
    吕居仁在《轩渠录》中载道:    
    东坡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客,即云:“有数个搽粉虞侯,出来祗应。”    
    有人将苏轼的这种生活境遇放在他早年通判杭州时期①,显然欠妥。“虞侯”乃宋代禁军中地位仅次于十将的武官,多在枢密院承办杂务,东坡只有身在翰院时,称身边“应”杂事的人为“虞侯”才合情理。“搽粉虞侯”虽是戏语,却也透露,在他眼里,这些侍女颇有地位。    
    元祐四年(1089)之后,苏轼曾出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太守,此际他年在五十四至五十九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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