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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论日本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及其对地区经济合作战略的影响+-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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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中“欺侮事件”(bullying)有增无减,女中学生流行“援助交际”,拦路抢劫和上门
撬窃等犯罪率呈明显上升趋势;文化方面:最大的丑闻,莫过于伪造地质考古年代②。 

若把以上各个方面的“事实”归拢起来,作为本质性的东西加以判断和解释,得出类似
经济意义上的“失去的十年”的结论的话,则显然是误读了“社会事实”(fait social) 。“社
会事实”(fait social)是不可还原为个人的一种独特的(sui generics)实在
'Durkheim;E。;1895;1919'。将“社会事实”作简单化处理,其背后恰恰反映出对日本最近十
年的“社会事实”缺乏一种理性的解释,而仅仅停留于一种经验解释中。而一旦这种经验性
的解释通过新闻媒体加以一般化,“社会事实”就有可能变成“政治事实”,导致政治上相互
难以沟通。 

在解释“社会事实”(fait social)的过程中,Geertz;C。 '1973'的文化诠释论似乎可资参考。
这并非是排除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解释,也不是随意把这种解释扩大化,而是一种文化解释。
在文化解释中,对一个“社会事实”,不是像政治学或意识形态那样区作出鲜明的、排他性
的价值取舍,也不是像经济学那样由数据多少来判断其价值或优劣,而是先对其作出描述性
的理解(verstehen)③,然后才有可能进行解释。简单地说,对一个一个的“社会事实”尽可
能多地作出具体描述,只有这种描述才有可能达到理解(verstehen),然后再在这种理解上加
以解释,而整个解释过程则始终容许存在多元的价值取向。由此,文化解释留给解释者理解
…解释的空间是很大的,情况颇类似于思想史研究中,主体(思想研究者)对客体(思想)
的解释,并非只是对客体的一种重复,对客体的解释是多重和多种的,主体需从中加以选择。
而这种“文化诠释论”与本文所提出的全球化中的“反思文化”之间,可以说存在着某种关
联。 

 


① Giddens;A。 '1990;1991'较早提出“反思性”的概念。后来Beck;U。;Giddens;A。; Lash;S。 '1994'三人作为一
个共有的分析概念的词就是“反思性”, 他们以“反思性的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 一词来超越
或调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而Bourdieu;P。 '1992'也使用“反思性”一词,但意思上不相同,有差异。
反思(性)的(reflexive)、反思性(reflexivity)等词尽管释义上有差异,但以此为分析概念,可用于解释全
球化中的文化现象。此外,将reflexive和reflexivity分别译为“反思(性)的”和“反思(性)”未必妥帖。
reflexive的词源:ML reflexivus reflected;turn back;fr。L reflexus (past part。 of reflectere to reflect '英汉辞
海,1988'。Reflexive译作①可以折回的;②a反省的 b。能反射的;③〈逻辑学指关系〉存在于一实体与
其本身之间的(下略),而Reflexivity可译为反射,反省'同上'。 

② 随着二战结束,对日本文化的“现代性”重新检讨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个文化重建运动。丸山真男'1952'
的“现代主义”就是日本现代性的一种“反思性”的行为。鶴见和子'1977'提出了一种本土化的和“反
思性”的社会理论,这一社会理论标志着日本现代性解释体系的成熟化。 

“全球化–地方化”中的“反思文化” 

 

首先,在把握作为全球一体化特征之一的“反思性”(reflexivity)的一般特征的基础上,
解释日本文化在“全球化…地方化” (glocalization:globalization…localization)中的“反思性”
①。第二,这种“反思性”是文化的内在机制之一,需要精英层有选择地去操作,只有在
这种操作下才有可能解释出“个别化”中的“反思性”。第三,经过操作和解释的“反思性”
还原为文化构造时,“反思文化”(reflexive culture)便得以确立。这里不作理论上的详细
分析,而是将上述的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解释“社会事实”(fait social)。现在需要
回到主题来探讨全球化…地方化中的“反思文化”,并以此作为日本经济衰退中的最为重要的
文化特征之一加以把握。 

“反思文化”是源自现代性(modernity),还是出自“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是个
要点。关于现代性(modernity)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孰先孰后的争论,Giddens;A。 '1990'
主张“从现代性到全球化”,强调“现代性与前近代的非连续性”;针对此论,Robertson;R '1992'
认为,“从现代性到全球化”的说法实际上暗示了世界上只存在一种类型的现代性,他则主
张“现代性源自全球化”,强调“现代性与前近代的连续性”,强调多数的和不同类型的现代
性。因此,将“反思文化”看作是“全球化”的结果的话,一是提示“反思文化”也存在着
多样性和个别性,二是放宽“反思性”一词所指的时间范围,即“反思性”不仅仅是最近十
年来的一种文化特性②。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反思文化”与“传统”和“本土化”(indigenizaion)
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第一,是“反思文化”与“传统”的关系。传统通常是由再构而持续,
既是旧的东西,同时也是被更新了的新东西'Hobsbawn;Eric and Terencer Ranger 
(eds);1983'。“现代”可理解为出自于“传统”的自行更新机制,即随着“现代”的出现,“传
统”中的缺点和弱点会被弥补'Huntington;S。P。;1976'。从上述解释中,可以看出,“传统…现
代”是一个层面的不可割裂的两个部分,而“反思性”就像另一个层面上的“全球化…地方
化”一样,是穿梭于其间的东西。第二,“反思文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本土化”本来
也是“传统…现代”中的一种形式,其机制主要还是从“传统”中来解释“现代”,或者将“现
代”化作“传统”来解释。而“反思性”的机制则是在“全球化…地方化”中,以“全球化”


①“有事法制”的提出和研究起源于1977年的福田内阁。2003年6月6日,日本参议院通过了《应对武
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自卫队法修正案》等3项“有事法案”。2004年5
月15日,在自民党、公明党、保守新党三执政党和民主党的赞同下,该法案又获得日本众议院的通过。 

② 2007年1月原防卫厅已经翻牌成为防卫省,标志着日本政治结构与军事体制的重大转变,为修改战后
宪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③ 冷战以后,Huntington;S。P。 '1996' 指出,政治上的“走势”将以文明…文化之间的冲突为主轴来展开,
并警告伊斯兰社会是当今世界中正在崛起的一种具有挑战实力的文明…文化之一。若从“9。11”事件的结
果来看,似乎验证了Huntington;S。P。的政治学解释中文化解释的合理性。Huntington;S。P。解释中所应用
的几个关键词是文明…文化、冲突等。而本文在解释日本经济衰退中的“社会事实”时,提出以“反思性”、
“反思文化”、“全球化…地方化”等概念来构筑解释体系。当然,这就需要对大量的“社会事实”做出实
证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证实“反思文化”的存在。但这里最重要的不是数据的一般分析,而是从理论上
大胆提出一种假设。 

④ 山田辰雄(原庆应大学法学部教授)就历史教科书问题谈了以下看法:我一直认为中日双方在讨论历
史问题是首先有必要依据历史事实冷静地讨论。此时要求日本人持以一种坦率的态度,承认过去的历史。
我认为,中国的研究者在谈论历史问题时,同样也需要有一种对等的态度。为过去侵略过中国而感到痛
心的日本人也为数不少,一个证据就是有问题的历史教科书采用率不到1%,我认为中国研究者在批判侵
略战争时,也须对此有所考虑。'“中日关系中人与文化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济大学亚洲太平洋
研究中心和日本日中关系学会共同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2003年11月23~24日' 

为准则,以“地方化”来加以实践。由此,“本土化”和“反思性”都是一种调和或协调的
手段,但其机制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 

 

“反思文化”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 

 

 依照上述的概念分梳,以下就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或还没有提到过的“社会事实”进行分析
和解释。就政治上的敏感问题而言,最早由教科书问题,较近则有“有事法案①”、修改“宪
法第9条”、从PKO(联合国维和机构)到PKF(联合国维和部队)、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②,
以及内阁成员包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对这些问题,日本舆论的普遍看法可能与我们
的估计截然相反,或者差异较大。面对这些“社会事实”, 若仅仅嗅出右翼势力的抬头和扩
大,恐怕远远没有把“社会事实”解释清楚。如果右翼势力的观点与一般舆论是大致相吻合
或接近的,那就需要我们去重新解释“社会事实”。这并不是要否定右翼势力的抬头和扩大
这一事实,而是在一种文化解释中去找出新答案。这样做要比纯粹的政治化解释更有意义。
第一,政治学的解释离不开文化解释,只有这样,政治解释才更有深度和广度。第二,文化
解释不带有鲜明的、排他的价值取向,但这并非无价值基准,而是基于理性意义上的一种“真
实性”(ture)来完成的。第三,文化解释不但可以解释政治,而且可以预测政治的“走势”③。 

 本文认为,扶桑社历史教科书引起轰动④,“有事法案”出笼,修宪论成强势,从PKO
到PKF、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国会议员及政要正式或非正式、个别或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等,
问题的背后是一种“反思性”的文化机制在起作用。这种“反思性”的文化机制在日本经济
起飞时期或者在经济成长期和顶峰期则表现得较为微弱和隐蔽,而到了泡沫经济出现时,则
开始转强和日趋明显。或许可以把“反思性”的文化机制比作周期性出现的东西,比如战败
后的一段时期,也有过以丸山真男'1952'为代表的“反思性”的文化行为,后来也出现过鶴
见和子'1977'的“反思性”的社会理论。但是,这不是“全球化…地方化”框架里的“反思


性”,而是“传统…现代”意义上的“反思性”。“全球化…地方化”框架里的“反思性”严
格地说是最近十年来的产物。“反思性”作为一种“风险意识”,对个体或国家无时不在起
着作用。 

日本在转变为普通国家的过程中,上述的政治行为有可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在“全球
化”的大环境下,通过“解释”、“参与”、“规范”、“程序”,重新确认“地方化”。
所谓“解释”便是重新解释历史,修改教科书;所谓“参与”就是从PKO到PKF;所谓“规
范”便是将参拜靖国神社制度化,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所谓“程序”,就是修改宪法第9
条,提出“有事法案”等等,重新确认和强化这种“地方化(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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